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中藻 形象）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二月。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也就是我们习称的乾隆皇帝，闲来无事，翻阅起了内阁大学士胡中藻过往的一些诗文。
皇帝翻看臣下的诗文，一来是品评大臣的才学，二来是看看能不能在别人的作品中得到灵感，自己学上两手。
乾隆爱写诗，满朝皆知。
皇帝活了八十九岁，而他一生之中，一共写下了大约四万三千首诗，如果皇帝从呱呱坠地就开始写，一直写到他垂垂老矣，平均算下来，那么皇帝一天就要写一首半的诗出来。
对数字不太敏感的朋友，可能对这个概念不太了解，那作者来举个例子，《全唐诗》中一千八百九十五位诗人，一共也共写了四万两千九百多首诗，乾隆同志一个人的创作数量就和大唐全体诗人基本持平了，可谓“一个人干翻整个盛唐”。
不过皇帝虽然作诗的数量极多，但其诗文的质量却实在是不敢恭维。
诸如“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这样的作品，就算大臣们能昧着良心恭维这是好诗，但皇帝不是傻子，自己什么水平，他心里也还是有数的。
所以，皇帝急需通过阅读优秀作品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
而这位胡中藻，在大清文坛上则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吟诗作对很有两把刷子，并且，其人不但有才，而且官运亨通，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中进士，拜在内阁首辅鄂尔泰门下，屡受提携，最终当上了内阁大学士，总督湖南学政。
（鄂尔泰）
湖南学政，相当于今天的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而清朝的内阁虽然不比明之内阁，但毕竟是形式上的朝廷机要部门，胡中藻又是鄂尔泰的门生，所以在官场上混的也就算是可以了。
乾隆所看胡中藻的作品，是一首叫做《坚磨生诗钞》的诗，全诗已佚，到如今只剩下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
坏就坏在这句诗上。
这句诗的意思是，我胡中藻忠心耿耿，为国为民，大家尽可以来看一看，我到底是好官（清）还是坏官（浊）。
这本身是一句极为普通，用来言志的古诗，但乾隆皇帝看罢之后龙颜大怒，认为“清”是国号，而胡中藻把“浊”字放在“清”字前边，摆明了是对大清政权不尊重，是在埋汰清朝，于是立刻将胡中藻抓来下狱，随即处死。
并且，因为胡中藻对清朝的大不敬，连他已经故去的老师鄂尔泰也受到牵连，被乾隆皇帝批评识人不明，就连牌位被撤出了贤良祠，身后之名，算是一干二净了。
这是乾隆皇帝统治时期一桩看似十分稀松平常的文字狱案件，但实则，这一桩案件，和以往的诸如南山案，吕留良案却完全不同。
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翰林学士戴名世写了一本《南山集》，书中纪事没有使用清朝年号，而采用南明永历纪年，因此戴名世遭到处斩。
（南山集）
戴名世是个典型的怀念前朝的知识分子，写书的时候难免真情流露，这才让人抓住了把柄，自己也领了便当。
人常说康熙疏阔，但其实康熙老兄搞起文字狱来也是一套一套的，相反，他那一向被认为是文字狱集大成者的儿子雍正，反倒对南山案有不同的看法：
《清史稿》：“虽皆非臣子之所宜言，实无悖逆之语，当时刑部复旨，亦未谓此外更有违碍之词，故亦以为冤。”
雍正皇帝认为，戴名世作为大清臣子的确是不应该写这种花里胡哨的书，但书中内容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就是本简简单单的学术作品，所以先帝实在是有些冤枉戴名世了。
不过，这样一番言论，是尚未登基，仍是皇子的雍正皇帝说出来的话，雍正同志当了皇帝之后，搞文字狱只比他的老父亲更狠，而绝不会比他的老父亲更差。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湖南永兴有一位叫做曾静的书生，有反清思想，一直想要反清复明，但他势单力薄，能力不够，于是这仁兄居然单枪匹马的敲开了时任川陕总督岳钟琪的大门，鼓动岳钟琪造反起事，岳钟琪对曾静这种大义凌然，英勇无畏且胆大包天的态度十分钦佩，然后反手就把曾静给逮了起来，并将此事上达天听，报告给了雍正皇帝。
