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顼驾崩后，保守派卷土重来，废除所有新法，否定了前朝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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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朝皇帝名叫赵顼，是宋英宗赵曙的长子，治平四年（1067年）继帝位，年仅19岁；元丰八年（1085年）驾崩，时年38岁。庙号神宗，谥号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史称宋神宗。

宋神宗

谥号与庙号，都有劝善戒恶的功能。庙号起源于商朝，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位君主有治国才能者为宗。如刘邦、赵匡胤是开国君主，庙号为太祖；李世民、赵匡义是有治国才能的第二任君主，庙号为太宗。

谥号确立于周朝，是后人对君主和三品以上大臣给予的盖棺论定的评价。美谥，是颂扬类的谥号，如“文”表示有经纬天地之才、勤学好问之德，“武”表示有威有德，“平”表示治国有方。恶谥，是批评类的谥号，如“炀”表示好高骛远，“厉”表示杀戮无辜，“幽”表示受到蒙蔽，“灵”表示不走正路。中谥，是同情类的谥号，如“愍”表示遭遇大难，“怀”表示软弱短寿。

赵顼的庙号被定为“神”，是令人玩味的。大家来看，“神”字由表示祭台的“示”和表示雷电的“申”构成，本义是天神，泛指人的精神和虚无缥缈的神灵，后来引申为不同寻常、不可思议。但庙号里的“神”，却是指“民无能名”，也就是“无法评价”的意思。赵顼驾崩后，保守派卷土重来，全面执掌了朝政，废除了所有新法，否定了前朝的变革。

尽管变法派大臣说他有功，但保守派却认定他有过。此时临朝听政的又是保守派的总后台高太后，只不过当妈的不方便骂儿子，其他人更不敢骂他，只好含糊其词，宣布“不知道如何评价”，上庙号“神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朝有一个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十分荒唐，他的庙号也是神宗。

说实话，宋神宗和明神宗天差地别，不可同日而语。宋神宗的品质几乎无可挑剔，他仁慈，体察民情，恤孤养老；他谦恭，克己复礼，尊重宰相；他简朴，从不大兴土木、游山玩水；他好学，常常因此废寝忘食。

他登基后，下决心改变宋朝积贫积弱的现状，多方寻找“富国强兵”之策。他还披上全副盔甲去见祖母，问：“娘娘，我穿着这副盔甲好吗？”不久，他就把王安石推到变法的前台。

变法内容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建立了国家财政计划委员会——制置三司条例司，由参知政事王安石、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负责筹划国家财政，制定和颁布新法，下决心向冗费、冗官、冗兵开刀，一场从富国、强兵到取士的全面变法拉开大幕。

均输法，熙宁二年（1069年）七月推行。朝廷拨出500万贯钱和300万石米，作为采购经费，变地方供奉为中央采购。初衷在于限制地方官员腐败。

青苗法，熙宁二年（1069年）九月推行。又叫常平新法，就是把常平仓、广惠仓的政府储备粮1500万石拿出来作本钱，在农户稻麦刚生出青苗，尚未变黄，存粮往往已经吃完，“青黄不接”时，以20%的利息借贷给农户，半年后——稻麦收获后加20%利息偿还。

青苗法固然是朝廷的生财之道，但对于饱受青黄不接之苦的农民来说，也算是一个福音。以放高利贷为业的地主、豪强对此痛恨，是很容易理解的。至于上级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吏强行摊派，就超出变法设计者的预料了。

农田水利法（农田利害条约），于熙宁二年（1069年）十一月推行。规定各州县需要兴修水利的，小者自行解决，大者奏报朝廷实施。凡提出合理化建议或出钱募工兴建的，官府给予奖励。

免役法（募役法、雇役法），于熙宁二年（1069年）十二月公布条目，熙宁三年（1070年）冬在开封府试行，熙宁四年（1071年）十月在全国推行，是一种将民众服役货币化的方式。也就是说，只要出钱，就不必“出差”了。此前，官户是免差役的，而民户按照贫富程度被分为九等，上四等户服差役，下五等户免役。实行免疫法后，官户也需要出钱，因此十分抵触。

科举新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开始推行。取消明经各科，只以进士科取士。在科举考试中，不再考诗赋、帖经、墨义，只考经义、论、策，并把“三经新义”作为必读书目和标准答案，把科举的立足点放在选拔有用之才上。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员，如何治国理政？

保甲法，于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推行，与商鞅的连坐法一脉相承。胥吏改革，于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推行。对没有官阶的胥吏实行俸禄制，可以通过考试晋升为幕职州县官。

