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殊：身兼“五重间谍”身份，被誉为“东方佐尔格”

图|袁殊晚年

前言

他是日方“岩井公馆”的情报员，也曾被国民党军统记大功，他担任过汪伪政权要职，还一度成为了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秘密情报员，而他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4年的中共特别党员，他的名字叫袁殊。

一个拥有五重间谍身份：中共、中统、军统、日伪、青红帮，被誉为“东方佐尔格”的人，究竟是如何玩转，并且周璇在这几个势力之间的？

成为中央特科情报人员

1931年，年仅20岁的袁殊从日本留学归来，那时的他对自己的未来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划，只是在上海创办了周刊《文艺新闻》，但是，当时的上海已经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五名进步作家被国民党杀害的消息被封锁了几个月，对此，各个报刊都不敢将其报道出来。

图|《文艺新闻》周刊

面对这样的情况，当时任职“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找到了袁殊，袁殊听了对方的阐述之后，义愤填膺，拍了拍胸脯表示，此事包在他的身上。

于是，没多久，袁殊就用“读者来信”询问五位作家下落和编辑回复这样的方式，在《文艺新闻》巧妙地完成了报道，这个报道一出，立刻就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

袁殊也在此次事件之中展露了头角，一个新闻出身、留学日本又胆识过人、人脉广泛，如果能够拉他入伙，肯定能够得到意外之喜，于是，中共这边的潘汉年注意到他。当时因为顾顺章叛变，中央特科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急需一些新的情报人员的注入，从而打入国民党系统，真是打瞌睡送枕头，没有人比袁殊更合适了。

6月，在潘梓年的介绍之下，袁殊加入了“中国文化总同盟”，并代表新闻界当选为五人常委之一。外人不知道的是，《文艺新闻》的编辑部，私下里已经成为了党和进步文化人士约见谈话的可靠地点，于是，除了夏衍、潘梓年和冯雪峰等人之外，丁玲也常常去这里约见进步人士。

图|日本留学时的袁殊

在《文艺新闻》之外，袁殊还首次提出了“报告文学”的中文译名并作了定义，从理论上对报告文学进行了卓有见解的系统论述，而且还常常被邀请去大学演讲，此外，他还留下了不少的新闻学著作，其中就包括《记者道》等，就连他的剧作《工厂夜景》也被郁达夫称为是一部可以和高尔基的《夜店》相媲美的力作。

如果他按照这样的人生轨迹走下去，他或许能够在中国文学或者是新闻学的历史之中青史留名，可是，他的命运轨迹还是得到了改变，这次改变源于一次谈话。

10月的一天，袁殊迷迷糊糊地按照潘梓年的通知抵达上海静安寺爱文义路路口的一家咖啡店，正是中午时分，咖啡店看起来无比的安静，除了白俄女招待之外，只有角落的一张桌子旁有人。

那里坐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是潘梓年的弟弟潘汉年，他是中共情报战线和统战工作的传奇人物，另一个人袁殊并没有见过。

图|潘汉年青年

一阵简单的寒暄之后，潘汉年对袁殊说：“你要加入前卫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后我们认为你的愿望可以实现了。”

于是，没多久，在冯雪峰的引见之下，潘汉年和王子春就秘密发展袁殊入了党，袁殊也成为了中央特科情报人员，潘汉年明确表示：“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普通的组织成员是不知道你的身份的。”

王子春也成为了他的单线联系人，而王子春就是当时在咖啡馆里他没有见过的那个人。

而 这个所谓的“秘密前卫组织”就是中共中央最高保卫机关中央特科。

打入国民党高层获取情报

第二年春天，潘汉年就指示袁殊“打入国民党高层获取情报”，在此之前，王子春就已经给袁殊进行了两个月的秘密工作训练。袁殊每周都会到北四川路一个小弄堂里面的一所房子里面去受训，看到窗外摆出花盆才能够进去，并约定敲门三下为号。

图 | 袁殊北伐时期旧照

教他的老师说，传递消息时要在数字上有规律地加一减二，有所变化，比方说，“我星期五会到一位朋友”，实际上说的是周四；说“中午12点见”，实际上指的是午后两点。

训练结束之后，袁殊才正式地投入到了地下情报工作之中。

在此之前，王子春让他想一想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想着可不可以靠着他们展开工作。

不得不说，他们算是找对人了，因为袁殊当时正有一名表兄贾伯涛在国民党担任要职，而王子春则指示他给贾伯涛写一封信代为谋职，还专门给他修改了一些信的内容，袁殊最开始也没有报多大的希望，结果他的表兄真的是个有能耐的人。于是，一来二去，经过表兄的牵线，袁殊结识了当时任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头目，同样是湖北老乡的吴醒亚。

