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巴比伦尼亚时期，地区作物和畜牧体系在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性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在巴比伦尼亚地区具体的作物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部门之一是大麦的种植，大麦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重要的日常食物之一。

可以被用于制作啤酒和面包，它经常出现在巴比伦尼亚地区相关的商业信函中，因此，可以推断它的数量一定比较大。

芝麻的种植在古巴比伦时期的巴比伦尼亚城市中也已被证明存在。

一、乌尔城的种植

有记载乌尔城曾有一片土地被出租专门用来种植芝麻，并且乌尔城商人的监察者在汉谟拉比统治期曾被召去巴比伦城用芝麻油缴纳拖欠的税款。

芝麻其本身与从中榨取的油也都是当时销路非常好的产品，有一封信曾提到过乌尔的芝麻被运送至阿达卜，而芝麻油曾被出口至迪尔蒙。

城市中的神庙也会雇佣一些人来为其加工大麦。加工大麦的磨坊主属于神庙的雇员，而据推测因为需要供应整个神庙系统及其依附人员的食物。

所以参与这项工作的应为大型磨坊，大麦的研磨生产是当时巴比伦尼亚城市的重要产业部门。

而另一农业部门果园的运行系统大致与此也是相似的，但有一点与农田的生产极为不同，那就是与果园相关则存在较多的私人所有的证据。

这与土地私人所有文献的缺乏是形成鲜明对比的。果园中种植的主要是枣椰树，在这些枣椰树之间，可以种植其他果树。

如苹果和石榴，在果树形成阴影处，则会种植蔬菜，如大蒜及洋葱等。另外，由于地处古代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地区较为干旱。

因此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中，保证水源的稳定是另一大重要问题。但以目前获得的材料并不能完全展现当时这一问题的确切解决方式。

以乌尔为例，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纪早期，能发现一些年名及皇家碑文记载了统治者修建运河事迹。此外，一位南那神庙的高级女祭司埃纳都也曾说她恢复了某些地区的灌溉系统。

而在某些土地租赁合同中，则规定在合同结束时，出租人需要支付一笔可能是灌溉税的税款，税收被支付给神庙和宫殿。

如果综合上述信息，可以推测巴比伦尼亚地区的水源灌溉系统的运行应该是由神庙或宫殿其两者之一负责的。

尽管缺乏更为详尽的信息，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这一地区的城市灌溉工程规模是不断扩大的，在汉谟拉比统治时期达到过顶峰，各城区建立了大型的农业灌溉网络。

二、乌尔城的畜牧业

畜牧业是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尼亚城市经济结构中另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城市的围墙是畜养牛羊的理想场所。

此外，猪的饲养在当时也已经存在，它们应该是被饲养在沼泽地附近的。从牧群的归属上说，在古巴比伦时期，城市中的神庙系统应该是牧群最大的所有者。

以乌尔城为例，从出土的档案可以得知，乌尔最大的牧群所有者是南那及宁伽尔l神庙，但是在当时私人也是能够拥有牲畜的。

在畜牧的品种上，当时不同的动物品种可能有着不同的功能和归属，以从西帕尔出土的与畜牧业相关的文献来看，奶牛和绵羊被私人普遍饲养。

能够用于帮助农业生产，而山羊与猪这两类牲畜则只出现在王室机构的相关档案中，这表明它们很有可能被用于王室的各种仪式。

除了常规的几类牲畜外，在西帕尔的出土的一系列文献中，还有当时很少见的饲养驴的相关记录，另外还有一篇提到了用于占卜的鸟类的饲养。

这一点在乌尔的相关文献中则没有发现，所以目前并不清楚鸟类的饲养是否是西帕尔的一个特例。在宫廷档案中，则还出现了鸭子的饲养。

在古代两河流域，饲养动物是为了获取他们产出的各种资源，如肉类、奶制品、羊毛、皮革、骨头以及动物的角。

至于对于牲畜的肉类本身的消费，在古巴比伦时期本身是很少的，因为这种资源是不可再生的，会缩减兽群规模，但是一些史料表明，一些绵羊会成为牺牲品。

而且当时也的确存在一些用于食用的牛羊。而动物所产出的可再生的资源在当时城市的经济结构中显得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

譬如乳制品在当时百姓的饮食中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在出土文献中有大量的材料可以被证实。似乎在牧群中，只有奶牛这一种动物会被用于挤奶。

然后其乳汁会被加工成精炼奶油或乳酪，在巴比伦尼亚地区的炎热气候中，这些产品相对于鲜奶和黄油来说更加易于储存，而这类加工也必须在附近地区进行。

牛奶在当时在一些资料中被证实是存在的，但同时也是非常稀有的。

同时，在今天伊拉克地区常见的，并且有合适方法能够保存数日的酸奶和脱脂乳在古巴比伦时期的乳制品中还是不存在的。羊毛是当时来自畜牧业中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商品。

