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日寇大扫荡，陈毅收到此人来信，感叹：这个情报至少顶一个师

“让他尽管做大官，要在伪政权里全面渗透。”

这是许建国对手下一名王牌特工下达的指示。

1939年，许建国从延安奔赴晋察冀根据地，担任北方局社会部部长，手握东北、华北两大情报网。

这时他手下有名王牌特工叫李时雨，凭借自己的能力，在1940年当上了汪伪政权的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是有实权的，且职位不低，李时雨在这个大汉奸的位置上坐得有些忐忑。

于是就向他的上线何松亭请示，他还要不要在伪政权里进一步发展。

何松亭对李时雨的问题也不敢擅自回复，于是便让他的妻子孙静云代表李时雨，直接去向中央领导许建国请示。于是许建国明确向孙静云下达了“汉奸”当得越大越好的指示。

李时雨当上汪伪政权立法委员时才三十二岁，他家世贫寒，在伪政权内也没有背景。他能够在伪政权青云直上，凭的是真才实学，和他非同一般的特工天赋。

李时雨是黑龙江巴彦县人，父母把他当成全家的希望，倾尽全力供他读书。他没有辜负家里的希望，考上了公立北平法政大学。

1931年东北沦陷时李时雨二十二岁，他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到东北担任过“义勇军”副总指挥。“

义勇军”失败他回学校继续学业，李大钊灵柩归葬万国公墓，他是冒充家属的护送者之一。

1934年李时雨大学毕业后，组织上考虑到他东北人的身份，让他到东北军卧底，为未来全面抗战做准备。

李时雨通过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和他是同乡的关系，打进东北军。不过他在东北军里的职务并不高，到1936年“西安事变”时，还只是西安“剿总”的一个中尉办事员。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陷入混乱、瓦解状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初步形成。组织上根据新的形势，决定让李时雨退出东北军，打入天津国民党政府当卧底。

天津是当时北方最大的港口，如果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大量的补给都要通过天津转运。

而且天津是联系华北、东北的重镇，在全面抗战中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组织上把李时雨视为特工精英，才把到天津当卧底的任务交给他。

李时雨本来以为退出东北军就可以上前线杀日军，被派往天津当卧底心里还有些失落，不过坚定的党性还是让他毫不犹豫接受了任务。

到天津李时雨两眼一抹黑，他怎样才能打进天津国民党政府的核心机构呢？

这个时候李时雨亮眼的学历起了作用，他很快就凭政法专长，进入了天津高等法院。1937年7月4日，他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书记长。

在天津一站稳脚跟，李时雨就接到上线何松亭安排的两个任务：把一批电台机件，从他居住的英租界，送到指定转运站；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冯骥。

第一个任务看似简单，其实要在日伪严密盘查的天津，带着谍报象征的电台上街，可以说是步步惊心。

李时雨考虑再三，决定先以办案为名，搞一张日本特务机关的通行证。拿到通行证后，李时雨把电台电台机件装在三个皮箱中，分两次运到家中交给孙静云隐藏保管。

然后他又借着办公需要过租界的机会，开出一辆法院的车，到家中取了两个装着电台机件的皮箱，往送他的办公室。

有法院的车和日本特务机关的通行证，李时雨通过日伪检查站时，没有被开箱检查，顺利地把两箱电台机件放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运送另一个皮箱时，时间紧急李时雨一时拿不到法院的车，他就冒险坐三轮车运送。

到了日伪检查站，三轮车被拦下不准通过，好在李时雨有日本特务机关的通行证，皮箱还是没有打开检查，他有惊无险地再次把电台机件带到了办公室。

随后李时雨把所有的电台机件及时送到了转运站，何松亭对他的行动能力非常满意。

营救地下党冯骥，难度系数比送电台机件大得多。在冯骥案件的卷宗里，有他是地下党的确凿证据，要“合法”营救他，就必须先销毁那些证据。

李时雨用简单直接的办法，悄悄烧毁了冯骥的卷宗。负责冯骥案的书记员发现卷宗被烧毁后，惊慌失措地来向李时雨汇报。

李时雨先厉声斥责，吓得书记员冷汗直冒。见火候已到，李时雨又装出一副体恤下情的样子，暗示日军飞机曾轰炸过天津高等法院。

书记员恍然大悟，马上写来报告称“冯骥的卷宗毁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卷宗被烧的事情就不了了之。

