“情感中心”：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随札

□李成晴

一

1925年，六十一岁的茹经老人唐文治在《自订年谱》中反思道：

余向主道德教育，迨阅历世变，始悟性情教育为尤急。

到了翌年，唐文治在《<南洋大学三十周年纪念征文集>序》一文又重提性情教育的新定位：“故夫有真性情，而后有真学问、真事业。余向主道德教育，及今思之，与其为道德高远浑噩之谈，毋宁言性情教育悱恻感人为得也。”唐文治一向认为道德、性情为人材之二维，“学问必本之性情，然后可谓真学问；经纶必根之德行，然后可谓大经纶。”至于孰先孰后，则唐氏一贯以道德为先。直到亲历清末民初十几年间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他才重新思考性情教育之价值，作出了如上论断。于是，在唐文治教育理念的体系中，“性情教育”被提升为传道受业的中心轨辙。唐文治认为，性情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情者，性之用。状东方之色，悱恻缠绵而不可解者也。无情则无性，无性情则不可以为人。孔子论《诗》，曰兴观群怨，曰温柔敦厚，皆性情为之也。”性情厚则可以培其本：“教育之道，一曰性情，一曰知觉，性情厚所以培其本，知觉灵所以广其用。”在另一位儒学大家钱穆看来，如果一定要分辨性情与道德的优先级，则性情确为道德之源：中国人看性情在理智之上，有性情激发出行为，那行为又还是再还回到自己的心上，那便叫作“德”。一切行为发源于己之性，归宿到自己心上，便完成为己之德，道德发于性情。

有意味的是，先于唐文治三年，梁启超也在1922年通过几次演讲集中阐发了其“情感中心”说。1922年年初，梁启超养病在家，以读陶诗自娱，竟撰成《陶渊明》专著一部。也就是在本年，梁启超执教清华学校，应文学社之请，作了题为《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的系列讲座；同年5月，他在诗学研究会讲演《情圣杜甫》；同年11月，他又在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屈原研究》。梁启超选取这几个课题，意在开掘中国古典的情感论，从而对国族有淑世之效。

二

1901年，蔡元培在《哲学总论》中引入“美育”概念，认为美育具有情育的本质，主张“以美育代宗教”（《以美育代宗教说》）。二十年后，欧游归来的梁启超也围绕“情感中心”提出了一系列的美育理念，比如“情感教育”“趣味教育”“移人”等。在梁启超看来，情感教育的最大效能，便是情感的养成：“艺术家的责任很重，为功为罪，间不容发。艺术家认清楚自己的地位，就该知道：最要紧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极力往高洁纯挚的方面，向上提挈，向里体验，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演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欧游时，梁启超曾与伯格森有过一次“长时间之问难”，这堪称是两位东西方文化巨子的一次思想碰撞。归国后，梁启超治学主张有益人生而论文学强调情感，“均可溯源及此”。论者或曰，梁启超的“情感”论，是对中国传统“感物”说与伯格森“直觉”说的创造性融合。

梁启超曾提及，“古来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是注意情感的陶养，老实说，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无论古今，从事情感教育的首要目的，“不外将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与此相照应的是，梁启超所标榜的“情感”大家，如陶渊明、杜甫，也在文学层面将情感有着淋漓尽致的发摅。是故，梁启超目杜甫为“情圣”，称其诗为“情诗”，称屈原则是“情感的化身”，称陶渊明是“缠绵悱恻最多情的人”。梁启超之称杜甫为“情圣”，并非一时兴到之语。古代诗评，便称杜甫为“此老钟情之至”。梁启超认为，杜甫之所以成为公认的“诗圣”，其内在支撑在于他在情感层面的真诚与深情，而杜诗更是“直写真情至性”的典范之作。他每买到一种新的杜集版本，总是欣喜不已；在答《清华周刊》记者问时，他也把《杜工部集》列入留美学生应带的书目之一。

“情感中心”“性情教育”，皆可在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中找到充分的依据，比较典型的如郭店竹简提出的“性情”说：“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便可证明在先秦时期已对性情问题有了颇为深入的思考。从屈原《惜诵》的“发愤以抒情”，到《诗大序》的“吟咏性情”，再到陆机《文赋》的“诗缘情而绮靡”、王衍的“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可以见出中国的文学传统中也有着重“情”的鲜明脉络。

梁启超谈艺尚“情感”，论“情感”则尤重“含蓄蕴藉”，诚如他的譬喻所体现的：“向来写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蕴藉的原则，像那弹琴的弦外之音，像吃橄榄的那点儿回甘味儿，是我们中国文学家所最乐道。”（《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实际上，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文论的“隐秀”之说颇有神理相通之处。从“情感中心”的立场出发，梁启超对文学史上的诸多问题形成独具只眼的判断，比如他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指出，吴伟业的佳作，有时并不在“梅村体”之列，像《悲歌赠吴季子》“人生千里与万里，黯然销魂别而已”，便是一例。