比如来自乌尔的纺织品会被出口至迪尔蒙，虽然目前获得的有关古巴比伦时期巴比伦尼亚畜牧业与农业关系相关的材料很少，但至少能确定的是牛被用于农业生产中。

如拉犁车和四轮马车等等。除了羊毛之外，其他动物制品也十分重要，死去动物的兽皮一定会被神庙引进，用于制造兽皮，骨头和角会用于制作胶水，而肠子则被用于工艺品制作上。

另外，在古代两河流域，动物的粪便被推测是非常重要的产品，它可以被用作农业的肥料，这一推测是从拉尔萨文本中农田的高产量得来的。

如果未经施肥，则土地不可能有如此高的产量，但事实上并没有文献可以佐证粪便被直接用于土地肥料，动物的粪便也可能被用于其他用途，如加热、烹饪以及工业生产中。

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牧群管理则又是一个巨大的工程，涉及到大量的工作人员，以乌尔为例，在公元前两千纪的早期，畜牧业管理机构的运行体制可分为两个阶段。

在古巴比伦时代的初期，目前证实的是从公元前1918年至公元前1811年，南那和宁伽尔神庙亲自管理着这些兽群，而随后，神庙依靠私人帮助他们来处理与之相关的日常事务。

最初，他们把这些牧群外包给了大量的牧民，这些牧民将寺庙的这些牲畜与他们自己的牲畜混养在一起，这类牧民是这一农牧系统中的最底端。

在文献中也没有关于这群人的细节，而由于这一群体的数量十分庞大，也无法对其一一追踪。在这类牧民之上还有三个级别的规模稍小的群体承担了更大的责任。

而最高一级的牧人首领应该就是充当了神庙与畜牧者之间中间人的角色，在文献中这一类人与山羊绵羊和牛群等畜群都有联系。

相关的档案并没有举出任何一个代表神庙监督畜牧工作的人员的具体姓名，但材料中明确地指出了神庙对牧群具有所有权。

文献中指出它们要么是属于南那神庙，要么是属于一类称为的Šatammū官员，Šatammū官员代表的是神庙事务中宫殿利益。

这类人员的存在说明宫殿也密切关注着城市中牧群及带来的相关经济资源的管理情况。而神庙的行政人员除了记账以外则几乎没有别的工作。

牧民的职责则是很明确的，他们需要照顾牧群，单对于绵羊这种牲畜来说，还有每年每100只母羊需新增80只羔羊的固定配额。

同时他们还需生产大量的羊毛及乳制品交付给神庙的仓库。羊只在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才剪毛，所以羊毛的交付的过程一定不可能过于复杂。

而另一方面，乳制品则需要定期交付，这是因为储存原因它们必须在短时间内消耗。而一旦这些牧羊人无法交付足够的物资，他们就必须要提供替代品。

而因为他们自己的畜群是与神庙所有的是锁定在一起的，所以他们可以用这些私人的动物及其产品替代，当然也可以以银的形式支付，或者以奴隶等私人财富的形式进行支付。

而当他们生产出超过配额的产品时，他们也能获得额外的动物。目前可以认为这些乳制品主要是出售供给神庙系统的，因为一个牧民看似不太可能自己推销出售这些产品。

这种畜牧业结构为神庙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收入，并且保持其牧群的持续扩大，以及定期获得这些动物制品。

到了公元前1811年以后，出现了另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神庙雇佣私人商人来监督畜牧业的相关工作。

三、畜牧业的管理

在乌尔，发现了一份记录了公元前1792年至公元前1787年间牛群管理情况的档案，这份档案主要叙述了一个名为阿皮勒-基提姆私人商人被雇佣来照顾寺庙的牛群。

他首先负责监督相关的畜牧者，同时负责管理神庙所属的牛群及产出的动物制品。基本能够确定的是，他不是当时唯一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因为他一个人监督的牛群数量其实极少。

此外，在文件中也并未看到有神庙监管的证据，因此可以推测，这类监管者在向神庙缴纳足够的产品后，被允许出售剩余的产品以获取利润。

与神庙相比，宫殿在这类交易中作用则变得极为有限。

在古巴比伦时期的早期即伊辛——拉尔萨时代，有大量宫殿的畜群是被饲养在拉尔萨附近的，但是在其他城市是否存在饲养宫殿畜群还未证实。

最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王室利用神庙管理他们在其他城市的动物资源，并且通过Šatammū官员来进行监督。而到了汉谟拉比以及叁苏伊鲁那统治期间，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了改变。

