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 哈斯巴根：传教士与康熙朝蒙古舆图的绘制

摘要：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次经纬度测定和舆图绘制活动，其结果就是代表当时世界最高水准的《皇舆全览图》的完成。此次活动主要由雷孝思、白晋、杜德美等耶稣会传教士具体负责完成。在当时实测过的全国631处地方的经纬度中，蒙古地方就占据了93处。从最近公布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河套图》、《色楞厄河图》来看，此次测量的准确度很高。

康熙四十七年(1708)至五十七年(1718)，清廷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次经纬度实地测量活动，在此基础上绘制完成清代最早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该图的蒙古分图囊括了几乎全部蒙古地区的较为详细的地名信息，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也引起了清代以来边疆学界的关注。但有关此次蒙古地区实地测量的时间、参与人员、具体地点及舆图的版本等问题，目前还不是很清楚。本文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并对有关蒙古分图的史料价值作出初步判断，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传教士参与的蒙古地区实地测量

17世纪末18世纪初，即清朝打败准噶尔部噶尔丹以后，其版图得到进一步的扩展和巩固，以康熙为首的统治集团对疆域及其地理知识的需求也日益迫切。这就是康熙晚期大规模测绘地图的社会、政治背景。

法国人杜赫德神甫(J.B.Du Haide)在其编纂的《中华帝国和蒙古地理、历史、编年史、政治与自然状况的概述》(1735年巴黎出版)一书的序言中，根据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记述了这次测绘工作的相关情况。其中一部分是直接摘录参加测绘的雷孝思神甫的报告，可谓第一手资料。[1]其言:“测量始于西历1708年7月4日，即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六日。白晋神甫(P.Bouvet)、雷孝思神甫(P.Regis)和杜德美神甫(P.Jartoux)担任确定隔断中国与鞑靼地区[2]的著名的长城的确切位置，这包括大量重要的地点:进入帝国的各个城门和与此并存的如此众多的堡寨。这也有助于确定以长城为界的北方各省以及这些省毗邻地区的经度。进行两月后，白晋神甫患病。雷孝思神甫与杜德美神甫继续工作，直至1709年1月10日才返回北京。他们带回的地图长逾15呎。此图不仅展示了长城依峙地形或雄踞高山之巅、或深藏幽谷之底的迂回曲折，而且标明了所有的山脉、约300个大小城门、全部堡寨包括那些虽距长城较远但纯系与附近堡寨互为犄角的军事据点。总之，长城两侧邻近各地的位置以及大小河流、津渡都已一览无遗。”[3]可见，实地测量工作是在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开始的。从资料的描述情况看，当时很可能在测量长城及其附近地区的地理位置的同时，对相近的内蒙古地区也进行过测量，并绘制出地图。

据考察，白晋、雷孝思、杜德美都是法国籍传教士。[4]他们在天文地理和测量方面都受过一定的训练。蒙古地方的实地测量工作主要是由他们几人及德国籍的费隐神甫等人共同完成的。据文献记载:“1709年5月8日，雷孝思、杜德美神甫和遵旨同行的日尔曼神甫费隐(P.Fridelli)，自北京启程去东鞑靼测量，该地是目前统治中国的满洲人的发祥地。”[5]这数月的工作进行的比较困难，但最终测量到黑龙江的入海口。“总之，从45度至40度纬度之间所有汉人称之为藏鞑子(TsnTa-se)的蒙古王公的领地都已包括在内。神甫们是在40度处折回的。”由此可知，当时也测量了与东北地区接壤的部分蒙古王公的领地，《皇舆全览图》中包括呼伦贝尔及以北蒙古地区，也证明了这一点。此次测量深得皇上赞许。[6]

1710年7月，皇上再次命这些传教士向萨哈连乌拉进发。[7]“萨哈连乌拉(sahaliyanula)”是“黑龙江”的满语名称。“他们从位于纬度47度24分30秒的齐齐哈尔城返回时，得以从北至南连续测量了几度纬度。这一带平原辽阔，一望无际，毫无树木、庐舍，稍大的河川亦甚少见。当地蒙古人随地掘井，汲水饮用。他们的帐篷与牲畜都随季节、逐水草而迁徙。是图12月制成。尽管图上颇多空缺，皇上仍感满意，因为这使他得以了解这块新的领地，而该地对大清的安宁是如此重要。”[8]笔者推测，这次测量到的蒙古地区可能指黑龙江附近的哲里木盟杜尔伯特等部。