值得深思的是，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情感中心”，也有着回应新文化运动文学进化论的动机，诚如他说“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这就辅证了其观点：“新事物固然可爱，老古董也不可轻轻抹煞。”（《情圣杜甫》）同一时期，在科学与玄学论战中，梁启超也作为玄学派主将发论，认为人类生活除了理智之外，还有情感，情感“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在学术著作中，梁启超也触处发挥此旨，比如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盛赞戴震的“情感哲学”，且评价《孟子字义疏证》曰：“综其内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近代以来，尽管不少学者意识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美感特质，但囿于理论体系的先天缺失和概念术语的缺位，创获甚少，因此，梁氏论撰从理论的归纳与提取层面来看，便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三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讲演的出现，标志着梁启超晚年决绝地走出了自己从前的“诗界革命”主张。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梁启超对诗歌内核的把握在于“情感”：“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是宇宙间的一种大秘密。”（《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作为“表情之具”的诗歌，其任务即是用情感来激发人。《<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1920）《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1924）《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等“为文学而文学”的理论便是此后不断“酝酿发酵”的产物。在这期间，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典诗歌中所体现的“‘纯中华民族文学’的美点”，提出了著名的“情感中心说”。

“情感中心说”有一个认识前提，那就是梁启超宏观判断欧洲百年物质、精神的变化，“都是由‘个性发展’而来。”（《欧游心影录》十）个性本于天赋，而情感则需涵泳。梁启超尝论诗人“最紧要的工夫，是要修养自己的情感”，“自己腔子里那一团优美的情感养足了，再用美妙的技术把他表达出来，这才不辱没了艺术的价值。”（《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因此，“不能从单纯审美的角度来理解，而应放在梁启超后期在欧洲现代精神危机的参照下，所进行的个体德性启蒙的规划这一背景下来探讨”。

从“诗界革命”到“情感中心”，并非简单的善变。实际上，有关梁启超的思想与行止，“流质易变”的理解障碍已经被学界廓清，学界尤其认识到梁氏在文化选择与建构的艰难历程中所秉持的开放包容之文化品格。梁启超的每一次“易变”，并非是对过往主张进行完全的颠覆与摧破，而是省思之，损益之，汲取旧说中的心得之处，纳入新的言说体系之中。

梁启超于1924年《致史地学会同学书》中曾表达过“拟作《民族醇化与文学》”的计划，这个没有付诸笔端的论题，逗露出了梁氏对形而上层面的“诗界大革命”的期待。在梁启超的理念中，走出“诗界革命”，实际并不意味着文学“启蒙”功能的实现，但又不得不走出，因为欧游前后闻见对其思想的冲击，使他认识到重估传统文学“情感”“趣味”价值的紧迫性。走出“诗界革命”之后，去向在哪里？那就是走入全新的“诗界大革命”：期待通过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来提振民族精神，促成民族气质的“醇化”；期待文士涤除文学的功利目的，纯粹地“为文学而研究文学”；期待经过“国家百数十年之平和发育”之后，能有杜甫、白居易那样的文学大家“出乎其间”；期待通过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来提振民族精神，催化民族气质的“醇化”，“不致和共同意识生隔阂”。经过了政体的“平和发育”以及民族的“醇化”，则到了文学大家出世的时代，这便是梁启超走入中国“诗界大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四

《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其实是梁启超在清华学校的讲演稿。据梁实秋回忆，梁启超在讲《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他的讲演是预先写好的，整整齐齐地写在宽大的宣纸制的稿纸上面，他的书法很是秀丽，用浓墨写在宣纸上，十分美观。但是读他这篇文章和听他这篇讲演，那趣味相差很多，犹之乎读剧本与看戏之迥乎不同。”熊佛西曾回忆当时“看戏”时的精彩之处说：“先生讲学的神态有如音乐家演奏，或戏剧家表演：讲到幽怨凄凉处，如泣如诉，他痛哭流涕；讲到激昂慷慨处，他手舞足蹈，怒发冲冠！总之，他能把他整个的灵魂注入他要讲述的题材或人物，使听者忘倦，身入其境。”梁实秋《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一文，还记述了梁启超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时的情景：“先生的讲演，到紧张处，便成为表演。他真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这次演讲，给听讲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梁实秋、熊佛西之外还有曹禺。曹禺曾自述，他正是因为听了梁启超《情圣杜甫》的演讲，受到“启发而读杜诗的”。梁启超用极富情感的讲演方式解读了中国韵文里的情感，在讲演现场乃至报章刊出之后，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直到今天，我们在《饮冰室合集》中读梁启超的这一篇讲演文，比较适合的方式仍是出声地念诵，甚至可以“设身处地”去体会梁启超在做讲演时的充沛情感。

以《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为代表的一组讲演稿刊布之后，很快就在民国知识界被推为经典。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梁任公《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时，特意收录《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正如卫士生、束世澂《序言》所强调的那样，“讲做韵文的方法，登在去年《改造杂志》上，必须参考的。”梁启超《屈原研究》《情圣杜甫》等篇，也都曾被收入民国的国文课本。熊希龄撰《杜诗精选》，也是首载梁启超《情圣杜甫》一文。从学术史来看，梁任公在演讲中所拈出的“韵文”术语，也渐为学界所接受，影响所及，便是龙榆生于十二年后撰成的《中国韵文史》。

对于《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学界也多有人予以回应。任公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弟子朱右白的诗文理论便多有发挥师说之处，注重抒发真性情；罗根泽著《乐府文学史》亦屡引师说，其中便高度肯定任公对北朝乐歌情感“没遮拦”的评价。龙榆生《清真词叙论》曾援引任公“吞咽式”表情法之说，认为还应关注曲调本身对音节的限制；程千帆则认为任公对《春江花月夜》的评论显得“平庸”；钱基博曾指出，“启超论文之旨，则具见于《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两文。”两文分工，前文“所以治情感之文”，后文“则论记载之文与论辩之文者也”。多年以后，余光中重读《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也认为梁启超与钱锺书是最懂李贺的学者，且推崇任公有“敏锐的直觉”。

（作者是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