经过调查，袁殊也明白了吴醒亚喜欢的东西，为了投其所好，袁殊写了一篇读起来文采斐然，实际上压根就没有办法操作的《关于镇压学生运动和工潮的工作同意书》，这篇文章交出去后，很快就得到了吴醒亚的钟爱，吴醒亚很快用行动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份工作同意书的喜爱，直接将袁殊安排精了中统的秘密情报组织“干社”，让其担任情报股股长，并将其安插精了“新声通讯社”担任记者。

图|青年吴醒亚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袁殊成功打入了国民党的内部。

成为一名日方情报人员

有了记者这一层职业的掩护，袁殊也能经常出席南京政府和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从里面及时地获取内部消息。

没过多久，在王子春的策划之下，他带着一本日文杂志出席了日本领事馆的记者招待会。在开会之前，他漫不经心地翻阅手中的日文杂志，他的这一番举动很快就引起了日本领事馆随员岩井英一的注意。

经过一段时间的见面，袁殊很快就和岩井英一成为了私人朋友，有的时候他们还会聊一些人事消息。

大概半年之后，岩井英一又主动提出了请袁殊担任日本领事馆情报员一职，袁殊知道之后很快就将这个情报汇报给了王子春。

图|岩井英一

王子春知道之后，又对袁殊进行指导，将这件事报告给吴醒亚，吴醒亚被蒙在鼓里，私以为袁殊打通了日本人的关系对于以后收取情报很有利，便鼓励他同岩井英一交往。

于是，就这样，袁殊成为了一名身兼中共特科、国民党中统和日本特务三重身份的间谍。

引起青洪帮注意

袁殊渠道广、消息灵通这件事很快就传了出去，他也一跃成为上海滩的红人，从而引起了青洪帮的注意。

不得不说，袁殊真的是在哪里都吃得开，1934年5月，袁殊正式成为了青洪帮大佬曹幼珊的关门弟子，同黄金荣和杜月笙平辈，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名号在上海滩可谓是非常的响亮，能够搭上这艘船，再加上身上又多了一层帮派的保护色，从此以后，袁殊获取情报就更加的有利了。

图|杜月笙

同远东情报局有联系

1935年，上海突然出现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奇案——“怪西人案”，而袁殊竟然被军统逮捕了。

这个所谓的怪西人其实就是第三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华尔顿，但是，他被捕之后，姓名、国籍一概不说，所以被称之为“怪西人”。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审讯人员居然他的身上搜到了一本随身携带在身上的小本，这个小本上面还有袁殊的名字和电话，袁殊也因此被卷入了“怪西人案”。

那么，袁殊又是如何和远东情报局产生了联系的呢？

因为1935年春，王子春突然像人间蒸发了似的不见了人影，人也不露面了，但袁殊着急和组织进行联系，于是请求夏衍帮忙给中央特科领导转交一封信。

图|青年夏衍

按照中央特科的规定，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系统，一般党员不能和中央特科联系，可是，事急从权，袁殊又着急，所以夏衍便将信转交给了蔡叔厚。

夏衍不知道的是，当时的蔡叔厚已经从中央特科转到了远东情报局工作，而远东情报局正急缺像袁殊这样的人才。

所以，在袁殊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他的关系被直接转到了远东情报局。更不知道的是，这次的“怪西人案”其实是因为陆海防叛变，也就是华尔顿的下属，也就是他从未见过的上线。

既然上线已经叛变了，那么作为下线的袁殊自然也被逮捕了。这么看来，袁殊的情报生涯似乎要就此终结。

谁都没有想过的是，1937年下半年，袁殊竟然以“军统潜伏人员”的身份继续活跃了起来。

“爆破76号”

图|潘汉年和袁殊

因为日本领事馆将袁殊作为自己的“亲日派”，而戴笠的军统也有拉拢袁殊的意图，再加上袁殊的父亲袁晓岚以老同盟会的资格走了国民党上层门路，再加上在“怪西人案”之中，袁殊最后是以“文化界思想犯”的身份被判了两年半监禁，实际上，他只入狱8个月就被保释了。

出狱之后，袁殊为了躲避风头，有一次的前往日本留学，差不多一年之后才回国，而此时已经是“七七事变”爆发前夕。

就在抗日的紧要关头，潘汉年以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回到了上海，而袁殊也将在日本获取的军事地图撕成一页一页，夹在旧书报中带回了上海，并第一时间交给了潘汉年，恢复了组织关系，也是这时候开始，他成为了袁殊的直接联系人。