三舍法，于熙宁四年（1071年）九月推行。在太学中设立外舍、内舍、上舍“三舍”，每年各舍进行一次总考，决定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分等次。上舍生考取上等的，等于进士及第，获得授官资格；考取中等的，免礼部考试；考取下等的，免解试。为了培养专门人才，设置了武学——军事专科学校，律学——法律专科学校，太医局——医学专科学校。

市易法，于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朝廷设立市易司，拨出100万贯作为本钱，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再按统一定价出售。目的在于平抑物价。保马法，于熙宁五年（1072年）五月推行。变官府养马为民间养马，对养马户减赋税、给补贴。

方田均税法，于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生效。清查耕地，堵住了地主隐瞒田亩、逃避税收的漏洞。对全国耕地依照肥沃贫瘠，分为五等，肥田赋税多征，贫地赋税减征。军器监法，于熙宁六年（1073年）六月推行。建设兵工厂，录用能工巧匠改良和制造武器。

免刑法，于熙宁六年（1073年）七月颁布。汴京（今河南开封市）的肉行向官府定期交纳“免行役钱”后，就不再向官府低价供应物资，目的是解决官员盘剥肉行问题。将兵法，于熙宁七年（1074年）九月推行。要求将领常驻军中，履行训练和征战义务，以期改变长期以来“兵不认识将，将不认识兵”的局面。

变法成效

对于这次变法的优与劣，史上一直毁誉参半。这个讨论见仁见智，现在公布几组数字。第一组，财政收入。变法前，朝廷财政已经入不敷出。《宋史·食货志》记载，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财政内外收入11613万单位（金、币、丝、绵、柴草），折成钱为6000多万贯（缗、石），其中赤字1570万单位。

变法16年后，也就是宋神宗驾崩的元丰八年（1085年），朝廷财政年收入达到8249万贯（缗、石），仅货币收入就超过6200万贯，其中青苗法利息收入突破300万贯。朝廷内外的府库都已装满，小县的结余也不下20万贯。建成才两年的元丰库，就存储了800万贯。据毕仲游估计，单是把各路青苗、免役、坊场、河渡、户绝庄产的收入，全部划归朝廷作为经费，可以开支20年。

第二组，军费开支。大宋开国时有军队22万人，百年时间增加了6倍，治平元年（1064年）有禁军（朝廷直属军队）69.3万人，厢军（地方军队）48.8万人，军队总人数为118.1万，当年军费支出4800万贯（石），占财政总收入的80%。

变法后，按照合并法压缩了军队。熙宁八年（1075年），禁军压缩到56.87万人，厢军压缩到22.76万人，军队总人数为79.6万人，年军费开支比治平年间减少810万贯。

第三组，农田面积。宋真宗时期，有户数867万户，有垦田5.2亿亩；变法后查出了大量隐田，又开垦了许多新田。元丰六年（1083年）有户数1721万户，全国登记的垦田达到7.2亿亩，垦田面积不仅超过了地域广阔的唐朝，即使后来的元、明也没有超过这一数额。

第四组，粮食产量。熙宁二年（1069年）到熙宁九年（1076年），通过农田水利法，全国兴修水利工程1万项，受益农田3636万亩。南方稻田平均亩产近300斤，是唐朝的三倍。每个劳力年产粮食4000斤左右，与1984年大致相当。

第五组，募役收入。变法前，从事政府差役的53.6万人。实行免役法后，所用差役为42.9万人，减少10.7万人。以熙宁九年（1076年）为例，通过募役获得役钱1041.5万贯，雇佣差役花费648.8万贯，尚且结余392.7万贯。

第六组，官吏俸禄。变法前，有官员24000人，朝廷每年支付俸禄1200万贯；而吏和衙役没有一贯钱的俸禄，全靠挖空心思地寻租、讹诈甚至敲诈混日子。变法后，官员数量下降到21900人，朝廷每年少支付俸禄105万贯；而朝廷从熙宁六年（1073年）开始，给所有的吏和衙役发放了俸禄，每年支付吏及衙役俸禄110万贯，实现了“民不加税而利禄以给焉”。

看到这六组数字，如果哪个皇帝还不动心，恐怕就是傻瓜了。当然，站在商人、地主和百姓的角度看这些数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牛顿力学定律在社会生活中同样适用：有一个作用力，就有一个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这次变法既没有舆论铺垫，又没做到循序渐进，况且变法的名目如此之多，涉及的群体如此之广，推行的日期如此之急，施行的方式如此彻底，与商人分利的意图如此明显，又打破了“法先王”的儒家传统，因而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倡导（变法派、新党）和反对（保守派、旧党）两大阵营。

