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好心，却办了坏事，北魏孝文帝，后不后悔曾确立门阀制度？

确立门阀，本是孝文帝摆脱旧势力，加强皇权的工具。

好不容易有了成效，为北魏摆脱了危机，结果了又迎来了内患，都说儿子和当爹的是一头的。

结果到了孝文帝这，太子元恂却成了带头反对亲爹改革的。

孝文帝时期—汉化道路孝文帝定姓族、迁都南下进入中原，并诏令鲜卑族人必须改汉姓、穿汉服、习汉语。

南下是鲜卑民族历来的发展宗旨。孝文帝之前的推演、拓践诘汾率部族南下，但范围都不大，仍然在草原文化文化圈中徘徊。孝文帝也对南迁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他有更加宏大的理想。

孝文帝一心南迁，而且在迁都洛阳后，先后三次亲率大军南伐。可以看出孝文帝的意图在于争取江南，统一华夏。在如此雄心壮志之下，必须将都城迁至中原中心地带，才有可能进一步南图。

但是一旦继续南下，就会使鲜卑民族脱离草原文化圈，进入中原地区，这必将使鲜卑民族面—个更大的、更不熟悉甚至被排斥的生活环境，此举必然引起一些守旧人士的反对。

说明当时北魏内部针对南迁已经产生不小的分歧，“乐迁之与恋旧，唯中半耳”。对于此种情况，孝文帝南迁几乎是在半哄骗半威胁下完成的。

分析北魏鲜卑族不愿南迁原因，认为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长期生活于草原地区，不习惯中原的生活习俗。

在平城以及北方地区已经培植了深厚的政治、家庭关系网络，而且土地、财产都在北方，不想既得利益有任何可能损失的情况出现。

在长期的征战以及民族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到中原汉族的政治模式，明白门阀、豪强势力在中原地区的发展状况。所以不希望进入汉文化圈，就是担心受到汉族门阀势力的排斥。

孝文帝南迁，要谋求更大的政治利益，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那么在有各种不利因素存在的情况下，孝文帝南迁后应当如何做呢？孝文帝选择走汉化门阀的道路。孝文帝的汉化思想主要受到明太后冯太后的影响。

冯太后自身极力推崇汉文化，重用汉族士人，所以孝文帝自幼受到汉文化的熏陶。冯太后主政时期积极推行汉化，推行均田制、三长制、整顿吏治等。文明太后的政治主张在孝文帝时期被继续推行并进一步扩大。

在这样的汉文化情结下，孝文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统一南北，他选择汉化的方式来实现，反映在其门阀政策上便是力图在本民族中培养出一批文化门陶。可以看出孝文帝走汉化门阀道路的目的有三：第一，学习先进汉文化。以落后的民族统治先进的民族，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改变落后的状态；

赢得北方汉族门阀士族的信任，取得其支持，减少政权建设过程中的阻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走这样一条门阀道路，是为了适应魏普以来中原形成的门阀与政治紧密结合的政治形态。

孝文帝也走上门阀的道路，是为了对抗汉世家大族的门阀势力。西晋及南朝传统的门阀家族，都是经历过数代的发展，才形成后世的规模。

而孝文帝则是通过人为规定来提高穆、陆等家族的地位，最初定姓族是因为代人“先无姓族”，后人虽然“位极公卿”，其先人却“居于狼任”。

从中反映出孝文帝定姓族是为了提高部分鲜卑贵族的家族地位，即扶持一部分贵族以与中原大族社会地位相当。

孝文帝努力培植可以与汉族门阀相匹敌的本族门阀势力，就是希望打乱北方在这些大族控制下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益纵横、家族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门阀制度已经弊端横生的时候孝文帝仍然会赋予这种模式以生机，甚至通过皇权来扶持。

第三点可以说是孝文帝的政治意图，那就是以门阀治门阀，这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不仅是民族政策。

所以孝文帝的汉化门阀的意图便是希望通过走门阀之路以融入中原世家大族的生活圈，笼络汉世家大族为北魏政权服务，因此这一时期的“门阀化”走的是文化门阀的道路。

通过学习汉文化，讲汉语，穿汉服，积极与有名望的世家大族联姻，以改变自身胡族文化习俗，来更好的融入汉人高等阶层。

同时也是为了打乱当时北方汉世家大族已经形成的生存秩序，为北魏政权的发展寻找出路，所以此时的门阀政策更多的是从民族利益出发的，是为了本民族能在汉民族地区幵疆扩土，站稳脚跟。

但不论根本意图如何，孝文帝成功了。通过他的家族、门阀发展政策，当时人，主要是早期入洛鲜卑族人的思想中已经建立起了门第观念，甚至会因为姓族而产生纠纷。

但此举却拉大了鲜卑族内部的地位差距，对以后北魏政权消亡埋下了祸根，这一点将在后面详细论述。

总之通过孝文帝定姓族，在鲜卑姓氏之间建立起了高低次序。其中当以元氏即北魏呈族最为尊贵，穆、陆、贺等八大家族次之。孝文帝汉化门阀政策的具体措施：首先，大量封爵。

孝文帝对于鲜卑族门阀化，首先所做的准备就是封爵。孝文帝的封爵行动不同于以往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功臣的赏赐，他的封爵的一大特点就是范围广、人数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头百姓，均有可能被赐予爵位。

而对于一般平民阶层如此大范围封赏，在史书中似乎并不多见。孝文帝之前，献文帝拓践弘已经下诏禁止非类通婚。孝文帝又延续了这一政策。这里所说的“非类”便是被排除在高等门第之外的一般姓氏。

