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涛 23 全军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逐步信服和绝对服从

作者：王智涛

设营司令部的工作一直得到中央和军委首长的关心和支持。

遵义会议之 后，毛泽东还亲自来指导工作，并赋予新的任务。

1935年1月下旬，土城战斗失利，3月初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毛泽东与红一军团领导产生分 歧，皆因情报不及时、不准确造成。毛泽东除指示军委二局和三局加强情报 工作外，还把我找去，要我们在设营时也尽力做些情报收集工作。

第二天， 毛泽东亲自到设营司令部，在前边指挥行军和宿营。起初，周恩来从安全角度考虑不同意毛泽东到前边来，后来，拗不过他，只好从干部团抽调了一个连，加强警戒和保卫，确保他的安全。

当天一军团攻占茅台，军委纵队在陈福屯宿营。毛泽东把一军团参谋长周昆和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找来，听取 了他们对敌情的侦察汇报。

然后，他指出：“你们对当面和侧翼之敌的直接侦察做得很不够，情报不准是要坏大事的，土城战斗就是教训。你们不仅要 掌握敌人的战术意图和部署，而且要帮助中央和军委了解敌人的战略、战役 企图。

我交给你们一个任务，那就是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设法寻找敌占区的 报纸，既要全国发行的大报，也要地方小报，连同缴获敌人的文件，一并通 过军委纵队设营司令部转交我。”

同样的任务也由总参向红三军团作了布 置。没多久，毛泽东从梁兴初收集的敌伪报纸中发现了刘志丹、高岗领导的 红二十六军在陕北活动的消息，非常高兴，从而促使中央作出了将陕北作为 长征终点的战略决定。

在情报不及时，通信不畅通的长征途中，毛泽东敏锐 地察觉到，将军委指挥中枢前移，实现靠前指挥，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比较准确的敌情，及时修正作战计划，确保战役和战斗的胜利。

从二渡赤水后， 他和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张云逸等军委首长，以及作战、情报、通信 部门的业务骨干就一直在前面走，虽未改变设营司令部的番号，却改变了它 的职能，设营司令部变成了军委的前进指挥所。

我的工作也增添了许多新内 容，除了仍要负责设营外，还要协助军委首长联系部队和机关，做一些参谋 工作。在毛泽东身边，直接为他工作，亲身经历了四渡赤水、攻取娄山关、 再克遵义、袭占茅台、突破乌江、威逼贵阳、进军云南、佯攻昆明、巧渡金 沙江等若干漂亮的战役，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当时， 我从苏联回到祖国刚好两年，两年里，有一年零三个月在李德、博古身边工 作，作为翻译、秘书、参谋亲身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和初期的长征，亲 身参与和亲眼目睹了他们的军事指挥。

那时候，连吃败仗，损兵折将，好端 端的中央苏区根据地丢了，近十万人马的中央红军仅剩下三万多。我和全体 红军将士一样，对他们领导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特别是 湘江战役，李德、博古在敌机狂轰滥炸、地面敌人形成合围的危急时刻， 惊慌失措，放弃指挥，致使红军将士血流成河，损兵五万。在这悲惨的历史 性战役中，他们的狼狈表现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坏的印象。从那时起，打心 眼里对李德、博古推行的军事路线以及他们个人是否具备领袖素质产生了怀 疑。

遵义会议变更了红军最高领导权。之后，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 亡很大。不少红军将士对新领导产生怀疑，有的同志甚至公开质问： “中央不是在遵义开了会么?领导人不是更换了吗?为什么还是打败仗?”

四渡赤 水时，一军团领导于1935年3月10日电报军委主席朱德，建议攻击打鼓新场。 讨论时，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产生分歧，他一时情急，愤然说，你们如果坚持攻打鼓新场，我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接着，采用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不仅确定攻打鼓新场，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职务的决定。后来截获敌军增兵的情报，军委放弃了攻打鼓新场的计划，避免了红军可能因 攻坚而造成损失。

随后，成立了周恩来、王稼祥和毛泽东三人领导小组，专职负责指挥红军作战。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虽然执行了军委的命令，但他 对毛泽东经常变更命令、经常改变行军路线和不休整地连续行军极为不满， 公开向聂荣臻发牢骚、抱怨毛泽东：“尽走弓背，不走弓弦，会把部队拖垮 的。”

他给彭德怀打电话： "彭总，现在的领导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拒绝，并严厉批评他。林彪仍不觉悟，给三 人团写信，要求朱、毛随军主持大计，让彭德怀指挥作战，迅速北进，与红 四方面军会合。

