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晚年接受采访：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

陈伯达是福建省泉州市惠安县人，出生于1904年。早年时期，陈伯达曾在上海大学以及广州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他参加了北伐，同年，他加入了我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党员。也是陈伯达入党的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为了保存革命火种，组织安排了一批进步青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就包括陈伯达。

1930年年底，陈伯达返回国内，回国后，陈伯达先是休息了一段时间，次年春天他前往上海，与组织接上关系。在上海逗留两个月之后，陈伯达被派到天津，主要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到天津后不久，陈伯达被捕入狱，并被关入了北平军人反省院，1932年，他走出监狱，恢复了自由。

恢复自由后，陈伯达被派到张家口，进入吉鸿昌的部队，从事抗日救亡工作。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爆发，陈伯达被组织派到北平，参与领导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在这之后，陈伯达又担任了北方局宣传部部长，继续在北方宣传我党的各项抗日主张，积蓄抗日武装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陈伯达留在北平，主持北平市委工作，一个月后，他离开北平前往天津，因为抗日局势的变化，不久后，陈伯达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之后，他进入马列学院教书，后续又担任了毛主席的秘书等职务，整个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陈伯达在宣传以及理论领域做了大量工作，见证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陈伯达继续从事宣传与理论方面的工作，《红旗》杂志创刊之后，他担任了总编辑一职。也因为具有出色的宣传、理论才能，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后，陈伯达被委以重任，担任了小组组长一职。同时，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陈伯达还当选为常委，成为正国级干部。

然而，身居高位之后，陈伯达却犯了错误，参与迫害了很多干部与群众，比如1967年年底，他的讲话使得大批冀东的干部与群众蒙冤。1970年，我党在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期间，陈伯达坚持所谓的“天才论”，与毛主席的提议背道而驰。

会议闭幕当天，陈伯达被审查，此后他被软禁起来。1971年9月13日，陈伯达被关入秦城监狱。1980年年底，他作为“两案”的被告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在审判期间，陈伯达认罪态度较好，1981年年初，陈伯达被判刑十八年。

当时陈伯达的身体已经不好，因此，宣判之后，他进入公安部所属的复兴医院病房治病。不久后，身在秦城监狱的王力（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给中央写信，建议假释陈伯达。此后陈伯达以保外就医的方式住进友谊医院的病房，1981年8月，他正式保外就医。

保外就医之后，陈伯达在北京过着普通人的生活，闲暇时间，他主要撰写文章，几乎不接受采访。陈伯达唯一接受过叶永烈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陈伯达曾表示：“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的人生是一个悲剧，我是一个悲剧人物，希望人们从我的悲剧中吸取教训……我仍愿永远地批评自己，以求能够稍稍弥补我的罪过。”1989年9月，陈伯达在北京的家中突发疾病去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