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绩溪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6月),作者黄梦飞,原标题《往事回忆录(辑要)》
正文
一、家庭环境
我家祖居绩溪县东北乡的丛山中,离城四十里,村名石金山,世代以务农烧炭为业。
到我祖父,自幼在浙江做生意,后来捐了一个“未入流”的官,在浙江候补,做了几任巡检、典史,遂挤入缙绅先生之列。他做官积了一点钱,先后买了十几亩田地,一部份由我祖母自己耕种,大部份佃给农民种。
我父亲自幼读书,但没有考上秀才,祖父给他捐了一个“从九品”的功名,在浙江省慈溪县做过一年多典史。祖父去世时,他丁忧回家。这个时候,我才满十三岁。因为兄弟众多,家计困难,父亲就自己种田,母亲也下地劳动,这样持续了七、八年。我每个假期从学校回家,也经常和兄弟们一道,帮助放牛、打柴、浇菜、锄草,做一些零星农活。一九一四年(民国三年)我当了教员,大哥跟着一个做知县的父执到江西做事,三弟也找到了商店生意,家庭生活逐渐脱离困境。为了母亲病重便于就医,就在城里赁屋居住。父亲则往返城乡,仍种了几亩田地,其余都佃给农民耕种。又过了几年,我们兄弟妹四人(四弟幼殇,五弟出嗣)分了家,每人有田地三、四亩。从此以后,家庭生活来源,主要就靠我们兄弟的工薪收入了。辛亥革命后,我父亲除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做过一次县议员外,始终没有担任过其他职务。
我出身于这样一个几经变化的家庭-—原来是小官僚、小地主,其后没落了。到了我本人做了教员,成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二、时代背景与所受教育
我生于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乙未),正是甲午战争大败于日本的一年。又三年(一八九八年)而有戊戍政变;又二年(一九OO年)而有义和团反帝运动、八国联军入京师;又四年(一九O四年)而有日俄之战,我国东北领土沦为帝国主义战场。当时瓜分之祸,迫于燃眉,而腐朽顽固的满清封建王朝仍坚持“宁予外人,不予家奴”的民族压迫政策。于是有志之士认识到,非革命无以图存,非排满无以御侮。人心动荡,满清王朝的基础摇摇欲坠。我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里成长起来的。
我五、六岁时,母亲就教我识字。八岁(满六岁)入私塾。塾师是程长和先生,跟他读过《四书》和《诗经》。十二岁(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满十岁)时父亲送我进绩溪县东山高等小学堂,祖父还亲自到学校里拜托同他有交谊的教师特别关照我。当时他们对我的希望,仍不外乎功名利禄,荣宗耀祖,学校不过是变相的科举(清政府曾有规定:小学毕业,赏给附生出身;中学毕业,赏给贡生出身;高等学校毕业,赏给举人出身。还是从前以科举羁縻人才的那一套)。他们的心情,我那时是不能理解的,我只是对读书认真,很想多获得一些知识,将来能够出人头地。因此,正课之外,还喜欢找一些书来读。特别是寒暑假回家,除帮助做一些农活外,整天看书,不多讲话,乡父老都以为我是书呆子。由于没有人指导,家中的好书又很小,有些无用的书也读了。我记得《三国演义》、《水浒传》和《纲鉴易知录》读了许多遍。《国语》、《战国策》等书也读过。我父亲还买了《东莱博议》等书给我读,我自己还读了一些《新民从报》里的文章。这些书,对于我的政治思想和文学修养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我才满十四岁,小学还没有毕业,当时幼稚的想法,以为富国强兵,必须青年投笔从戎,因而准备投考安徽陆军小学。也因为这类学校,完全公费,每月还有几两银钱的津贴,可以减轻家庭负担。后来自己检查目力,已患了近视,只好放弃学习军事的念头,于次年考入新安中学堂。我在新安中学堂不到两年,成绩还好。由于喜欢看报,注意时事,对于政治逐渐发生兴趣。眼见国力孱弱,不断受列强欺侮,引为奇耻大辱。我曾看过《岳传》,仰慕岳飞的忠勇爱国,因自号“梦飞”以见志,并取一室名,叫作“披褐谈兵室”。我原学名宗培,字树人,从此就废弃“树人”不用。到一九一二年,开始在安庆读书,宗培的学名也不用了。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安徽总支部在省城设立地方自治研究所,要各县支部派党员前往学习。次年春(一九一二年),我与胡咸佳、胡在渭由绩溪县支部保送前往该所学习了两三个月。这个所的学员,青少年很少,课程也不合我的理想。