随后李时雨趁到监狱视察的机会面见冯骥，暗中告诉他翻案，咬死不承认是共产党，被说成是共产党，都是因为打架遭仇人诬陷。

冯骥一翻案，李时雨就从旁运作，把他无罪开释。

完成这两个任务只是李时雨小试牛刀，不久他迎来了成为高级特工的机会。

1939年8月，汪精卫筹划在上海召开“国民党六大”，为建立伪政权做法统准备。组织上认为参加“六大”是打入汪伪高层的良机，决定让李时雨设法成为“六大”的代表。

李时雨通过老乡的关系，见到了“六大”北方代表召集人朱晶。朱晶是国民党改组派的活跃人物，改组派主要发起人是陈公博，已经和汪精卫沆瀣一气。

让李时雨没有想到的是，他和朱晶刚一坐下来，朱晶就用一种“英雄不问出处”的神态看着他说：“我是个卧底，在为重庆政府国防部国际问题研究所搜集情报。”

告诉了李时雨自己的真实身份，朱晶接着表示一定会让李时雨成为“六大”代表，还和李时雨一起商量，如何填写李时雨的履历更合适。

此时朱晶不知道李时雨究竟是哪路英雄，但显然知道他参加“六大”不是要当汉奸，所以极力拉拢他一起当卧底。

为组织多开辟一条情报线李时雨自然不会拒绝，爽快地答应了朱晶。

参加完“六大”，李时雨就被任命为天津市伪党部执委会委员。不久，他去南京向汪精卫汇报天津“和平运动”的情况时，以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引起了汪精卫的重视。

1940年南京伪政权一成立，汪精卫就下令把李时雨调到南京，担任“南京政府”的“立法委员”。

就是这道调令让李时雨不安，他必须要得到组织确认才能放心赴任。孙静云带回高层领导的指示，李时雨就在南京放开手脚干了起来。

在南京他得到汪精卫的器重，左右逢源屡受嘉奖，上海的电影公司还以他为原型，拍了一部赞扬“先进人物”的电影。

除了在南京混得风生水起，李时雨还利用他“改组派”引荐的身份，和与陈公博女秘书同在北平读过书的关系，获得了伪上海市长陈公博的青睐。

于是从1941年开始，李时雨这个“立法委员”，兼任了很多重要的实权职务。

他头上有过“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处长”、“司法处处长”、“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四处处长”、“执法队队长”等等一大堆官衔。

利用这些职务，他为我党领导的抗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1年，日伪发动针对新四军的大扫荡。李时雨提前把扫荡计划交给新四军。陈毅看完李时雨送来的，有兵力部署、进军路线等详尽内容的“清乡计划”后说：“这个情报至少顶一个师的兵力”。

身居高位，除了提供情报，李时雨高级特工的价值，更体现在他对政策的影响。

他“劝谏”陈公博，用刊物来引导中间知识分子支持“和平建国”，陈公博采纳了他的意见，授意创办《先导》杂志。

这个杂志社一建立，就成了我党保护进步书籍、隐蔽地下人员的基地，华中局很多情报人员，都利用这个杂志社做掩护进行活动。

陈公博让他担任上海伪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他就推出废除刑讯、依法办事的政策，还成立了“人权保障协会”，从政策层面让很多地下党和进步人士走出监狱获得自由。

他新设立的防范科，对预防刑事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让伪政权和民众皆大欢喜，从而让他一系列实质上有利抗日的政策，也获得了日伪的认可。

即使汉奸们都认为李时雨是陈公博的心腹，但他也不能完全避免伪特务对他暗中调查。

特务觉得李时雨作风廉洁，和大汉奸的身份有些不搭，对他产生了怀疑。

不图财不图色，那当汉奸是为什么，这很不正常。于是，有次特务找由头拘捕了孙静云，想从李时雨妻子身上，挖出他的真实身份。

特务没能瞒住李时雨，以李时雨的地位，他向陈公博一投诉，陈公博马上打电话勒令特务放人，李时雨和孙静云有惊无险渡过了一场危机。

1944年汪精卫死后，周佛海接替陈公博出任上海市市长。周佛海一上任，首先要清理陈公博的人。李时雨本来认为他是陈公博的“心腹”，已经主动申请调离。

不料周佛海觉得他广结善缘、人才难得，执意把他留在上海，让他担任上海伪警察局的司法处长。

周佛海对李时雨表现出一副拉拢的样子，允许他直接到到自己的公馆汇报工作，这又给了李时雨很多搜集情报的机会。

到周佛海准备公开投向蒋介石的时候，李时雨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军法处副处长。

这时我党地下组织尝试策反上海军警夺取上海，不料已被策反的一个伪军团，又接受国民党整编调离上海。

李时雨及时送出情报，让这支伪军被我军击溃。伪税警总团被我军歼灭，也是得益于李时雨的情报。

趁着混乱的局面，李时雨还涉险冒充国民党高参范纪曼，营救出一名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政委。

