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怎么看待河南人，全世界就怎么看待中国人

河南的衰落，从明朝开始。

元朝时，全国前十大城市依次为：大都、杭州、汴梁、泉州、南京、西安、扬州、成都、苏州、南昌。

我之前跟一些喜欢历史的人说，任何一个河南人，都不应该成为“明粉”。

终明一朝，河南衰落得最严重。

明朝以后，河南再无城市进入全国前十。

河南这个地方地处中国版图的腹地，东南西北、四面八方都可以辐射到，这就决定了：国家越开放，河南就越容易发展；越封闭，河南越难发展。

如果换个角度看世界地图，会发现，中国其实处在欧亚大陆和太平洋的夹层中，处于欧亚大陆的最东段和太平洋的最西段，位置其实相当闭塞。

尤其是以古代落后的交通条件，人们既没有能力穿越欧亚大陆，更不可能跨越太平洋。

即使以永乐年间郑和船队到达的非洲东海岸来看，它距离欧亚大陆最西段的英国、爱尔兰还有大约7300公里。

在古代历史上，阿拉伯半岛已经是中国人对于欧亚大陆最西端的想象。再往西，就实在难以想象了。

因此， 晚清自西学东渐以来，魏源、林则徐、梁启超等士人常将欧洲称作“泰西”，意即“比西端还要往西”。

我们常说中国的版图像雄鸡，可如果把欧亚大陆的版图拿过来对比，不难发现，欧亚大陆就像一头蓄势待发的恐龙，西欧是其头部，俄罗斯最东边至阿留申群众是其尾巴，东南亚诸岛屿是恐龙的腿部，而中国，则处在这头大恐龙的大腿肌肉至臀部的位置。

这就是为什么布热津斯基在1997年出版的《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一书中认为，不应高估古代中华帝国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尤其是到了明清，中华帝国在欧亚大陆的话事权其实大为减弱。

虽然清朝前期一度极为兴盛，并收服了很多藩属国，但这些藩属国几乎都是东亚或东南亚的小国，从新疆再往西，清朝的影响力就几乎不存在了。何况，在大清北部，俄罗斯帝国这头巨熊始终是大清在东亚、东北亚话事权的强力竞争者。

明朝更甚。终明一朝，都没有完全解决蒙古的问题，实际上，以明朝实际的影响力和控制范围来看，它很难称得上大一统王朝，而更像是“北元-明朝”这样的南北朝格局。

明朝实际控制的范围不比北宋大多少，对于前朝遗产的继承也乏善可陈，除了把蒙古人赶出了中原腹地之外，其他方面建树甚少。

元朝的衰落，也和欠斟酌的地区政策有关，这个政策典型体现在对河南的政策上。

元朝时，江南地区经济已相当繁荣。既然江南地区生产力发达，经济富裕，自然就要负起供养政治中心的责任。在古代，运输物资最快最方便的方式就水运。但中国自然形成的河流大多是自西向东流，没有南北走向的河流。

要想通过走水路的方式将南方的物资运到大都，只能开凿人工运河。

为了将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连接起来，在彻底消灭南宋后，元朝廷就开始着手修建连通大都和江南的运河（这条运河的南段主要是此前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

由于河南地区的洛阳和开封均已衰落，这条运河的北段只能由元朝重新开凿，它们分别是从济州到须安城的济州河、从须安城至御河的会通河和从通州至大都的通惠河。这三段新的运河与原先的运河一起，构成了元朝内部经济交通网络的主动脉。

在元朝时期，黄河在经过开封之后河道向南，流入泗水与淮河，再由淮河流入大海。而元朝的大运河正好流经黄河和淮河的主干。

黄河一旦泛滥，将严重影响大运河的航运。偏偏元朝统治时期，中原大地正处于气候的温暖期（这和明朝时期的小冰期迥然不同），降雨较多，因此元朝黄河经常泛滥。在国家机器还能正常运转的时候，黄河泛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但当国家机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

所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就是后来由于中原地区气候变化引起黄河泛滥，进而影响整个元朝的内部经济运输动脉并导致一连串恶劣反应的肇始。

中国的衰落，某种程度上也恰恰自明清尤其是明朝开始。

最近，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在《历史研究》（这是历史学核心期刊）发表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认为“闭关锁国”不是中国古代既有概念，也不是西方对中国的固有认知，而是晚清中日语言嫁接产生的历史名词，不是对明清时期对外政策的客观描述。

这篇文章认为，明清时期，朝廷采取的是一种“自主有限”的外交政策，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闭关锁国。

“闭关锁国”它更多指的是一个国家无法向外取得突破，而只能加强内部整顿的情况。

这当然是一种严重的内卷，就像一家公司，在业务和市场上无法取得突破，那就开始严查打卡、工装、纪律等，加强内部整顿，实在不行就故意出台一些莫名其妙的规定，变相撵人走。

这是最没出息、最没本事的管理者，最喜欢做的事。

当然，当一家企业开始这么做时，往往意味着它正在大踏步走向失败的路上。

一个企业、一块地方、一个国家，其命运都是一样。

只有开放才能避免内卷。

开放就算有风险，也比内卷下的存量搏杀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