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变法，但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而发生在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被载入史册的唯一的一次成功的变法，被历史学家和社会改革家称之为历代变法之“魔术”、之“奇迹”。
商鞅变法，其范围之广，内容之深，规模之大，方法之严，在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经过变法，秦国的经济得到发展，军事实力更加强大，使秦国从一个中原诸侯都不愿搭理的附庸国，发展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集权国家，一跃而为战国七雄之首，为后来的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主持这次变法的商鞅也因之被历史记住，成为历史上变法成功的第一人，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
然而商鞅的结局，却着实让人有些意外和惋惜。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诬以谋反，在起兵反击过程中战败身死，尸体被运回秦国，又施以车裂之刑，用五牛分其尸并示众，也有说是用五马分尸的，其惨状不忍目睹。
商鞅何其罪？竟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再说人已经死了，又何必再将其尸解？这得有多大的仇恨？做这件事情的究竟是何人？
这一问似乎有些多此一举，因为大家都知道，下令将商鞅尸体车裂的正是秦惠文王嬴驷。不过嬴驷此时还没有称王。
嬴驷为什么非杀商鞅不可？有人说是因为商鞅变法时得罪了他，杀商鞅是为了公报私仇。然而这种理解太过狭隘，因为嬴驷的谥号为“惠文”，这两个字可不是轻易得来的。如果嬴驷真的公报私仇杀了商鞅，又何以当得起“惠文”二字？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商鞅之死亦有嬴驷公报私仇的成份，然而嬴驷杀商鞅却主要是为了秦国当时的政治局势和自己的政治利益考虑。
商鞅本是卫国贵族，原名公孙鞅，司马迁说他是卫国国君姬妾所生，年轻时就喜欢刑名法术，曾做过魏国国相公叔座的中庶子。公叔座死后不为魏王所用，后投秦孝公，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实行变法。其“立木取信”或“徙木立信”的典故正出于他变法之初。
这种令出必行，取信于民的做法，得到了北宋王安石的高度赞赏，并为此写下一首诗：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已定百金轻。
古今未能非商鞅，商鞅令出政必行。
在此基础上，商鞅分布了新法，但新法的内容却令百姓惊讶不已，因为在新法的规定下，自古以来所形成的生活习惯和风俗都要改变，这让他们极不适应。所以，新法实施一年之后，“秦之国民都言初令之便者以千数”（《史记·商君列传》）。
更让商鞅棘手的是，这时太子竟然也犯了法，这个太子正是嬴驷。嬴驷究竟犯了什么法？《史记》中没有提及。有资料说是太子嬴驷在他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的怂恿下在宫中持械伤人、聚众斗殴，并派人出宫到街上抢夺老百姓的财物。
商鞅认为这是对新法的公然挑衅，不从重处罚新法将难以进一步实行。于是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意思是新法之所以不能顺利实行，那是因为上层有人违犯，若不处罚将何以安民！
于是商鞅“将法太子”，但考虑到太子嬴驷“嗣君也，不可施刑”，那就让他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代为受刑。第二天，秦国人就都遵照新法执行了。后来，公子虔再度犯法，商鞅便对他施以劓刑，割掉了他的鼻子。此举一出，宫室先是一片哗然，但马上又是一片肃然，公子虔和公孙贾吓得从此不敢再出大门。
都说“打狗看主人”，这狗可不是一般的狗，主人也不是一般的人物。从此，太子嬴驷和公子虔、公孙贾便对商鞅怀恨在心，仇怨便结下了。
