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父亲犯了法，儿子应该怎么办？看看孔子怎么说

1，孔子对自己的评价是怎样的？

鲁哀公六年，孔子从陈国到了蔡国的故地——负函，现在属于楚国，管理者是叶公诸梁。

叶公诸梁对孔子很尊重，孔子一到负函，他就向孔子问政。然而这还不够，他还私下向子路问孔子的为人。

子路不知道叶公的真实想法，不敢贸然回答。回来后告诉老师，于是引出了孔子对自己的这句评价。

“其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钱穆先生对孔子的这个评价，给出了三个解释：

一是“不知老之将至”

鲁哀公六年，孔子已经六十三岁了，可是他却用了“老之将至”，说明他认为六十三岁才刚刚开始进入老年。另一方面，他形容自己“不知老之将至”，意思是说自己还不觉得自己老呢。所以，孔子的这句话，表明了他当时的心态是非常年轻的，并不以老人自居。

二是“发愤忘食”

这句话是孔子形容自己学习时的状态的，是说自己学起来可以到“忘食”的地步，可见他的好学了。

事实上，孔子一生都“好学”，并且，他对学问的追求是乐在其中的。钱穆先生说他：“毕生志学好学，皇皇汲汲，志道乐道，矻矻孳孳，一番诚挚追求永无懈怠之心情。”

六十三岁仍然发愤忘食，足见他对学问的追求，真的是一生的追求，没有懈怠。而这份不懈怠，又是因为他本身就乐在其中，因此才能坚持一生。

三是“乐以忘忧”

后半句“乐以忘忧”，孔子是在说自己的心境、心态。但钱穆先生认为，他的意思并非是他是个无忧无虑的人。

孔子一生都希望能够将自己所学用于世，天命之年仍周游列国，颠沛流离，为的就是能够推行自己的思想，他对世事、对生民是心怀关爱的，因此他不可能无忧无虑。

但是，孔子是智慧的，他明白忧虑没有用，只要不停地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就行了。因此他一边求学，一边传道，一边为各国的领导者推行自己的执政思想，没有一日懈怠。至于结果如何，则不是他一人能决定的。他做了他该做的，便不再想其他，也就无可忧了。因此他形容自己“乐以忘忧”。

孔子对自己的评价，简单之至，却难以达到。人老而心不老，已经少有人能做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就更难有人能够做到了。

2，孔子对君子出仕的看法是怎样的？

孔子在蔡国旧地，也就是负函这个地方，遇到了好几个隐世之士，通过他们与孔子的接触，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君子之仕”的看法。

一，狂人接舆

孔子先是遇到了接舆。相传接舆是个狂人，他路上遇到孔子，并没有和孔子对话，而是边唱歌边经过孔子的马车。他唱的是什么呢？“凤啊，你的美德怎么一天不如一天了呢？往事已经无法改变了，未来还是可以去防范的。算了吧算了吧，现在当官很危险的。”

接舆是蔡国人，楚国强大，蔡国为了避开楚国，签到了州来，负函因此成为楚国的领地。接舆以一个蔡国人的心境，心里对楚国是有敌意的，自然更不愿意看到孔子为楚国效力。因此，他唱这歌来劝孔子，想让孔子别来做楚国的官。

然而，他既为蔡国人，又有学识才能，就应该出来为国效力，而不是在这个被占领的故地隐居，做个隐士，只敢在路过孔子身边时唱歌来劝诫。他唱歌有用吗？当然没用，只不过能自我安慰罢了。

二，长沮，桀溺

孔子一行还遇到了在田里劳作的长沮和桀溺。孔子派子路去问路，两人问他们是什么人，得知是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两人劝子路说：“现在这种世道，你与其跟着躲避人的人，不如跟着我们这些躲避世道的人吧。”

子路回来告诉了孔子，孔子有些怅然地说：“人不和人相处，还和谁相处呢？天下如果太平，还用得着我们出来改变世道吗？”

