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国再次举起关税大棒时,回看历史:罗马帝国因高额关税流失东方商路,明朝海禁让东南沿海沦为海盗乐园,奥斯曼帝国的商路垄断反促欧洲大航海时代 —— 所有试图用贸易壁垒构筑霸权的文明,最终都被自己锻造的致命绞索勒住咽喉。
一、罗马帝国:关税垒砌的 “黄金陷阱”
公元前 1 世纪,罗马共和国为应对财政危机,对进口丝绸、香料等奢侈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一政策短期内充实了国库,却导致东方商队改道波斯湾,亚历山大港的贸易额十年内暴跌 40%。更致命的是,意大利本土的橄榄油、葡萄酒因失去东方市场,价格腰斩,小农经济濒临崩溃。
戴克里先皇帝时期(公元 284-305 年),为维持庞大官僚体系,将关税税率提高至商品价值的 50%,并推行 “实物税” 制度。埃及粮商为缴纳小麦税,被迫将出口量削减 60%,罗马城粮价飙升 300%,引发多次大规模饥荒。讽刺的是,帝国边境的蛮族部落趁机以低价向罗马走私粮食,进一步瓦解了中央财政。
二、奥斯曼帝国:商路垄断的反噬效应
1453 年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奥斯曼帝国对过境商品征收 10% 的 “过境税”,并将黑海贸易权收归国有。威尼斯商人被迫支付高额关税,转而资助葡萄牙人开辟绕过非洲的新航线。1498 年达伽马抵达印度后,欧洲香料价格下跌 75%,奥斯曼帝国的关税收入十年内减少 58%。
更致命的是,奥斯曼对境内希腊、亚美尼亚商人征收歧视性关税,迫使这些擅长贸易的族群逃往欧洲。16 世纪后期,伊斯坦布尔的丝绸作坊因缺乏技术工人纷纷倒闭,而逃亡威尼斯的亚美尼亚商人却建立起横跨欧亚的贸易网络,反过来冲击奥斯曼经济。
三、莫卧儿帝国:宗教歧视的关税毒酒
1665 年,奥朗则布颁布《印度教商人税法》,将印度教商人的关税税率从 2.5% 提高至 5%,并禁止他们从事利润丰厚的香料贸易。这一政策导致古吉拉特邦的印度教商人集体吐槽,港口城市苏拉特的贸易额暴跌 40%。更严重的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趁机以 “宗教 自由” 为幌子,吸引印度教商人投靠,逐步控制了孟加拉的鸦 片 贸易。
1707 年奥朗则布去世时,莫卧儿帝国的关税收入仅为阿克巴大帝时期的 30%,而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扶持印度教商人,在次大陆建立起殖民统治的经济基础。
四、马穆鲁克埃及:海禁政策的商业自杀
1260 年,马穆鲁克王朝为打击十字军,颁布 “港口封锁令”,拆除沿海城市防御工事,仅保留亚历山大港为唯一通商口岸。这一政策短期内切断了十字军的补给线,却导致埃及失去地中海贸易主导权。威尼斯商人转而与热那亚结盟,在塞浦路斯建立贸易中转站,将埃及的香料贸易份额从 70% 压缩至 15%。
更讽刺的是,马穆鲁克王朝为维持财政,对亚历山大港的贸易征收 20% 的 “圣战税”。1498 年达伽马开辟新航线后,埃及香料价格比印度原产地高出 300%,欧洲商人彻底抛弃红海商路,马穆鲁克王朝的关税收入锐减 90%。
亚当・斯密《国富论》:“关税壁垒如同在两国之间筑起高墙,最终砸伤的是墙内的人。”从罗马帝国的关税崩溃到明朝海禁的窒息,从奥斯曼帝国的商路垄断到莫卧儿王朝的宗教歧视,古代文明用鲜血书写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悲剧。
当美国挥舞关税大棒时,历史的警钟正在回响:任何试图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最终都将成为套在自己脖颈上的绞索。正如汉代思想家桓宽在《盐铁论》中所言:“善为国者,藏富于民;善为天下者,通利于世。” 唯有拥抱开放,方能在文明的长河中永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