王安石和宋神宗没有办法把人数众多的反对派赶出政府，只能把他们贬出朝廷，外放到地方担任首长。问题来了，因为所有的新法全靠地方政府去执行，于是呈现出一种戏剧性场景，就是由一批反对新法的人，负责执行新法。不可避免地，这些人用种种方法阻碍新法，故意使民众痛恨新法，从而证实新法的罪恶。

熙宁七年（1074年）春，北方发生了一连串旱灾，汴京看门官郑侠把饥民流亡情形绘成《流民图》，呈送皇帝和太后，并在奏折中说：图中所画的，都是臣每天在城楼上亲眼所见，画出来的还不到百分之一。帝辇之下，惨状尚且如此；千里之外，真不知是什么样子！百姓早就家无隔夜之粮，为什么还要戴着枷锁去砍自己的桑树，拆自己的房子？

就是因为要偿还王安石逼他们借的国债，缴纳王安石新设的税费，而原本应该用来救济灾民和平抑物价的专项基金，却被王安石挪作他用了，为政府敛财了。恳请陛下罢祸国殃民之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如果陛下依照臣的意见来做，十天之内还不下雨，请将臣在宣德门外斩首示众，以正欺君罔上之罪。

看完图与上奏，宋神宗深受触动，潸然泪下。就因为这次旱灾，加上保守派的推波助澜，作为变法派后盾的宋神宗，竟然陷入了自我怀疑之中，让保守派人士——学士承旨韩维拟定诏书，不仅在诏书中责备自己，还暂时停止了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进而让王安石离开了宰相之位。

也许是天不助王安石，诏书下达的第三天，居然天降大雨。其实，宋神宗对保守派的打击一直不够得力，特别是对保守派中的元老一味迁就，甚至把反对新法的冯京提拔为参知政事，从而造成了变法派不香、保守派不臭的政治格局。

尽管这场变法发生在宋神宗熙宁年间，从严格意义上应被称为“熙宁变法”，但因为王安石是变法的直接操作者，一直处在舆论风暴的中央，不得不喊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像堂•吉诃德一样挑战风车，表现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所以这场变法多被称为“王安石变法”。

一位旅美学者评价王安石说：“11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新政是他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显示出与现代方案惊人的相似性；它们已经成为现代世界的灵感来源之一，不只是对于巨变时期的许多中国人来说，而且超越于中国之外——比如，对于远至美国的剩余农产品政策。毫不夸张地说，王安石理应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无论是在变法中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后人对变法人物的评价，允许和推动变法的宋神宗，似乎都成了一个陪衬人，个别时候还是一个隐身人，有时甚至游移不定、动摇彷徨。为此，王安石屡次埋怨宋神宗“刚健不足”“忧畏太过”，还形象地揶揄他“天下事如同煮羹，添一把火，又加一瓢水，羹怎么有熟的时候呀？”一位学者甚至评价宋神宗“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不够刚毅”。

要我说，我们不能怨宋神宗，而是应该分析他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更应该分析他这样的表现对国家是好是坏，是福是祸。宋神宗之所以看似不够宏大、深刻、刚毅，避不开“虚君实相”制度。

众所周知，古代皇帝，尤其是中央集权制王朝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国家最高的精神象征、政治领袖和军事统帅，拥有国家最高裁决权，哪有主动分权给宰相的例子？其实，早在唐代就有一种宰相副署制度。

皇帝的诏书，须由宰相副署——也就是见到皇帝的诏书后，宰相同意，然后加盖中书门下大印，这道诏书才能送尚书省执行。如果宰相对诏书有意见，可以拒绝副署。皇帝不经宰相副署直接发布命令，是违制的，不会被各级机构承认。

唐中宗就曾越过宰相直接任命官员，但他毕竟心虚，所以装诏书的封袋，不敢按照平常的式样封发，而改用斜封。所写的“敕”字，也不敢用朱（红）笔，而改用墨（黑）笔，时称“斜封墨敕”。这种私下授予的官，被称为“斜封官”，一般人看不起。也就是说，唐朝就有了君权、相权“分权制衡”的苗头，可惜它只发芽，没长大。

参考文献：

刘子健《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

王才忠《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一文，原载《史学月刊》1988年第6期。

徐怀谦《拗相公王安石》，原载《博识宋元》，京华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