再次，禁胡服、胡语，积极推行汉化政策，笼络中原汉人。太和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太和十九年六月，“诏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违者，免所居官。”

而且孝文帝对于穿汉服、习汉语表现出了极大的决心，他曾经在街上见一坐在车中的女子作鲜卑打扮，便立即诏任城王拓拔澄督察此事。

孝文帝以极大的决心积极促使鲜卑族学习汉文化、汉俗，目的就是将北魏朝廷中的胡族按照汉世家大族的标准打造成北魏政权中新晋门阀贵族。

孝文帝还通过祭拜汉族先王、圣人，来笼络汉族百姓。孝文帝祭祀亮、舜、禹以及孔子发生于太和十六年，距离迁都洛阳还有三年的时间，此时孝文帝已经开始为进入中原地区进行谋划。

在太和十九年迁都前夕祭拜汉高祖刘邦，再一次祭孔、并且封孔子后人为崇圣侯。孝文帝以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祭拜汉族的先王、圣人，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此举既是向鲜卑族弘扬汉文化，为后来的迁都、汉化，提前打的预防针，而从汉族来看，则是为了笼络仍留据北方的汉族势力，特别是门阀势力的支持。

通过孝文帝的一系列改革，将北魏贵族，特别是早期入洛贵族逐渐引上了一条门阀化的道路，这条道路的特点主要是“汉化”，孝文帝希望通过这样一条捷径可以达到鲜卑族的快速门阀化。

例如位列八大家族之首的穆氏家族，靠军功起家，但在孝文帝的汉化门阀政策下，幵始注重家族的文化修养，形成了文武兼治的家族文化。

穆罴之弟穆亮自幼颇有风度，研习归家经典，官拜太子太傅，孝文帝初定氏族，便欲以弼为国子助教。在平定宪族之乱中有功，加前将军。入则参与朝政，与皇帝讲经论道，出则征战沙场，称雄一方。

这在当时以及后世都是一个特殊的现象。而且在东、西两魏提倡恢复鲜卑文化的政策下，北方地区有没有可能出现如汉族一般长期存在的门阀现象呢？下面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

对于北朝“鲜卑化逆流”的研究们知道门阀制度是汉族经过东汉、魏晋，发展而来的特殊阶层，那么在两个提倡“鲜卑化”的统治集团内部，还有没有存在的可能呢？所以在研究这两个统治集团的门阀道路之前，首先要搞清楚他们“鲜卑化”的真正意图何在。

北魏孝文帝痴心汉文化，一生都在致力于鲜卑汉化，在鲜卑贵族门阀化的道路上亦是如此。

然历史的脉络没有朝着汉化的方向一直走下去，西魏权臣，后被北周追封为文皇帝的宇文泰，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历史的回转，开始从汉化转向鲜卑化，他首先恢复鲜卑旧姓：“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

有看法认为这是一次针对汉化的逆流，是历史的倒退。严耀中先生持这种观点，他在论述北齐“干禄制”时提出，北齐“干禄”制的重新出台是对鲜卑旧制的崇拜。

在《北魏前期政治制度》中写道：“北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制度恐怕与其以鲜卑族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强烈反对汉化情绪有关，他们热衷于崇拜鲜卑旧制，虽然因此后来造成了国力衰退，当时却在社会上层风行一时，奴役劳动色彩很强的食干制便是其中之一。”

王永平先生《拥抱文明一十六国北朝改革的启示》中写到：“‘河阴之变’以后，孝文帝以来的汉化运动跌落到低潮，而鲜卑化逆流却由此勃兴高欢、宇文泰都出自六镇中下层军校。

他们立国所依仗的也是鲜卑化武士，他们做了北方的统治者，意味着六镇起兵之后六镇鲜卑军人获取了胜利，六镇兵士的地位大大上升了；反映在文化习尚等方面，他们一开始都不自觉地倡导鲜卑化，复兴鲜卑旧俗。”

王永平先生提到汉化运动的跌落与鲜卑化的勃兴，从王先生的文中们可以看到“汉化”与“鲜卑化”之间确乎存在联系—此消彼长的关系，但王先生提到这是一种“不自觉”地变化。

对此有一些需要补充的观点，认为不一定是“不自觉的”变化，有可能是这是一种政策的导向，至午这种观点恰当与否，以上几种观点都认为北朝曾发生的“鲜卑化”是历史之逆流。

学术界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黄永年先生以北齐为例，指出高欢所拥有的六镇余众多是鲜卑和鲜卑化的汉人，所以所谓的“兴胡抑汉”不能完全从民族意义上讲。

高氏执政时期，仍是比较重视汉族士大夫与文人，呈族也多与汉人士族或已汉化的元氏皇族联姻，而至于北齐鲜卑常说的“汉儿”、“汉军”实际上指的是六镇鲜卑以外的地方豪强武装，因为地方豪强武装中以汉人居多，所以称之为“汉儿、汉军”。

即使一直汉化下去，也可能使北朝变得更腐败”。陈先生也认为这是一次退化，但同时也指出“并非全为退化，而是胡汉民族又一次交混产生的新局面”。

总之，北朝的门阀从产生之日起就依附于皇权，借助呈权发展壮大。

而门阀的存在于权而言是一种统治策略，孝文帝发展鲜卑族文化门阀，目的是抗衡汉世家大族，所以通过鲜卑文化门阀打乱中原的汉族势力，可以说是打乱牌局重新洗牌。

于是开始了皁权对门阀的置换，最终门阀家族辉煌不再，仅存一种门阀观念影响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