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英格兰地方社会，城市与郡两大权力实体并存的局面如何形成

麻烦您能在百忙之中抽空点一下“关注”，方便与您讨论和分享，您的支持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谢谢！

英格兰地方社会自中古早期以来形成了城市与郡两大权力实体并存共处的局面，但其中仅有少数重要城市如约克、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等享有政治特权大多的城镇仍处于地方贵族与教会的控制之下，作为附庸而处处受限。

都铎王朝伊始，亨利七世励精图治，着意打击贵族，培植新势力。

至16世纪40年代，变革丛生，修道院和宗教团体的解散大大削弱了教会力量;中央政府出于加强地方统治的需求，向地方城市大量颁发自治特许状，建立起相对和谐的政治关系。

压在头上的两座大山既除,城镇以特许状中明示的秩序为依托,捍卫自身政治经济特权,以此获得了广泛的自治权力。

工商业在城镇集聚，抓住这一契机，城市迅速成为经济发展的弄湖儿。

罗伯特·蒂特勒指出，1540标志着一个大约的时间点，即中世纪后期盛行的经济结构开始转向新的形式，英格兰所有的城市和市镇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乡村人口开始大幅流入城市。

在城市内部，贵族阶级经历玫瑰战争的浩劫几乎消耗殆尽，革故鼎新的重担下移。

城市精英们在城市机构中担任着掌控权力、散播影响力的职位，他们倾向于通过严格控制其在城市和城镇的权威职务，例如议会席位或市议会法院成员等，形成保护赛头政治，确保贸易繁荣，延续家族荣誉。

强大、有效而忠诚的市政府统治建立起来，市长和赞助者的肖像首次出现在市政厅中，代替了公众意识中过去许多栩栩如生的圣徒画像陈列在教会中的场景，市长和市政官的制服取代传统牧师的法衣成为具有权威性质的服装。

市民们在此时具有更多的公民精神，他们正努力凝聚他们所生活的共同体，争取应得的利益。

城市共同体有着不同的经济目的，有不同的运行规则。

和传统社会部分有序的三部分概念即农民，牧师和土地阶级相比，市镇和城市，以及他们的居民，代表了社会等级制度中一个与众不同的、侵入的要素。

通过物质财富取得的社会进步威胁到了仍然以地位、血统而非财富为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传统的社会地位的概念来自于一个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城市有罪、腐败、无序、不安定的名声，市民的贪婪与掠夺，与诚实的庄稼汉、有序的土地阶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商人和乡绅的道德对比，隐喻之间的战斗，成为伊丽莎白时代一处常见的戏剧。

在这样的情况下，城市迫切需要改变自身形象，商人迫切需要为自己正名。

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发展需要有与之相适配的文字来标榜宜扬，以彰显其地位，按线性时间记录城市要事记留予后人的城市编年史毋庸置疑是完成这些任务的上佳选择。

同时，生活在16世纪中期的英国人充分意识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和更广阔的世界都拥有过去，开始对历史感兴趣，但是可以翻阅的书很少，主要都是古代与都锋王朝的编年史此外还有口述传统、民谣与流行神话提供一些信息。

籍此，大量适应出版需求的编年史的问世，尽管FJ.列维声称“直到伊丽莎白定居在王位之后，历史文献才开始盛行”，但实际上在爱德华和玛丽的统治期间，城市编年史乃至国家编年史的大市场已经形成。

伊丽莎白时期，罗伯特·费边、爱德华·霍尔、理查德·格拉夫顿、约翰·斯托、拉尔夫·霍林希德等编年史作者俱声名在外。

编史在1550至1579之间达到了印刷的高峰价格低廉由此，这一题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广泛。

矛盾的是，编年史的易接近也间接导致其易消亡。

毫无疑问，这些编年史在英国社会的不同层次上有广泛的读者群，为满足不同阶层的需求，新版本的史书不断推进，精装厚重的书籍可供收藏，简略版的文本也应时而生。

但这些同质性的编年史书写很快便被时代潮流抛却，内外两重要素导致了这一结局。

首先，编年史这一体裁作为保留史料的形式依旧有效，但作为组织框架老旧的原始历史叙述形式，作者仅仅是机械的编排材料，对史实则不置一词，缺乏思考与张力，实在是有其缺陷之处。

而当编年史出版如日中天之时，这一不足无疑愈加放大。

而在严苛的政治审查下，编年史的内容更为受限，可以说，十六世纪中叶的英国编年史很少没有偏见16世纪50年代以来，英格兰政治和宗教的迅速变化给编年史家带来了特殊的问题一一这些流行的历史内容几平每年都要大幅度地改变，才能让作者避免招致来自官方的不满。

