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距今5200年时,楔形文字突然出现,形态已经相当抽象,是迄今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换言之,即便最早的楔形文字(乌鲁克IVa),也已是发达的成熟的文字,而不是还处于文字的初始阶段。
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任何事物往往都有一个发展过程,量变引发质变,漫长的积累之后质变出现“原始文字”,进而“初熟文字”,最后演化为“成熟文字”。以此来看,楔形文字也应该经过漫长的演化,最终在距今5200年时出现真正的楔形文字。
然而诡异的是,无数顶尖专家掘地三尺,探索了数百年,至今仍未找到楔形文字的起源遗迹,其中遍布西亚的、比楔形文字更早的器物符号,竟然与楔形文字传承无关。
根据楔形文书记载,两河流域文字起源的传说有两个,即英雄造字观和文字神造观。
《恩美卡与阿拉塔之王》记载,乌鲁克国王恩美卡是楔形文字的发明者。迄今为止,西方学者将这段诗文视为楔形文字起源的重要根据。不过,诗文中没有说恩美卡之前没有文字,只是说他将言辞写在泥版上。
《伊南娜与恩基》记载,乌鲁克的保护神、恩基女儿伊南娜,前往埃利都、从智慧神恩基那里“骗取”“文化财产”,然后把它们运往乌鲁克的故事。其中,楔形文字是“文化财产”中的一种。
不过,以上两篇诗文的成文时间,都不早于公元前2100年,比考古认定的楔形文字出现时间都晚了千年左右,不可能是楔形文字起源的真相。
既然文献记载的传说不可信,那么只能求助于考古实物,但尽管考古挖出了很多比楔形文字更早的文物,却依然没有找到楔形文字的起源。其中,大量比楔形文字还要早的器物符号,竟与其起源无关。
在楔形文字产生之前,两河流域及其周边不少区域,都出土过陶器符号:伊拉克哈孙纳遗址,距今大约8000年,出土过各种形状的“万”字符;伊朗境内的贾法拉巴德遗址,距今7000年—6000年,出土了35个刻画符号;伊朗乔威遗址,距今约6700—6600年,出土84个刻画符号,归纳起来有26种,其中“万”字符(该符号在西亚史前遗址中很常见)出土过七次等等。
按理说,它们早于楔形文字,应该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乃至楔形文字就是从中演化而来,最不济两者也会存在一定联系。然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教授、《西亚考古史》作者、亚述学家拱玉书却指出:“陶器符号在西亚没有影响楔形文字的起源,就目前所知,楔形文字的起源和陶器符号没有关系。”其中,包括西亚极为常见的“万”字符,在楔形文字中依然没有出现。
“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更早的)陶器符号没有关系”,这个判断无疑让人难以置信,因为以中国的器物符号与甲骨文为例,两者之间或多或少会存在一定联系:
刻在龟甲上的贾湖刻符,与甲骨文相隔5000多年,却明显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刻在陶器上的双墩刻符(见下图),数量高达630个之多,尽管在文字形式上,与甲骨文的传承关系有待确定,但双墩刻符具备象形、指事、会意三大造字法,无疑传承给了甲骨文。
除此之外,半坡刻符、青墩刻符、庄桥坟刻符等等,虽然是不是文字,如今还存在不小的争议,但一般认为它们与汉字形成、以及甲骨文,都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联系。
总之,虽说汉字起源还有很多未解之谜,但甲骨文之前的很多器物符号,往往都与汉字起源存在一些联系,因此“楔形文字的起源和(更早的)陶器符号没有关系”的现象,只能让人匪夷所思。
如果器物符号与楔形文字的起源无关,那么楔形文字又是如何演化出来的呢?
以中国为例,甲骨文中的典字,是双手捧册,而“册”是竹简文书的象形,故而可见商代已有竹简文书。由此推测,夏代或许也有竹简文书。由于竹简文书容易腐朽,因此如今找不到夏商的竹简文书,难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初熟文字。因此,楔形文字之前的演化文字,可能就写在了竹简木简上,导致如今无法追溯楔形文字的起源。
不过,楔形文字之前,西亚存在众多器物符号,为何没有在器物上留下一点文字起源的痕迹?显然说不过去。
鉴于此,拱玉书等学者认为:楔形文字是由一个或一些贤者在短时期内创造发明的,而不是发展的结果。也就是说,楔形文字在极短的时间内形成,没有所谓的演化过程,故而如今找不到楔形文字的起源痕迹,这就回到上文提到的“英雄造字观”了。
总而言之,拥有“世界最早诞生的文字”美誉的楔形文字,却“来历不明”,出道即基本成熟,迄今为止没有找到什么起源线索,着实让人难以置信。
让人惊奇的是,古埃及文字与楔形文字一样“来历不明”,迄今也没有找到长期演变后成为文字的证据,也几乎是出道即基本成熟。
参考资料:《拱玉书:文字是发明的,不是发展的结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