这段历史说明，遵义会议之后的一段时间内，红军部分高级 指挥员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尚未充分认识和信服，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尚 未做到绝对服从。

尔后，经过几个大的胜利，尤其是巧渡金沙江，彻底摆脱 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取 得了战略上的伟大胜利，从根本上开始改变党和红军的命运。从此之后，全军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逐步信服和绝对服从。

我们这些在军委机 关工作的同志议论说：“毛泽东出山，红军有希望了。”

毛泽东在前面除了指挥红军打仗，还和我们一起行军、宿营，并率领大 军爬雪山、过草地。

1935年6月，我们翻越第一座雪山，即夹金山。夹金山海 拔四千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 时阴时晴，时雪时雨，忽而冰雹骤降，忽而狂风大作，有“神山”之称。衣 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翻越人迹罕至、禽兽无踪的大雪山，困难是可以想 见的。

在一军团胜利翻越后，中央和军委纵队于6月17日中午开始登山。 先头分队探路，在危险地段竖起标记。毛泽东、周恩来率全纵队指战员，冒 风雪，战严寒，艰难向前迈进。饿了啃口干粮，渴了抓把雪吃。为了不使一 个战友掉队，实行了“联保”制，五人编为一组，相互牵手，互相帮助，一 步一步向上爬。

攀上半山后，忽然天空乌云翻滚，狂风大作，鸡蛋大的冰雹 和鹅毛大雪倾泻而下，有的伤病员饥寒交迫，身体虚弱到了极点，跌倒在冰天雪地里，再也没能站起来。

时任团长的孔庆德告诉我，他的团队，原来有 三千余人，翻越雪山时竟牺牲了八百人，伤亡仅次于湘江战役。

毛泽东和中 央首长，以及休养连的老同志，和广大战士一样，也是一步一步爬过来的。 毛泽东在上山时，双手拉紧马尾巴，马在前面拖，警卫员在后面推。他风趣 地说，前面是拖拉机，后面是推土机，前拖后推爬雪山。别人是徒步前进， 我可是半机械化。

下山的时候，大家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往下走，他嫌太慢， 乘警卫员不注意，一个屁股蹲儿坐在雪地上，就势往下快速滑落。不一会儿 就滑下去十几米。警卫员们开始还担心他的安全，后来也跟着学。

中间休息 后，警卫员们学聪明了，在前边往下滑，为首长开道。毛泽东更是独具匠 心，他把毛皮大衣的里子翻穿，让毛皮直接接触雪面，下滑速度更快了。他 开心地说，毛滑梯又快又稳又安全。谁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看还是上山 难，下山易。大家学他的办法，“坐滑梯”下山，就像大鹏展翅从山顶飞到 山 脚 。

之后，军委纵队于6月30日翻越梦笔山，7月6日翻越长板山(长征中翻越 的最高的雪山，海拔四千八百多米),7月10日翻越打鼓山，7月24日翻越拖 罗岗(又名仓德山),连续五次翻越雪山，对红军是莫大的锻炼和考验。

与爬雪山相比，过草地则更为艰难。

8月21日，右路军的红一军二师从 毛儿盖出发，经腊子塘、色既坝向班佑开进。

23日拂晓，红一军主力北上， 军委纵队、红三军、红军大学随后跟进。

从毛儿盖到班佑，要经过数百公里 的茫茫草地。这个地区，气候恶劣，变化无常，忽而迷雾重重，忽而风雨交 加，忽而骄阳似火，忽而漫天飞雪。草地上既无道路，又无人烟，草丛下河 沟交错，泥泞不堪，腐草结成的地面十分松软，人马在上面行走，"扑哧扑 哧”作响，一不小心就会陷进泥潭，而且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抢救不及 时，就会被沼泽吞噬。沿途虽然沼泽遍地，可水质恶劣，不能饮用。

红一军 向我们介绍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后，军委纵队开始了穿越草地的征程。叶剑英 身染重病，体魄虚弱，却非要身先士卒，率小分队冒险探路。毛泽东和周恩 来再三劝阻，叶坚持不从。毛泽东拗不过他，无奈地对周恩来说，这个剑 英，比我还犟!那就让他去吧。

叶剑英带着我们打前站，坚持走在最前面， 用一根木棍戳每一块干草蔸子，探明虚实，然后叫我们标明安全路线，特别 要在危险地段和较大的泥潭周围设置路障和鲜明标记，警示后续部队。

他在 前面走，不时地从一个干草蔸跳到另一个干草蔸，还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看我像不像在跳乌克兰民族舞?”