从1711年开始，为加快测绘的速度，将测量队伍分为两队。“杜德美与费隐神父偕三月前来华的奥古斯丁修士潘如———该人在欧洲已以其学识渊博闻名———出长城直至哈密府的治所哈密，测定了被称为喀尔喀鞑子的几乎整个鞑靼地区。他们循官道经陕西、山西返回。在距哈密不逾90里格[9](每20里格相当于经度1度)处，有为护卫长城而设的要塞———嘉峪关，他们由此进入中国，至1712年1月始返回北京。”[10]此处所谓“被称为喀尔喀鞑子的几乎整个鞑靼地区”应指当时归附清朝不久的漠北喀尔喀蒙古地区。

据《清朝文献通考》，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令钦天监将蒙古及哈密昼夜节气是可照新图推算增表。礼部议科尔沁等二十四处蒙古节气、太阳出入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照理藩院旧地推算。今新地图系用御制新仪测得北极高低、经纬度数丝毫不爽，迥非旧图可比。嗣后俱照新图推算，又钦天监推算各省皆以省城为准，今新向化诸蒙古及哈密厅以有城池及有房屋之地为准推算增列，从之。其增载之名一十有五，曰布咙堪布尔噶苏台，曰额格色楞额，曰桑锦达赖，曰肯特，曰克噜伦巴尔城，曰图拉河汗山，曰喀尔喀河克勒和硕，曰鄂尔坤额尔德尼昭，曰崆格扎布堪，曰推河，曰翁吉，曰萨克萨克图古哩克，曰固尔班赛堪，曰哈密，曰阿拉善。”[11]这段记述反映的应该就是本次测量的情况。据说在旧图上又新增加了15处地名。这些是新测量到的结果，除了哈密和阿拉善之外，都是喀尔喀地区的地名。这也可作上述传教士记载的佐证。

至此，康熙年间的实地测量工作中的蒙古部分已经告一段落。据杜赫德书中所载《耶稣会传教士奉康熙皇帝圣旨绘制中华帝国地图所用部分纬度(观测所得)及经度(几何测量所得)表》，共有631处，其中西鞑靼93处。[12]所谓的西鞑靼就是指蒙古。这就说明在新地图中蒙古部分内容新增加了93处，占整个新增加信息的近15%，远高于其他省份或地区。

二、对蒙古分图的考察

近期重印的《皇舆全览图》，包括蒙古在内的边疆地区地名大部分都用满语注记。又据介绍，伦敦英国图书馆藏《皇舆全览图》1721年木刻版分幅本，32副合为一册。每幅各具图题，地名注记全部用汉文。可知《皇舆全览图》的版本众多，并不尽相同。李孝聪先生介绍后一种版本时说，其中有《河套》和《色楞厄河》2个蒙古分图。[13]但是以往在国内很难看到这些蒙古舆图。然而最近情况发生了变化。北京大学图书馆把馆藏的彩绘版清代地图汇集成册，名为《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作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图录丛刊之一公布于众。[14]上述两幅蒙古舆图的彩绘版也被收进该书中。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最早的清代蒙古舆图。在此拟据此版《河套图》和《色楞厄河图》进行初步的考察，以期对《皇舆全览图》中所表达的有关蒙古地区的地理知识有所评价。

《河套图》被归类于该书的“行政区划图”内，编辑者的评价是“这批地图原来是康熙五十八年绘制完成的《皇舆全览图》的各省区分图底本”。[15]接着又解释:“年代:康熙五十八年;尺寸:纵37厘米，横21厘米。佚名绘，硬纸折装，无比例尺，有经纬线。此图是康熙五十八年(1719)敕绘本分图之一。主要反映了清初黄河内蒙古流域的山形水系和重要城市、驿站的分布。其所标地名与现今情况有很大差别。”[16]