若是如此，嬴驷在继位之后杀掉商鞅，在法理和道义上实在有些说不过去。然而随着新法的成功实施，秦国变得愈加强大，商鞅很快升迁为大良造，这是秦孝公时秦国最高的爵位，掌握军政大权。
商鞅实际上就成为了秦孝公的相国，于是他就劝秦孝公主动出击，攻打魏国。这一战，秦国大获全胜，商鞅用计，不但俘获了魏国大将公子卬，连同八万魏军和车马也全部被秦军俘获。魏惠王被迫献出河西之地，并将国都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
这一战对秦国来说意义重大，不仅周天子派人给秦孝公送来祭肉，中原诸侯也都前来祝贺，秦国从此一跃成为中原强国。
商鞅建此大功，秦孝公对他大加赏赐，把商、于之地十五个邑都封给了他，封号为商君。从此商鞅的称谓便取代了公孙鞅之名。
此时的商鞅可谓是如日中天，他人生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竟然在他的封地面南称君。然而随着商鞅权势和地位的不断上升，他也开始一步步地走向悲惨的结局。
商鞅相秦十年，虽然使秦国日益强大，却也遭到了很多皇亲国戚的怨恨。商鞅的变法使用的是“霸术”，他是靠严峻的刑法保证了变法的成功，不亲民亦不近人情。比如他处罚太子嬴驷，刑罚太子师，剥夺王公贵族的特权等等。这些人自然对他恨之入骨，都在暗中窥伺，寻找机会报仇雪恨。
特别是商鞅在渭水边杀了七百多名非议新法的老百姓这件事，更是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愤恨。这都为他后来悲惨的结局埋下了隐患。然而当时商鞅身后有秦孝公的支持，这些人一直不敢贸然行事。
如果此时商鞅能够激流勇退，功成身隐，他的下半生也会不乏荣华富贵，或许也能够安享晚年，但是他身处风口浪尖却浑然不觉，甚至不听隐士赵良的劝告。结果，报应说来就来了。
据《战国策》记载，公元前338年，秦孝公病重，临终前欲把君位让给商鞅，还好商鞅有自知之明，坚辞不受。其实秦孝公的让位之举，何尝不是对商鞅的试探？这说明秦孝公当时对他也有了戒备之心，同时也是给了太子嬴驷一种暗示。
不久，秦孝公去世，太子嬴驷继位，是为秦惠文王。嬴驷刚一即位，躲在家里多年不出门的公子虔和公孙贾便跑了出来，向秦惠文王告发商鞅谋反，说：“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危”（《战国策》），如今连秦国的女孩童都在谈论商君的法令，却没有人谈论大王您的的法令，这是商君反臣为主，而大王您倒变为人臣了，那商君本来就是大王的仇人啊，大王应该赶快对他采取措施。
秦惠文王自然也会想起孝公欲让位给商鞅的事情，意识到了自己王权的危机。而那些被惩治过的王公贵族也纷纷起来响应，把仇恨的矛头都指向商鞅。
商鞅闻讯，知道大事不妙，连夜离家潜逃。逃至边境关口，商鞅想找一家旅店住下，可因为走得匆忙，忘了带证件。店主人不知道他就是商鞅，不敢收留他，对他说：“我们商君有令，住店的人如果没有证件，店主就要受到牵连而被治罪。”商鞅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说：“唉！制定的新法竟然遗害到如此地步，新法由我而兴，我今却要因新法而亡了。”
于是改投魏国，魏国人怨恨他欺骗诱捕公子卬而使魏国大败而拒绝他入境。商鞅无奈又潜回秦国封地商邑，率领他的部族发动邑中的士兵，向北攻击郑国以谋求生路。秦惠文王得知后出兵攻打商鞅，把他杀死在郑国的黾池。
秦惠文王令人把商鞅的尸体运回都城，用五马将其分尸并示众，然后诛灭了商鞅全家。
商鞅的悲剧，在于他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不知进退，再加上此时秦国的法治建设已经完成，君王才应该是法治的最高统治者。秦惠文王当然清楚，商鞅本不致死，但他的存在确实已经成为自己王权的最大威胁，况且，他也绝不希望商鞅再为别国所用。所以，他必须除掉商鞅。
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商鞅都逃不过一死。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商鞅死后，秦惠文王并没有把新法废除，却反而根据新法，以商鞅谋反查无实证，公子虔和公孙贾纯属诬陷为由将二人处死，并诛杀了他们的大量党羽。
这或许也是对商鞅亡魂的一种安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