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授衔的时候，给我评的是大尉。那会儿评衔主要是看军龄，跟现在差不多，熬年头，不是按战功。跟我一样军龄的战友评的都是上尉，我就跑去问，说为什么评我是大尉，评高了。管这事的领导笑，说来找的人不少，都嫌给自己评低了，像你这样嫌高的还不多。后来领导给我解释，说为什么给你评大尉，跟你一起参军的为什么都评上尉？因为你当干部的年头早，没别的原因。我就说能不能也给我评个上尉。一块参军的老乡都是上尉，就我一人大尉，怪不自在的。领导这会儿板起脸了，说胡闹，评衔是你想评啥就评啥吗？那不乱啦。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啥说的啦。
等到授衔那天，我们不都得穿着新军服，系着武装带去参加授衔吗？我突然就肚子疼，疼得要命。我就说我能不能不去授衔，让别人替我带回来？我们团长说，行啊，你是大尉，他是上尉，回头他把你的大尉扛肩膀上了你可别找我。胡闹！
我这人从小就有一个肚子疼的毛病。我是一个孤儿，从小没爹没妈，吃糠咽菜那都是家常便饭，大冬天的山东那地方我就穿一件破单褂也不闹病。就是这肚子疼从小落下的，疯着野着，突然肚子疼了就躺地下打滚，跟孙悟空被唐僧念了紧箍咒一样。可是一会儿疼过去，又跟没事人一样。挺奇怪。就这肚子疼，说起来还救过我的命，两次。
第一次是我刚参军不久，在侦察班当班长，那会儿不到20岁。有一天我们半夜摸进一个村子在那里过夜。我们侦察班驻的是村子东头，一个大地主家。县大队驻村西头，那儿靠着山。晚上睡觉的时候，突然就肚子疼，疼得要死。我想是不是起来拉泡屎能好点。我就摸着黑爬起来了。那大地主家院子挺大，也不知道茅房在哪儿。你也不能在院子中央拉屎，对大地主也要讲政策，我就摸着黑翻墙出去。出了院子不远是一条河堤，翻过河堤是一个河滩，我想上河滩上去拉屎。我一上河堤，怎么河滩的小树林淅淅嗖嗖地有响动，我赶紧趴下来一看，树林里全是敌人，都端着上了刺刀的枪，猫着腰往河堤上摸过来了。我一想，坏了，让敌人包围了，得赶紧回去叫人。可是我这样跑回去敌人也到了，再说县大队在村西头，没准敌人已经从西边包了过来，报信根本来不及了。
一着急也就急中生智，我干脆一跃跳到河堤上，一边往村子里跑一边喊：敌人来了！敌人来啦！
那天虽然挺黑的，可是河堤上有一人跑还是能看得清。敌人一看就开枪了。啪啪啪，枪一响，县大队就知道了。不一会儿，西边就响起了枪声。县大队趁敌人还没有合拢口子，一打一冲，就上了山了。我们侦察班倒没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当地人，道儿熟，又都是便衣。我那会儿有个礼帽，戴起来就跟汉奸二鬼子差不多。西边枪一响，那能听得出来，不是啪啪零星的枪声，都是哗哗地枪声很密，还有机枪的声音。东边的敌人一听，就都跑西边增援去了。我们侦察班就趁着乱，裹在敌人堆里跑了出来。那次队长表扬我，说小侉子立功了，一泡屎救了大伙的命。
这是一次。第二次也就是过了没多久，我们县大队一个班护送区委书记和几位干部到敌后去做根据地工作。我是当地人，道儿熟，队长就让我也跟着去，一个是带路，再一个顺便摸摸敌人的情况。有一天也是走到半夜，要过铁路，突然我就肚子疼了，疼得直不起腰来，豆大的汗珠往下滚。你想那会儿已经是秋天了，就疼得那汗，把一件单褂都湿了。没办法，走不了道了。正好前面不远有个村子，那儿有我们的堡垒户。区委书记就让一个同志把我送到堡垒户家，让我在那里歇着。说好了3天以后，他们转回来了再来接我。这么着我就在那堡垒户家住下了。3天以后区委书记他们没转回来。我那时肚子也不疼了，心想也别老在老乡家住着了，我就去找县大队去了。
我一回去把我们队长吓一跳，说你是人还是鬼呀。我说队长我是人呀，我是小侉子程兆田啊。队长说，你不是在阻莱山牺牲了吗？我说没有啊。我问怎么回事，队长一说我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我跟区委书记分手后，他们一队人刚过了铁路就让敌人包围了。敌人200来人把他们围在阻莱山的一个山顶上，打了一天一夜，连区委书记在内全部牺牲了，没有一个活着出来。这事后来有一本书名叫阻莱烽火，里面有一大篇文章专门就写了这一段。说是区委书记他们怎么勇敢，怎么浴血奋战，最后壮烈牺牲。
后来组织上就查我，说为什么你半道上掉队拣了条性命。有人就说我是叛徒，肯定是出卖了同志知道要出事，半道上跑了。我就说我肚子疼，是区委书记让我在堡垒户家住着的。人就说了，你怎么早不疼晚不疼，你一肚子疼敌人就把区委书记包围了，革命战士轻伤都不下火线，你就一点点肚子疼就临阵脱逃。
我当时真后悔，没有跟区委书记他们一块儿跟敌人战死，成了烈士多好。
后来是我们队长出来替我说话，队长说：堡垒户咱们也调查了，那天晚上是区委书记亲自把小侉子送去的，当时小侉子疼得衣服都被汗湿了，这不会有错。再说，半年前不是小侉子肚子疼救了咱们大伙的命嘛。小侉子是个孤儿，整天在队伍里，他就是想通敌也没这个时间，也没这个可能呀。队长这么一说，这事才算过去了。那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以后再要肚子疼，就是疼死了我也不能离开队伍。