长沮和桀溺应该也不是普通人，否则不会知道孔子和他的徒弟。但是他们也选择了避世，意态消沉，远离尘世，了却残生。

接舆虽然不出仕，至少心中还有怨忿，而这两个人却是完全没有斗志了。因此孔子只是怅然的感慨，并没有想要去说服他们。

三，丈人

子路有一段路落在了孔子的后面，路上遇到一个老丈，子路于是问老丈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老师。老丈却回答：“什么都不会做，五谷都分不出来，怎么能做老师？”，老丈留住了子路，把子路领回家里接待，还让两个儿子出来行礼。

第二天，子路追上了孔子，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孔子知道这是个隐士，让子路回去找他，结果老人已经走了。

这个老丈能说出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这种话，孔子知道他不是一般人。然而他只懂得生活中的父子道义，却不懂得家国的君臣道义。孔子于是让子路去找他，就是想要劝告他，为臣者应当为国效力，才是君臣之道。

通过这三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于“君子之仕”的看法是：不论国君是否贤明，不论世道是否清明，君子都应该肩负起自己的职责，尽力为国效力。国君有道时，君子要出来效力；国君无道时，君子更要出来，为了改变世道而努力。因为世事无道就选择避世，这种做法孔子是不赞成的。

3，孔子对人伦和国法的看法是怎样的？

孔子对孝道的看法可以通过两个故事看出来。

一，与叶公的对话

孔子在负函时，叶公作为负函的管理者，很想要表现当地的人文教化。

当时负函隶属于楚国，而楚国地处南方，被当时居于北方的各国认为是蛮夷之地。但是到了孔子在负函的时候，楚国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与原来的蛮夷之地大有不同了。于是叶公想要在孔子面前表现一下自己治下的民风教化。

叶公举了一个例子，说在他们这里，有一个人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做儿子的会出来告发父亲。

叶公的意思，是说当地的人民都遵纪守法，即使是父子之间，也不会徇私枉法。

可是孔子却说：“我们那里是不同的，父亲会帮儿子隐瞒，儿子会帮父亲隐瞒，这才是真正的正直。”

孔子认为，父子之情是人伦，律法纲常是公义。人伦的价值更大于公义，更不能被破坏。所以当需要从这两者里面选择的时候，孔子认为要选人伦。

二，蒯聩与岀公辄的父子之争

蒯聩是卫国卫灵公的儿子，卫灵公在世的时候，宠爱妃子南子，让南子把持朝政。蒯聩作为儿子自然不愿意。他设计谋杀南子，结果失败了，被逐出了卫国。

蒯聩离开卫国后，仍然想回到卫国夺权，就和父亲的仇人晋国的赵鞅联手。卫灵公去世后，蒯聩想回国即位，但是卫国的大臣们推举了蒯聩的儿子辄为国君。并阻止蒯聩入国都，蒯聩被迫在戚邑驻扎。

这件事涉及到父子伦常，也涉及到国家利益，所以很难有个好的结果。于是岀公辄与蒯聩父子二人就这样对峙了十七年。

对于这件事情，孔子的弟子们曾经问过孔子的看法。

孔子的回答是，岀公辄不应该把父亲拒之门外，这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事情。尽管这件事实际上处理起来，可能没有理论上那么容易，孔子还是认为，应该首先遵从父子人伦之道，因为违反最基本的人伦，短期内似乎是有利的，长期下去一定会导致不良的后果。

后来，果真如孔子之言，蒯聩设计攻入国都，推翻了岀公辄自己做了国君，岀公辄只好逃离卫国。

这两件事情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孔子对于孝道是首先推崇的，他认为与国家公义相比，人伦孝道是更基本、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丢弃了，造成的后果将要比前者更大更严重。

孔子不愧为圣贤，他的很多观点放到现在也不过时。他的思想能够流传千年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