我回答说：“像!而且舞姿很优美。”

由 于红一军穿越草地时，以血的代价为后续部队趟出一条安全通道，再加上叶 剑英带领我们探路时，细致周密地进行了复核，再次确认了通道的安全性， 军委纵队在过草地时，没有一人被沼泽吞噬，只有一匹马丧生于无情的泥潭。

当时，我恰好就在跟前，亲眼看见出事的全过程。一位驭手已经侧身绕 过了泥潭，他牵的马，前脚也过去了，后脚却踩进了淤泥，随即下陷，越陷 越深，整个马身歪躺下来，只十几秒钟就没顶了，根本无法抢救。当时的情 景十分可怕，那匹白马垂死挣扎的惨状，特别是临没顶时的眼神，让我难过 了好一阵子。

马是无言的战友，长征中马匹和骡子帮了红军的大忙。组织上 配发给我的马不仅供我骑乘，而且还帮助我驮运文件和书籍，我保存至今的 中央苏区时期和长征中的珍贵的历史文件和资料，就是它驮过来的。

在草地宿营，设营司令部不用去分房子了。没有人烟，哪里有房子?部 队只能露营，找一块比较干燥的草地，大衣裹身，席地躺下，睡个囫囵觉， 第二天清晨，就又精神抖擞地上路了。

过草地最大的困难是吃饭和饮水。没 有人，当然找不到粮食，部队吃完了随身携带的干粮和炒面后，只能靠野菜 度日。

现在，对年轻人进行传统教育讲的“吃皮带充饥”是完全真实的。军 委纵队过草地时，就多次水煮皮带、皮包等皮件充饥，连朱德都吃过。他还 风趣地说，味道不错，如果能加点辣椒，味道就更好了，就像我家乡的名菜 “水煮牛肉”了。

草地的水源并不缺乏，但大多有毒，不能饮用，设营司令 部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千方百计找到洁净安全的水源。为保险起见，张汝光、 孙仪之两位医生在我们找到水源后，亲自主持实验。

那时，没有化验仪器和试剂，只能凭肉眼和经验判断，再就是靠人尝试。张汝光、孙仪之两人，其 中一个尝试，另一个做抢救准备，先品一小口，过一小会，没有身体不适反 应，再喝一大碗，两个小时之后，身体仍无反应，水源质量才算通过。

找到 水源后，组织各个分队领水，并号令部队，一定要节约用水。同时，制定了 严格的纪律：除配发水外，一律不准饮用其他水源的水。

即便制定了严格的 纪律，仍然发生过饮水中毒事故，个别同志在配发的水喝完后，饥渴难耐， 见到水，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口气喝上几大碗，结果中毒了。因为饮水中 毒，牺牲了不少同志。

8月30日，军委纵队经过整整一个星期艰苦卓绝的行 军，走出了茫茫大草地，胜利到达班佑。几百公里的草地是我们长征路上最 为艰险的路程。这七天是我们长征中最难熬的日子。

从江西瑞金出发，到陕北结束，长征一路，整整一年，除了临时受命， 到军委机关做过一些参谋工作以及完成兼职的翻译、防空司令和干部团军事 主任教员等工作外，我基本上都在设营司令部，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 刘伯承、叶剑英等军委首长直接领导下工作。

不仅参与了长征全过程中，中 央和军委纵队经历的各个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近距离地目睹了中央和军委对 于若干重大政治、军事问题的争论、斗争和决策，从而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 党和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集体是多么英明伟大。是毛泽东的政治和军事 路线拯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革命。这是我在设营司令部工 作的最大收获。

红军防空部队在长征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

1934年9月，红六军团在广西 全县西延区大埠头击落国民党侦察机一架；

11月红一军团在湖南道县击落敌 轰炸机一架；

1935年3月，中央红军三渡赤水后，在贵州茅台，军委防空队击 落敌战斗机一架；

7月在四川黑水红四方面军击落敌侦察机一架；

8月在四川 腊子口、羊角塘红一军团击落敌侦察轰炸机一架；

10月在甘肃天全，红四方 面军击落敌战斗机一架。

在敌人绝对空中优势下能取得如此的战绩，是战争 史上的奇迹。

王智涛保存的红军时期的历史文件共计二十二份，二百九十六页，七万七千五百余字，其 中十九份文件是从江西中央苏区经长征带到陕北的。图为部分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