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长征之通道转兵：长征改道从通道会议开始，黎平会议决定。

红军长征最初被称为“战略转移”，李维汉在《回顾长征》中写道：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从江西的瑞金到湘西的洪江，整个行程走下来不到2500里，但最终结果却是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一路走到了陕北，走了两万五千里，足足是原计划的十倍。

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对此，李维汉在回忆长征时明确指出：我认为长征改道是从通道会议开始，而由黎平会议最后决定的。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此时改变战略进军方向，并不是一时的冲动。

图为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的部分旧址:宜章(上）、界首渡口（下）

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中央红军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中遭受惨重损失。

1934年11月17日，蒋介石颁发了《筱戌行战一电》，也就是《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大纲》，要求湘军、黔军、桂军在湘西南、黔东南、桂西北加紧修筑碉堡，构筑工事，严密防止中央红军的一部或残余兵力，突破湘江封锁线，越过湘江、漓江以西地区与四川的红四方面军或湘西的红二、六军会合。

图为湘江。

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遭受重大损失，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中央红军与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展开了殊死决战。经过五昼夜浴血奋战，中央红军虽大部分渡过了湘江，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此前，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已于10月24日抵达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胜利会师，并协力转战湘西。强渡湘江后的中央红军，也准备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蒋介石早已识破中央红军的这一战略意图，调集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上湘西途中”。用蒋介石的话讲，就是“请君入瓮”。

图为国民党军在中央红军前进道路上预置的封锁线。

在红军遭受惨重损失的情况下，博古、李德不顾敌人重兵追堵的事实，仍主张继续去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使中央红军面临覆灭的危险。

此时的中央红军，无不为脚下的道路而“迷茫”，无不为每天的命运而忧虑。

他们要走向何方？

下一步该如何走？

翻过老山界后，有关红军前进方向的争论，变得越来越激烈。

1934年12月11日，国民党“剿匪”第一兵团总司令刘建绪，向在湘西南地区负责追剿“共匪”的各师旅长，发送紧急电令：“务求在湘黔边界剿灭共匪。”12月12日下午，蒋介石又一次发出：“重申在湘水以西剿匪大纲”的电令。历史的指针，拨至中国革命最危急的时刻。

通道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解决处于危急情况下的红军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毛泽东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不仅可以避免同五、六倍于己的敌军交战，还可以通过攻打战斗力相对薄弱的黔军，争取主动；更重要的是可以打乱敌军围歼中央红军于“上湘西途中”的计划。使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与四川的红四方面军，湘西的红二、红六军团，形成鼎足之势。当晚19点30分，一份“中革军委”名义的“万万火急”电报，向各军团、各纵队首长发出。

长征初期，红军电令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平、急、火急、十万火急、万万火急；落款通常为“朱”（朱德）或“周”（周恩来），或者两人联合署名“朱、周”，但这个“万万火急”电令尤为特别，是中央红军10月17日实施战略转移以来，罕见的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出的电令，“万万火急”电令发出后，中央红军即刻执行上级精神。周恩来更是亲自到红一军团二师先头部队中，交代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

黎平朱家木屋——毛泽东1934年在黎平的旧居

毛泽东1934年在黎平的旧居（陈列室门口）

毛泽东住室内

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址》陈云 题

黎平红军街

1934年12月17日 毛泽东到达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黎平会议的成功召开，标志着通道转兵划上完美句号。

作为长征中调整军事战略进军方向的开端，通道转兵在生死攸关时刻，保全了党和红军的有生力量。红军长征在通道，绝处逢生，转危为安。

长征途中《通道会议》时的毛泽东

在中央红军面临覆灭危险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在湖南通道力主转兵改向国民党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由于此前毛泽东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许多人的支持。

长征改道的确是从通道会议开始，由黎平会议最终决定的。

图为黎平会议旧址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正确意见，调整了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

1934年12月，长征中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通道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面临的严峻形势，主张避开国民党军的锋芒，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道敌军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这一主张得到了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朱德等多数同志的支持，为长征改道奠定了基础。

随后，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向黎平进军，并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集中讨论了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围绕“北上”与“西进”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与会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同志“向黔西北进军”的正确主张，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正式确定了长征改道的战略方向。

长征改道对红军的影响有哪些？

长征改道对红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摆脱了敌人包围

长征途中，红军面临巨大困境，原路线有被敌人围歼的危险。改道后，红军成功地跳出了敌人预设的包围圈，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部署，为红军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机，保存了有生力量。

2，转变了军事路线

长征改道标志着红军开始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走上了符合实际情况、实事求是的正确军事路线。这一转变对红军后来的战略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3，赢得了战略主动

改道不仅是红军在军事上的重要转折，也是其从被动转向主动的重要开端。通过改道，红军获得了新的战略机遇，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4，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在改道过程中，红军与广大农民和群众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和宣传，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这进一步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力，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

长征改道对红军来说是一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它挽救了红军的命运，为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