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观察一个人的人品，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怎么做。
由此可见，胡适是赞赏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不仅如此，胡适还在自己的日记中辱骂抗议不平等条约的学生为“理智失常”的“爱国癫”，反而称赞窃权复辟的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的“伟大英雄”。在胡适眼里，爱国主义是一种病，对日本妥协投降才有光明的前途。而在老胡眼里，爱国主义或许也是一种病，对美西方妥协投降才是光明的前途。在这方面，老胡和胡适可谓是心心相惜，毕竟老胡是说过：“美国不是我们的敌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此时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兼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的胡适对顶头上司宋子文说：“深觉中国既无外援，又无充实军力，足御强寇，故主张放弃东三省，以换和平。”
这番话翻译过来就是，反正东北都丢了，我们打不过日本人，不如顺水推舟，把东北送给日本，换取和平.......
在对日问题上，胡适一贯主张不抵抗，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我情愿亡国，绝不能对日作战”。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军蚕食华北；在这个时候，胡适却主张放弃东北三省，他致信蒋介石，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胡适给出的理由是：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
胡适对“卖东北”有着极强的执念。他写道：“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1936年，胡适还在谈不该“仇恨日本”，他说：“这个仇恨的心理一天不解除，中日关系一日得不到调整，合作和亲善更谈不上……”
上述内容在台湾省国史档案馆都有历史文献记载。可笑的是，老胡拿不出任何实据，睁眼说瞎话地打一段文字就妄图给汉奸、主张投降日本人的胡适洗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鲁迅先生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痛骂胡适不愧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军师”！（见下图）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不再妥协，发出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的抗日号召。
而胡适呢？却参加了大汉奸周佛海组织的“低调俱乐部”，鼓吹容日防共，反对抗战。他甚至公开说道：“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
1937年8月6日这一天，蒋介石在庐山召集会议，胡适专程委托陈布雷送上条陈，继续鼓吹媾和投降：
“我所欲陈说者，只有一句话，就是在应战之前，还应该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彻底调整中日关系，为国家谋五十年的和平建设的机会。至于外交的方针，鄙见以为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时任参谋总长的程潜为此大骂胡适：“提出此意者当为汉奸”。
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在1938年针对胡适和汪精卫曾说：“在敌没撤出国土前，和谈即汉奸。”
1938年10月28日，国民参政会在陪都重庆开幕，身在新加坡的陈嘉庚以电报的方式向大会提交了自己的提案：
议长、秘书公鉴，东电悉，庚因事未能赴会甚歉。兹有提案三宗，拟代征求参政员足数同意并提请公决：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大中学校在抗战期间禁放暑假；长衣马褂限期废除，以振我民族雄武精神，陈嘉庚叩首。
大会秘书处将陈嘉庚提案的第一条浓缩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短短一句却震动了大会，震动了民心。邹韬奋在日后的回忆中提到“这寥寥11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
而更具讽刺的是，进入大会表决流程的提案需由大会议长当众宣读。时任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在读到这句时“面色突变苍白，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其所受刺激深矣”。
蒋介石后来对胡适的评价是：“（胡适）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乃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后来，胡适卸任大使职务，又躲进美国的大学，一边研究《水经注》，一边坐看国内烽火连天。还大言不惭说：“做学问不光是为了救国，学问是要给我们一生一点无上的愉快享受”。
胡适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无论是其学问，还是其人格，可以概括为八个字：“以言以人，两无可取”。说他是一个奉行精致利己主义的买办文人，一点都不为过。这一点在长达十四年的中国抗日时期可谓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堪称一路投降，一路卖国的典范。
某类中国文人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还在吹捧胡适的，是因为要么同是买办文人，或者想当买办文人却还没当上，所以正在努力成为买办文人。
与胡适同时代的国共两党重要领导人都给予了极其严厉的批评，这是极为罕见的。
“蒋反动派最多算半个卖国贼，但胡则是彻头彻尾的。”-----毛主席
“胡适直到生命的了结”，始终是“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摘选自《周总理选集》下册第358页
“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摘选自《蒋介石日记》1960年10月13日篇。
胡适是中国文人“沽名钓誉”的典型。我们从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以及同时代人对胡适的评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真实的胡适从不爱国，只爱他自己，他为了个人利益可以出卖一切。他所推崇的“民主自由”只是他挂在嘴上的工具，以此获取金钱利益才是其最终目的。甚至连他的主子、美西方的大买办蒋介石都看不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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