这个时候，上海的政治比较错综复杂，所以导致情报工作愈发的困难，也是在这个时候，曾经拉拢过袁殊的戴笠居然亲自登门邀请，表示要对他委以重任。

图|军统头子戴笠

很快，袁殊就将这件事报告给潘汉年，潘汉年认为袁殊应该趁虚而入打入军统，然后让军统释放“怪西人”，经过组织上的批准，袁殊答应了戴笠的请求，戴笠以为袁殊只不过是“情报贩子”，又迫于苏联方面的压力，便将“怪西人”释放了，并答应每月给袁殊300元的活动经费，与此同时，袁殊也被任命为军统局上海区国际情报组上将组长，不过，他对外公开的身份依旧是记者，与此同时，他还继续同日方的岩井英一保持着联系。

1938年，上海的汉奸和日本人不断被刺杀，而日寇扶植的汪伪势力委任李士群等筹备特工总部，地点就设置在了极斯菲尔路76号，76号成立之后，就开始疯狂的镇压抗日运动，不断的残害人民和杀害多名爱国人士。

也是在这个时候，袁殊接到了军统的命令——干掉李士群。

但是，李士群自己也经常搞暗杀活动，同时也防着自己被暗杀掉，所以一直以来都居无定所。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图|李士群合照

袁殊决定还是决定采用挖掘地道的方式，直接将76号特工总部给端了。为此，袁殊亲自侦察地形，绘制了地图，他的这个计划也得到了当时任职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批准。结果，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王天木和另外一名军统头目陈恭澎就将李士群的“特工总部”给捕获了，与此同时还供出了这个计划，也因此，袁殊就被批捕了。

袁殊本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很快就转动了脑筋，想到自己身上有日本领事馆情报员的身份，然后用这层身份给李士群施压，与此同时，他又暗中设法将自己被李士群逮捕的消息传递给了岩井英一。

潘汉年在得知袁殊被逮捕之后，也没有慌得自乱手脚，而是想到了最为优化的解决方案，同样打算利用袁殊身上日本领事馆情报员的身份，并请袁殊的妻子马景星给岩井英一打电话。

不出所料，袁殊被76号关押了一个月之后，被放了出来。

那么，日本人为何这么轻巧地就同意将袁殊救出来呢？

图|袁殊青年照

第一，岩井英一代表的日本外务省和76号背后的日本军方闹派系闹得厉害，双方之间既有竞争也有矛盾。

第二，他们知道“以华制华”的策略，眼睛军医想要从新的政治和文化层面利用袁殊这个懂日语、写文章并能够搞活动的中国人，简而言之就是要利用和榨干他的剩余价值。

从76号脱险之后，袁殊就住在了岩井英一为他安排的百老汇大厦，同时，岩井英一还在他的身边安排了两个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很快，岩井英一就表达出自己的想法，他要袁殊写一篇论述中日关系的文章进行公开发表，也就是说，他要袁殊公开表态，从幕后转到台前，公开自己“汉奸”的身份，面对这个结果，袁殊实在是有点手足无措，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只得向潘汉年报告。

最后，在潘汉年的授意之下，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图|潘汉年老照片

没过多久他就撰写了《兴亚建国论》这篇文章，里面阐述了他和岩井英一“商谈”过的关于中日大局的意见，只不过，这篇文章的署名乃是袁殊起得假名字“严军光”，可是，没过多久，李士群就直接将“严军光便是袁殊”的消息散播了出去，而袁殊的字迹大家都熟悉，他也因此被人认为是“落水”。

对于军统这边，袁殊则是偷偷地给戴笠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表明自己是因为王天木的出卖而被76号关押，之后是因为岩井英一的营救才答应和日本人合作，可他会借用打入敌人内部而为抗日做贡献。

如他所料，戴笠果然给他写了回信，安慰并鼓励他继续为军统效力。

在这之后，袁殊和重庆方面也一直保持着联系。每到深夜时分，袁殊就会利用秘密电台在深夜将获取的情报发往延安。

之后，因为袁殊表现出色，到日本访问时还面见了日本裕仁天皇，并得到了他的嘉奖，而这件事也引起了汪精卫们的紧张不安，他们向日方抗议，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岩井英一解散了“兴亚建国运动”，并成功的将袁殊顺利的安插进了汪精卫政府之中，任职中央军委会执行委员，兼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图|老年袁殊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潘汉年也接到了周恩来急电，要求紧急转移滞留在香港的进步人士，袁殊立刻接受任务，并以“想调回在香港的同事来增加上海的力量”为理由，向岩井英一提出申请，而岩井英一信以为真，为他提供了大量的通行证，袁殊则利用通行证将日军严密封锁中撤退疏散进步人士800多人。

于是，在这样动荡的时局之下，袁殊又重新建立了同中共、军统和日本人的多方联系，他们不知道，在这背后是潘汉年和袁殊的“一回戏”，而这场戏袁殊一直演到了抗战胜利。

1945年，袁殊根据组织上的指示，秘密撤离了解放区，从此以后改名换姓并功成身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