雍正知道这件事儿后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对这起案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皇帝实在不能想象，曾静区区一个落魄书生，是哪里来的勇气和胆略想要造反呢？
不调查不知道，一调查吓一跳，严审之下，曾静供认不讳，他表示自己原本无心造反，而是看了清初文学家吕留良的一些著作后，才萌生了起事的念头。
（吕留良）
皇帝恍然大悟，原来吕留良这个糟老头子写的东西居然是如此厉害的反动思想，由是，已经病逝四十九年的吕留良被开棺戮尸，由此被定下了“大逆”的罪名。
死了的人尚且要如此惩戒，活着的人当然也不能放过，吕氏的后人和门生或斩首，或流放，牵连甚广，基本上就算是一锅端了，罹难之惨烈，堪称清代文字狱之首。
既然搞文字狱是家族传统，那么我们的乾隆皇帝当然也不会落下，并且，通过“胡中藻案”我们可以发现，乾隆搞起文字狱来，比他们的两位前辈们更不讲理，更加荒诞，简直可以用故意找茬来形容。
皇帝的意图很明显，你有错我就夸大你的错误，你没错我就制造错误，反正我是皇帝，一切我说了算。
你不服，那我就收拾你。
这样的文字狱制造方式，和部分男同胞的女朋友发脾气的逻辑可以说是十分相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这，也正是胡中藻案的特殊性，以往的文字狱案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限制言论，控制思想，而胡中藻案的目的，则是为了打压朋党倾轧。
朋党倾轧这个词，各个朝代都有各自的叫法，东晋时叫门阀政治，两宋时叫政治站队，明朝时叫文官集团，其本质就是，朝堂上的官员们不再完全为皇帝而效忠，转而开始谋求私利，而为了在谋求私利的道路上万无一失，他们从不单干，而是会相互结为党派，组成强大的官僚团体，实现集团化的和皇帝对抗。
有了后台，有了伙伴，有了一票人和自己同流合污，官员们的胆子大了，就开始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开始把原本澄清的官场氛围搅成一团浑水。
有人说，东晋的皇帝们没主权，文官们害的。
也有人说，两宋富弱，常被塞北三朝欺凌，文官们害的。
更有人说，大明之所以灭亡，也是文官们害得。
这种说法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确有实据，读者朋友们倒可以好好地考虑一下。
不过，朋堂之害绝非空穴来风，而且这股风很快吹到了乾隆皇帝本人的身上。
（张廷玉 形象）
雍正皇帝驾崩前，给儿子乾隆留下了两位辅政大臣，一位叫做张廷玉，另一位则是鄂尔泰。
鄂尔泰是满洲镶蓝旗人，而张廷玉则是汉人，两位仁兄在从政风格上大不相同，鄂尔泰刚猛，张廷玉温良，鄂尔泰粗犷，张廷玉细腻，所以虽然他们同为顾命大臣，但一直以来就理念不合，相互对立，而朝廷里的官员们为了安身立命，找个靠山，纷纷投身鄂张二人门下，成了他们的马仔，由此形成了鄂党和张党，两党之间在朝堂上相互倾轧，相互争斗，这就算是伸上手，打开了花了。
历来，帝王对于朋党之争都是深恶痛绝的，封建帝制时代，朝堂就像是一间建筑面积庞大的别墅，而皇帝则是别墅的房东，官员们则是别墅内的租客，他们在别墅中有属于各自的房间，皇帝允许他们在别墅大厅里走来走去，但却不允许他们在大厅里跑来跑去。
脆弱的木制地板经不经得住他们这么跑另当别论，就是跑起来的声音，也够皇帝闹挺的。
别的朝代的皇帝对朋堂的态度作者知之甚少，但清朝的皇帝对朋党却是零容忍的，康熙皇帝处理过鳌拜，雍正皇帝则因为朋党之争把帮助自己登基的两大功臣年羹尧和隆科多都处理了，而现在新房东乾隆对鄂尔泰和张廷玉，当然也不会心慈手软。
领班军机大臣晚年被乾隆皇帝整治的差点没能配享太庙，而鄂尔泰虽然已经病逝，但皇帝仍然揪住他的门生胡中藻不放，并且借此事“云处理”了鄂尔泰一波。
（乾隆皇帝）
看来，通过康熙和雍正皇帝的不懈努力，敦敦善诱，乾隆皇帝已经了解了身为帝王的终极奥义，那就是：决不能让大臣们团结起来，也决不能因为尊重他们，重用他们，而让他们滋生出干涉自己的心态。
所以，终乾隆一朝，百官拜服，只敢山呼万岁，绝无忤逆之言。
紫禁城外烟波浩渺，落日熔金，乾隆大帝的身形笼罩之处，其人无不颤抖，封建君主不易察觉的狰狞一面在这一刻展露无疑，再遥想当年的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如果他漫长的执政生涯中有乾隆一分半点的手段，也不至于被大臣们欺负的直接自闭了。
往事成空，均是笑谈，如今今人旧人，都变做了一捧黄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