根据记载，一些商人监督者和商会成员被赋予了出售王宫羊毛的权利。所以此时牧群的日常管理很可能已经由宫殿承包给了许多牧民，这些牧民每年为这些牧群剪一次羊毛。

然后交给商人由其出售换得银子，再将银子交付给宫殿，但是这些羊毛具体出售给谁则并不清楚。

神庙大量所有牧群的情况在巴比伦尼亚北部的西帕尔城也存在，并且与乌尔类似，西帕尔的神庙也大量雇佣人员为其从事畜牧业的工作。

在古巴比伦时期西帕尔一个神庙的账户记录中，发现这一神庙一共雇佣了32位人员为其工作，这些人被称为“户”。

32人中有4名人员被确认为是牧羊人，除此以外还有法官、金银匠等其他工种。这4名牧羊人则是这些“户”中有义务看顾寺庙牛羊群的代表。

而与此同时，有其他例子可以表明，西帕尔的牧羊人与宫殿也有关联，在一个案例中，宫殿给予了数量相当大的约三万多升的大麦给牧羊人，这有可能是一笔薪水。

同时，还出现了宫殿向牧羊人通过商人购买奶牛的案例。而西帕尔的畜牧业人员的等级应该大致与乌尔是一致的。

它也拥有牧人首领这样的一个职务作为普通牧羊人的上级与监督者，所以西帕尔这一体系的运行细节基本可以也参考乌尔的情况。

有一定的可能这种模式是当时巴比伦尼亚地区宫殿畜牧业运行的主要体系。

在西帕尔的另外一些案例中，有许多牧羊人是以私人个体形式从事生产活动的，他们拥有一定的财富和声誉，有一些牛羊的交易也是以牧羊人的私人名义进行的。

这很可能意味着在当时的城市中，除了神庙与宫殿拥有的牧群外，有一部分的牲畜是属于个人的。

总而言之，巴比伦尼亚无论南北地区，城市的畜牧业系统都是由神庙、宫殿与参与畜牧工作的个人一同构成的多元化体系。

渔业沼泽地的开发在古代巴比伦尼亚地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沼泽中能获得丰富的鱼类资源，鱼是当时该地区居民的主要食物之一。

而除了鱼类资源外，沼泽地还具有丰富的芦苇资源，芦苇是古代两河流域地区非常重要的作物，它在当时的建筑建造和工艺品制作中都有重要的应用。

以乌尔城为例，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靠近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东南沼泽，所以使得它能比较便利的获得这些资源。

乌尔这座城市的渔民被认为是具有很高超的捕鱼技巧的，并且他们在邻近的如乌鲁克等城市中也相当活跃。

在乌尔出土的文本中，可以发现神庙、私人商人以及渔民的活动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以确保对沼泽的适当开发。

目前获得的关于乌尔渔业的文献档案并非来自神庙管理机构，而是来自发掘出的四份私人档案，这些档案中的主人公是当时乌尔的私人经营者。

他们的活动范围远超渔业经济行业本身。巴比伦尼亚城市渔场所有权一般属于神庙，渔民需要向其缴纳一定的费用来获得在渔场中工作的权利。

此外，还会分配给这些农民一小块土地以让他们种植其他必要的食物，而神庙能从中获取租金。而这些费用及相关税收是由承包商替神庙收取的，他们会将这些费用先换成银。

这是由于神庙机构是无法料理每日鲜鱼的运输存储的，因此他们宁愿以银两的形式来收取。

另外，当渔民尚无能力支付这些费用时，他们也可以向这些承包商借款，但是必须要利息，并且同时要以船只和土地作为抵押。

这就导致一旦渔民无法偿还这些债务时，他们就直接失去了对船只和土地的相关权利，而反过来又需要以额外的费用租用土地及船只。

在这一过程中，神庙并没有参与，它只负责收取白银作为付款。而所有收取渔场租金和其他相关费用的承包商则基本上也都还参与了别的交易，但很难想象他们会亲自参与处理鱼类。

鱼类的处理应该有专人负责，所以可以推测，当时巴比伦尼亚地区鱼类保管、储存、运输及最后分配的网络应当已经存在，但关于这一网络如何运行的材料还尚缺乏。

而在某些私人档案中，鱼曾被和它等量的银一起被提及，这可能表明它是可以在日常中可以被购买的。

鱼和面粉的混合物也是在祭品中存在的，但目前还不知道它们是由谁、在哪里被生产的。所以，综合古巴比伦时期城市的渔业运营情况来说。

神庙应该对各种日常经营事务并不感兴趣，唯一关心的只有它们能够收到的银钱，有两张渔民向承包商支付大量银两的收据显示了这些交易是由Šatammū监督的。

Šatammū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代表了神庙或宫殿的利益。而在巴比伦第一王朝时期乌尔城被占领之后，那些渔场处于首都巴比伦城的宫殿控制之下，和之前神庙控制的情况类似。

这一机构对新鲜的鱼类也不感兴趣，所以它以银子购买鱼类，并且允许一些商人在一定监督下出售鱼类。

对于渔民来说，这种权力的更迭并未造成太大影响，因为他们将继续向中间商付款，而商会应该会负责鱼类的保存及分配，但这一点目前并没有任何原始资料加以佐证。

同时，在当时，对于活鱼类的处理方法由于受当时贮藏条件的限制，一般会将其直接烹饪或是用盐腌渍以求保存更长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