1949年渡江战役，我那时候是七连指导员。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一个晚上180里从安徽赶到上海高桥镇，包抄那里的敌人，不让敌人从海上逃走。那天晚上我们就跑路，拼命地跑。天又下着雨，道又不好走。过了后半夜，连长、几个副连长，有的排长都掉队了。跑了差不多有一百多里了，快到上海了，突然肚子又疼了起来，疼得要死。你说你想坚持着跑，根本不可能，疼得你人抽起来了。你要说不跟着跑了？连指挥员就剩下我一个人了，一个连没个指挥员哪行。没办法，我就让卫生员拿担架拾我一会儿，把我的背包什么的都扔了。除了枪、子弹其他都扔了。通信员说，不行啊指导员，都扔了以后睡觉盖什么，天冷了穿什么？我说，咱要是打进大上海了，还怕没穿的没盖的。
就这样，坐了一会儿担架，疼得不厉害了，下来接着跑。天亮之前，我们终于按照命令赶到上海。有意思的是，我们那个二班冲到敌人营房的门口，敌人的哨兵看见了跑进去报告，说不好了，共军来了。我们在外面听见里面啪一个嘴巴子，骂道：日你妈的！你让共军吓破胆了。江阴离这儿一百多里地，共军长了翅膀啦。
结果我们二班冲进去喊缴枪不杀，里面还有人说别误会。那一仗，我们连抓俘虏最多的是二班，他们4个人就俘虏了敌人一个营。二班长韩朝岭抓获了敌人五十一军的军长。哎，可是出事也就是那一仗。我这人从当兵第一天起就打仗，几乎没当过一天机关兵。多激烈的战斗，伤亡多大的战斗，抗美援朝美国飞机扔炸弹那么厉害，我都没有受过伤，别说弹片，就是小石子也没崩着我。可是就是这打上海，我们是胜仗，敌人是兵败如山倒，可就这儿我中弹负伤了，而且差点丢了命。
我们不是抓了俘虏了嘛，多少没数，反正黑压压地跪了一片。我是指导员嘛，得给俘虏讲政策。天下着雨，冷得很。我就拿一件国民党军官的大衣披着，这手提着驳壳枪，讲政策：我们解放军缴枪不杀，愿意参军的留下，不愿意参军的只要你放下武器，回家种地，我们发路费。正说着，我就看见俘虏堆里突突突，卡宾枪一冒火，我还拿驳壳枪指了指说你放下武器，话没说完，就觉着自己右腿怎么这么麻，想往前迈脚，抬不起腿来。我用手在大腿上一抹，一手的血，心想，坏了，受伤了，低头一看，一条腿的裤子已经全被血湿透了，跟着就一头栽倒了。
俘虏一下就乱了，爬起来就跑。我就听见战士们喊，他们把指导员打死了，架机枪打。跟着就是机枪哗哗地打，战士们乱哄哄地追。我倒在泥水里，说不出话来，脑子里嗡嗡响，枪声说话声偶尔也能听见，人动不了。战士们也是气坏了，光顾追敌人了，我躺在那里没人管了，时间长了失血过多也就死了。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就觉着我的脑袋让枪管使劲捅了一下，疼得很。听见有人说话：是个国民党军官，没死。接着就听见拉枪栓上子弹的声音。我心想坏了，肯定是后面上来的部队把我当敌人了。脑袋上一枪这就真完了，可是我嘴里又说不出话来。这时候听见有人说：慢着慢着，这人怎么长得有点像七连指导员。跟着有人把我在泥水里翻了个身，仰面躺着。那人又说了：没错，七连指导员程兆田，快叫卫生员上来！
后来我才知道，说话那人原来是我们连一排长，后来到八连当副连长。那天幸亏他，不然不是流血过多而死，就是被那个冒失的战士一枪打死。同志们后来就开玩笑，说程兆田你一肚子疼就有杀身之祸。我说，瞎说。我们共产党人信共产主义，不信封建迷信。
这回授衔我肚子疼大家也都知道了，都问我是不是又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你别说，真有。我们过去土八路惯了，现在穿这个硬邦邦的衣服，又扛着牌牌，浑身不自在。我就发牢骚，说扛这东西怎么打仗？毛主席叫我们官兵一致，现在好，一起同生共死的战友，现在见了，老远的上尉就得给大尉敬礼，怎么官兵一致？过去打仗干部都是冲在前面，现在好了，你冲在前面，敌人老远就知道你是个大尉，你来的不是一个营就是一个加强连，一枪先把你这营长消灭了。就这牢骚，有人就说我反对彭德怀，反对部队正规化建设，就开会整我。我这人牛脾气，不服啊。可我这人也有一个特点：我不闹情绪。你越整我，我越把工作做好。那会儿讲究抓军事训练。大比武我们单位拿了全军的第一名，代表全军到华东军区参加比武。
离休以后，有一次我去体检。医生一查，说我有严重的胆结石。我说有胆结石我怎么一点也不疼啊。医生说，你年轻时一定经常肚子疼，老了，胆里的石头长大了，几乎把整个胆都长满了，它不乱动了，也就不疼了。他这一说我想起来了。战争年代肚子疼，原来是胆结石作怪。
（程兆田，山东泰安人，1926年生。1946年入党，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被授予大尉军衔。1963年晋升为中校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