新一代的新教史学家，如威廉·哈里森，尽其所能使英国历史符合“新教视野”。

而1553年至1568统治和的化使是官方不满的编年史者也受到重压，历史研究开始成为一项危险的任务。

如著名的编年史家、《伦敦城志》一书的作者约翰·斯托就因收集玛丽统治时期的天主教作品而陷入与伊丽莎白时代宗教当局的纠纷，所幸并未受牵连。

但也正是出于躲避审查的缘故，促使斯托后来转向城市志的书写，不得不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了。

而同一时期，以“人文主义”为灵感的新类型书写兴起，政治历史的书写与古物学家的论文很快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新历史书写以其生动的角色描绘，针对塔西佗风格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事件分析，进一步确保了编年史作为一种可行的形式的垮台。

此外，印刷出版对编年史的衰落也负有一定责任。

商业利益的追求意味着金钱在确定编年史的形状和大小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除了偶尔出现的像林希德这样大体量的史书，或者是由赞助人支付费用的项目之外，一般的书籍都是朝着更小，更短，更便宜，更轻便发展。

一切以更快速的生产和销售为要。

编年史体量过于庞大，虽有节略版本充当畅销书，但终究不美。

而印刷的兴盛使得信息的传播更为快速，大量新的出版类型由此创造。

厚重广博、体例固定、可读性欠佳、不易携带的编年史日渐退出流行阅读的舞台，转向收藏界待价而沽。

颓势虽不可挽回，但尚有余光，直到1569年，编史对于英国作家来说仍然是过去叙事表征的最合适的，也是唯一可用的载体。

此后，其以一系列历史形式享受了被废弃之前的兴旺晚期，并演化出多个新类型的变种，如历史剧(由编年史、大陆和古典历史、圣托马斯·贝克特的中世纪戏剧，以及民谣和口头传统共同衍生而来)、历史诗歌、人文主义者的政治历史、新闻书等。

这些新的历史形式从编年史中吸取了很多实质内容，凭借新颖的题材很快满足了公众对历史的兴趣，结果编年史本身很快就变得多余了。

由此，随着关注和强调多话题与时代的古典模型的书写影响力日益增长之前，强调严格时间顺序的编年史陷入衰退，作为一种流派，它在17世纪早期几乎全部死亡。

新的各式书写类型逐步承担起编年史的多种功能，各自发挥作用。

在城市中，顺应这样的时势，随着资料收集风尚日新，变化悄然而生。

城市编年史家们同样不再满足于仅仅以只言片语叙述史实，由宗教改革带来的资料下移使他们眼界更为广远，面对愈加充容的文献，他们必须小心应对，有所作为。

安坐书斋埋首编录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更无法满足读者的需求，窗外的城市正在等待他们去探索去发掘去书写。

本着知行合一的念头，一些学者们开始辛勤的以步丈量城市，实地走访探查，亲身触摸感知城市的变迁，显然，现有的文本体裁需大幅变更以适应新情状，一则可容城市历史的线性收录二则博观约取，以供全方位的进行资料整合，只有形式革新才能更好的组织起材料，表达出更为深刻的情感，同时，市民们希望能对他们生活的城市这一物理实体进行有效的视觉和概念拥有。

时势具备，只欠一个契机了。

于应时、应需之下，地方志这一体裁越众而出，将线性历史记载与地形学描叙相结合容纳百态，成为时人所青睐的文体。

随着古物运动日盛与地形学调查的繁荣，从国家领域的总览概观到郡县辖下的勘巡，再到城市范围内的调查，众多学者怀揣着热爱，笔耕不辍地方志的概念植根于古典古代，渊源已久，其提供了一个连贯的、可行的和有价值的方法来评估景观、古迹和地区的长期重要性，跨越传统的规律分歧，连接过去和现在。

早在古典时代，与历史相结合的描述性地理学即是热点，从荷马、希罗多德、普林尼等人的作品中即可发现方志的编纂思想，公元前350年至前200年间，按年代叙述、强调神话与宗教仪式起源的阿提卡地方史学(Atthides))兴起，西西里学派的提迈鸟斯即是杰出代表。

此后，斯特拉则以17本的《地理学》(Geography)一详展了罗期“人类居住的世界”，展现出古老的方志传统。

他自豪的说，“从亚美尼亚向西，我旅行到远至撒丁岛对面的第勒尼亚地区，从攸克塞因海向南，我到达了埃塞俄比亚边界地区”，在当时的地理学家中，没有人比他旅行得更远，也没有人比他载录的更为详细。

斯特拉波一手援引埃拉托色尼、阿尔特米多鲁斯和波塞冬尼乌斯等地理学家的记录，一手批判使用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埃弗鲁斯等古典史家的文献，并辅以传记、诗歌、戏剧、哲学作品所载，再加之实地考察所抄录的铭文予以印证，凭借历史信息与地理视野的合体演绎了罗马帝国的时间与空间，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