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老三番五次请邓公出山，邓公十分激动，写信连呼：万岁，万万岁

可以说，写这封信可是绞尽了不少脑汁的。

首先，这封信不能写得太早，如若在“九一三”之前写这封信，不仅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反而会致使自己的处境愈发危机。

其次，写这封信时，邓公本来就是抱着检讨的态度来写的，在既检讨的同时，又向主席汇报了在江西近几年的劳动报告，让主席他们放心。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是，此时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身体状况大不如前，特别是1972年8月份的时候，周总理早已被确诊为癌症，而使得身体健康状况每况愈下。

两位重要领导人的身体健康都不容乐观，势必会让毛主席要严肃、认真地对待主持党内大局的人选。

所以，收到他的信件后的不久，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特意指出：

“最近收到了邓小平的来信，他的认识很深刻，劳动是有效果的嘛！既然改了错，我看可以出来工作了嘛……”

接着，毛主席顿了顿说道：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中共建政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没有屈服于苏联。”

有了主席这样一番定调，邓公就这样从江西被调回了北京。

然而，刚刚再次核心层，正欲大展伸手之际，“天安门事件”再次将其卷入是非中来，他再次跌入人生中低谷。

但这次的挫折并不是他政治生涯的终点，相反，这次倒还成为了他人生中的巨大转机。

1976年10月，在华老的牵头下，王、张、江、姚集团被一举粉碎，“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但由此留下的“后遗症”却不容小视。

这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不少老干部遭到不公平的对待，甚至酿成了大量冤假错案，新上任的华老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需要一位较有威望和胆魄、并敢于挑大梁的人出面，这个棘手的问题便落在了邓公的身上。

于是，1976年10月份的一次政治会议上，华老积极响应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倡议，提出三条意见：

一，请邓出来工作；二，要让他从中央会议上堂堂正正地出来；三，要为他出来工作，做好群众工作。

议题确定后，在李先念的提议之下，李先念、陈锡联、吴德三人，结伴来到西山，看望居住在此的邓公，并开门见山地表达了中央邀请他出来工作的意愿，同时向他汇报了王、张、江、姚的覆没经过。

见到老战友来看望自己，邓公既兴奋又激动，不过，他并没有急于回答“请他出来工作的话”，而是说：“很好啊，你们干得不错，我可以过一个安宁的晚年了。这种方式好，干净利索！”

李先念又说：“我们还要请你出来工作呢！”邓打趣道：“出来工作干什么？”李先念回答：“起码官复原职。”

尽管如此，可丝毫也没有掩饰住邓公激动的心情。于是，在邓公提笔写信一封转呈华老，信件部分内容如下：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在这封信中，邓公不仅对华老给予了无比坚定的拥护，而且对华老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所展现出来的果决和魄力极为欣赏，不由得从高度肯定伟大斗争的胜利，进而情不自禁地盛赞起了华主席的英明。

邓公对华老的拥护自然也受到了华老的高度重视。

为早日请邓公出山，不久之后，华老又派出苏振华、倪志福再次请他早日出来主持工作。

不仅如此，为让邓公放心，华老与叶帅先后拜访胡耀邦和张爱萍等人，请他们亦早日出来工作。

次年1月份，华老主动把邓公接到北京玉泉山，华老询问了邓的身体情况，接着又再次向邓介绍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同时又再次请邓公出山主持工作。

为表示对邓的重视，华老把邓公一家安排进西山军委 25 号楼，让邓在没有正式恢复工作前，可以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华老要求叶剑英办公室主任王守江，每天都把党的重要文件也送一份给住在 25 号楼的邓公。

实际上，也就是从这个时候，邓公已经开始参与并主导一些中央领导工作了，以至于后来华老回忆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前，大的事情都是同他商量的。”

此后，在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公恢复了所有职务，并成为华老、叶帅后的第三号人物，中国自此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