时适江淮大学成立(也是国民党办的),我就转考该校文科肄业。次年,二次革命讨袁失败,江淮大学改组为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我转入法本科学习。这时,北洋军阀倪嗣冲督皖,残杀国民党人甚多。我因曾在报纸上撰文声讨袁世凯,我母很不放心,一再函电催归。加以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父亲负担不起我的费用,不得已,遂于是年端午节前辍学回家,结束了我的学校生活。
三、在教育界服务十三年
在旧社会,人们所从事的事业,往在是与主观愿望不相符的。我在幼年的时候,受了时代的影响,关心政治,有志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前途效力。但由于封建统治势力的威胁和家庭经济的困难,年未弱冠,就不得不放弃学习,厕身于教育界,作衣食的奴隶。这不是我始料所及的。
我在读书期间,以“端品好学、少年老成”为乡里所称道,老师宿学,无不青眼相看。一九一四年,我失学归里,胡氏小学校长胡效颜就来订约,聘为级任教员(该校薪金很薄,每学期只五十元)。那时这个学校在徽州地方是负有相当声誉的。我为了家庭人口众多,母亲又患了严重病症,经济非常困难,就答应了下来。这是我从事教育事业的开始。半年之后,县立高等小学改组,新任校长胡映江约我去担任级任教员。我在该校一年半,虽是一个级任教员,但校长依靠我筹划一切,实际上我负担了全部的责任。一九一六年(我实龄二十岁)暑假后,我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设在休宁万安)之聘,担任国文教员,兼第三班舍监,后来还教过历史和经学。我在二师教学整整五年,曾以成绩优异获得当时北京政府的七等嘉禾勋章。校长胡子承先生,在当时的安徽教育界声望很高。学生课业成绩,一般来说是很不错的。不过他的思想落后于时代,又坚持教育是清高事业,办教育受教育的人,都不应过问政治。在这种思想统治之下,二师学生暮气沉沉。“五四”(一九一九)以后,我接触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对于他的这种主张和作风起了反感。一九二一年,安徽省议会改选,我县教育界青年为了反对安徽土豪劣伸集团—公益维持会的把持操纵,推我出来竞选省议员,和他们对抗,我答应了他们,作了一些布置。子承先生知道后,要我停止这种政治活动,我就以意见不合,提出辞职,离开了二师。那时的选举,总是要花钱的。我是一个穷措大,当然坚持不下去。后来接受了芜湖方面汪孟邹(同乡)、刘希平(老师)先生等人的意见,让给芜湖明远电气公司总经理吴兴周,并为他负责活动,结果,吴当选了省议员。
我在绩溪高小和二师教书期间,还担任了绩溪县教育会会长,出过会刊,组织过宣传队,下乡宣传打倒土豪劣绅。又与一些学生倡导组织了天足会,做了一些反封建的活动,为城乡恶势力所嫉视。
我离开二师后,由汪孟邹等芜湖方面友人的介绍,应省城第一农业学校之聘,任国文教员。我到校时,该校正发生反对校长孙筱初的风潮,闹得很大,我没有上课,就离开了。风潮背景,当时不很清楚。不久,孙筱初、章铸黄、张耀煊等开办《皖铎报》,聘我当编辑。过了一个多月,会见了刘希平先生,他劝我离开《皖铎报》。这时,我才知道,孙筱初也是公益维持会分子,《皖铎报》的后台老板,则是公益维持会首脑、省议会前议长晋恒履。我得知内幕后,非常懊悔,即日辞职去芜。这年寒假期间,孙希文接办《安徽通俗教育报》,聘我为总编辑。一九二二年二月,安徽六邑中学约我兼任该校一班国文教学。我教了半年,没有再继续。《安徽通俗教育报》,孙希文虽是经理,但他耽于安逸,不很管事,经理的事,也是我代办的。我在这个报任总编辑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二一年年底起,一直到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北伐军进军两湖,我们被迫去沪的时候为止。与此同时,我还担任过省立第一工业学校国文教员一年,省立第一中学文史教员三年,兼任省立第一师范国文教员半年。总计我从一九一四年起,一直到一九二六年因参加北伐工作离皖去沪为止,担任教育工作,头尾共十三年。我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也没有哪个学校毕过业,学术方面毫无成就。
十多年,为人师,而且在学生中有相当的信仰,不是因为学问有根底,教学有资本;主要原因,由于那时思想比较进步,教学认真负责,对于青年学生,平易诚恳,能够打成一片,这是比较同时一般教文中的先生们差强人意的地方。那些年月中,教书以外不忘学习,自语文、政治、社会以至教育理论方面,经常读书研究,颇获教学相长之效。我在文化方面的缺陷,经过十多年来从事教育期间的实心学习,部分地得到了补救,有一些进步。
资料来源:
《绩溪文史资料》第一辑(198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