清代为了治理黄河费了很大的财力、物力，也绘制了黄河流域各个段的多份舆图。康熙二十二年(1683)，“谕大学士等，朕观靳辅所绘黄河图，淮黄交会之处形势颇相吻合。其河北一带，于所题本章矛盾者甚多，应令工部行文总河，详加绘图送进。其各省地图应行文该地方官绘送兵部，以备披览。至塞外地名，或为汉语所有，或为汉语所无，应察明，编入《一统志》。”[17]五十六年(1717)，又一次派人前往青海，对黄河河源地区的山川地形做了测量，回京后绘制了《黄河发源图》，成为《皇舆全览图》的分图之一。或许该汉文《河套图》是作为黄河流域图的组成部分而绘成的。因为该图主要关注点不在行政区划，而在山川地理上。联系上述测量日志，河套附近地的测量工作应是在1708年实测长城附近地方时或1711年实测哈密和喀尔喀地方时进行的。

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该地区应该是“伊克昭盟”，而“河套”是指黄河的大弯处。从明中叶以来，黄河河套地区是蒙古鄂尔多斯部居住的地方。17世纪30～40年代清朝归并该地区后设置六扎萨克旗(后增一扎萨克旗)，至康熙初又建立固定的会盟制度，命名为“伊克昭盟”。但图中未留下行政划分的痕迹，相反对河套地区的自然景观反映得颇为详细，为黄河河套的变迁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人文景观方面，康熙末年的归化城附近社会状况也在该图中得到反映。尤其是初期汉族移民来到土默特地方定居，形成了一定的村落规模，如黄河北岸的萨儿几(后来称为萨拉齐)村的出现等情。而在此地置协理笔帖式办理蒙汉事务是雍正十二年(1735)以后的事情。

该舆图的另外一个关注点在于驿站，蒙古地区的驿站是在17世纪90年代清与准噶尔战争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其中当然隐含着国家统治的军事、政治意义。1696年，清军三路征讨准噶尔部噶尔丹，西路军越过阴山山脉横穿戈壁进入翁金河流域。清初，通往喀尔喀地区的驿站就是在此进军路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具体经过路线是:由归化城向北越过大青山，渡昆都伦河到库库额里根(武川)附近后，折向西北经过乌兰察布盟喀尔喀右翼旗境，由乌拉特旗北境察罕虾马儿地方越内外蒙古边界渡戈壁到喀尔喀南部郭多理地方。驿站名次序由南往北为:昆都伦、克楚、爱毕哈、齐几儿汉、特木儿、布儿哈苏太、五郎厄儿几、古儿板哈沙图、察罕虾蟆儿、乌尼兔、波罗苏海、察罕厄尔基、马尼图、傲石溪、家哈、巴儿哈孙、搜几、察布雀儿、格德儿古、郭多理等20个驿。17世纪末清朝对这条驿道进行过调整，由郭多利附近无赖扎喇地方同原来向北到翁金河东岸渡口的进军路线分道，向西北已经延伸到推河流域。由于这条路在当时战争中对清朝起过重要作用，有时把它叫做灭噶尔丹之路。在本图中标注了该驿道的奔巴图、厄儿永图、盔吞、巴扎儿等头几站的驿名。[18]因此，我们不仅从图中清楚地看到驿站的位置，也不会把盔吞、巴扎儿两个驿站误合成为一驿来看待。这对了解清初蒙古地区驿站的动态情况，以及研究其变化来说是很宝贵的。

另一个汉文地图是归类于“江河水利图”的《色楞厄河图》，根据前述测量情况估计该图是由杜德美、费隐在1711—1712年间测量绘制出来的。据编辑者介绍:“年代:康熙五十八年(1719);尺寸:纵111厘米，横124厘米。佚名绘。纸本设色，硬纸折装。此图是康熙五十八年敕绘的《皇舆全览图》的彩绘本分图之一。色楞厄河现译作色楞格河，发源于蒙古杭爱山北坡，向北流经蒙古北部，注入今俄罗斯贝加尔湖(此图中标作“白喀尔鄂模”。“鄂模(omo)”是满语“湖”的意思)”。[19]该图无比例尺，有经纬线，详细测绘了色楞格河的水道源流、分合、归宿等情况。堪称蒙古地区最早的、最详细的河流地图。

18世纪中期，齐召南官翰林时纂修《水道提纲》。当时齐召南在一统志馆应该看到《皇舆全览图》等资料，其有关色楞厄河源流的记载想必也参考过《色楞厄河图》的刻本或摹绘本等。其言“漠北水之入北海可知者色楞格最大，源发杭爱顶以南。凡鄂勒白稽山、枯库岭、忒呵都伊岭、乌可克岭以东杭爱尾及都兰喀喇山、杭亦哈马勒山与杜兰喀喇山，阿不达拉太山以北大兴安山、大小肯特山以西数千里川泽俱汇而北潴为白哈儿湖”。[20]笔者将以上的文字和《色楞厄河图》对比后发现，齐召南所说与本图基本吻合，但图中没有标注枯库岭、忒呵都伊岭、乌可克岭等，可能属于齐氏参考过的其他资料。当然，今天看来《色楞厄河图》与实际情况有些差别，但图中表现出的色楞格河流域的大大小小山脉、河流的情况，应该说已经达到在当时技术背景下的很高水平。该图颇为具体、准确地描绘出了该河源流的走向、分支等，为其后的研究和生产生活实践提供了方便。

一个世纪后，何秋涛撰写《朔方备乘》“色楞格河源流考”时，引用齐召南的话后评论道:“色楞格河，《水道提纲》载有六源，最北源曰哈喇台尔河。出杭爱山顶西南麓，即《会典图》说所云德勒格尔河。《瀚海集》所云哈拉达尔河也。次北源曰布克谁河，即《会典图》说所云布克绥河也。南源有四，一曰厄得勒河，即《会典图》说所云伊第尔河。《瀚海集》所云伊得尔河也。次南曰齐老图河，与《会典图》说同名。即《瀚海集》所云贰吉兔察罕脑尔河也。又次南源曰乌里雅台河，即《会典图》说所云特尔克河也。最南源曰阿济勒克河，即《会典图》说所云阿集拉克河也。惟《会典图》说以齐老图河为正源，不取《水道提纲》六源并发之说。盖水之入东海者以最西之源为正源，则水之入北海者自应以最南之源为正源。就南源中论特尔克河、阿集拉克河皆细流，不足当正源之目。惟齐老图河初发源即锺为巨泊周数十里，其为色楞格之上源无疑。今谨遵之以为定论云。”[21]看来何秋涛取《会典图》说法，以齐老图河为正源，而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似乎又回到齐召南之说。[22]

另外，观察《皇舆全览图》蒙古部分后还能看到，有些地名与图理琛的《异域录舆图》相符，可见绘制前图时也参考过后图。总之，这更有力地证明，当时绘制的《皇舆全览图》蒙古部分，是在充分占有前人著书和舆图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实地测量得出的。

李约瑟对《皇舆全览图》的评价很高。它说该图“不但是亚洲当时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的所有欧洲地图都更好、更精确”。[23]通过上述对蒙古部分地图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

结语

上文考察了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康熙朝测绘全国地图时蒙古地区分图的情况。元明以来流传下来的中原绘制的部分蒙古地区的舆图及其所传达的地理知识，也不断影响着清初地图的绘制及其他地理类著书的编撰，康熙《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也不例外，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实地测量和传教士的参与。康熙年间的白晋、雷孝思、杜德美、费隐等，在蒙古地图的绘制中都发挥出了各自的才能。正因他们的参与及先进技术的运用，当时绘制出的舆图信息在数量和准确度方面，远远超出了之前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地图，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期的官方主导的地理学、地图学著作。

统治者掌握科学技术或许无可厚非，遗憾的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测绘成果《皇舆全览图》只是深藏皇宫内府作为密件保存，直至20世纪初才得以公布。康熙时虽然绘制出了出色的蒙古地区地图，但这些辉煌对蒙古本土的影响微乎其微。这从现存乾隆初期的河套附近图即鄂尔多斯地区地图和清末绘制出的盟旗地图中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我们对照相差一个半世纪的鄂尔多斯地区地图后没有看出其技术上的超越。这或许再次证明了权力和技术的一时结合终究代表不了历史整体的进步。

按，作者N. 哈斯巴根（1972～ ），男（蒙古族），内蒙古翁牛特旗人，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原文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