国民党进入上海前，李时雨准备卸下伪装归队。这个时候，一个他关照过的律师余祥琴找到他，拉他加入军统。

余祥琴告诉李时雨，自己其实是军统沪交指挥站的站长，以后李时雨可以跟着他干。

李时雨当初关照他，本来就是察觉到他有隐蔽的身份。不过这时李时雨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连声向他表示失敬。

随后李时雨神色一暗，说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大汉奸陈公博的心腹，军统肯定容不下他。

余祥琴一听这话，马上内涵地盯着李时雨说：“你根本不是陈公博的心腹，你一直都是我的运作人员”。运作人员就是军统发展的伪政权人员，相当于军统的线人。

李时雨心领神会，马上“感激涕零”地表示愿意效力。随后他把情况向组织做了汇报，组织上同意他加入军统继续当卧底。

加入军统后，李时雨被任命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组组长。利用多年在上海经营的人脉，李时雨在军统很快取得亮眼的业绩。

加上余祥琴为给自己捞资本，有的没的到处宣传李时雨在汪伪时期，为军统立下的功劳，让戴笠都对李时雨青睐有加。

有次在军统的酒会上，戴笠专门问余祥琴：“哪位是李时雨？让他来和我喝一杯。”

余祥琴赶紧把李时雨介绍给戴笠。

戴笠不仅和李时雨喝了酒，还当着一众军统人员，夸赞了李时雨一番。李时雨在汪伪政府中，就以会做人著称，应付这些场面他得心应手。

听到戴笠的夸奖，他马上表示，取得这些成绩都是靠戴笠领导得好。这种“商业互吹”，增进了戴笠对他的好感，也提高了他在军统的地位。

有了戴笠背书，李时雨和不少军统大特务的交情逐渐加深，这让他能比较全面的了解到军统的人事、活动、接收上海的情况等情报，这些情报对我方地下党应对军统破坏有重要作用。

李时雨传递出的军统各区站指令、通告，更是多次帮助地下党躲过搜捕，他在军统的作用，得到我党情报部门领导的高度肯定。

遇到自己的手下查获地下党，李时雨总是冒着暴露的危险营救同志。有次一个特务向他报告，一个地下党组织开会的时间和地点。

他悄悄通知孙静云后，就雷厉风行地安排抓捕，结果军统自然是扑了一个空。

不过军统特务也不是省油的灯，有特务挖出李时雨学生时代参与过进步活动，还有孙静云卧底汪伪前为我党工作的经历。

这些情报呈报给戴笠，引起了戴笠的警觉。戴笠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军统中的卧底，他马上找到当时的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核实李时雨在北平时期的经历。

哪知道李国章也是地下党，不仅为李时雨做了澄清，还叹气说：“居然军统内部的派系斗争都到了自相残杀的地步。”

戴笠一方面拿不到李时雨是卧底的实据，一方面面子观念作祟，不愿拿下自己捧红的人降低威信，就给检举李时雨的特务回了封电报：“……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李时雨卧底的事只是暂时放下，并没有完全放过。戴笠死后，军统马上旧事重提，决定秘密抓捕李时雨。

当上海市副市长刘方雄要李时雨去他家谈事时，李时雨敏锐地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

他告诉司机，他如果一小时后他没有从刘方雄家出来，司机就回家隐蔽在门口两三天，告诉到访的人，他已经被逮捕了。

之前军统调查李时雨，组织上知道后已经让他的家人转移，这时他踏入龙潭虎穴，心里没有半分后顾之忧。

军统果然把抓捕安排在刘方雄家里，李时雨被捕后遭受了酷刑，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卧底。军统手中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刻对他进行处置。

几个月后，军统改为保密局，内部争得一塌糊涂，没有闲心再理会李时雨的事，就把他关到提篮桥监狱不闻不问。

1949年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后，南京地下党策反的国民党司法界高层人物，运作通过了释放政治犯的法令，李宗仁签字同意。李时雨也在释放的名单中，得以恢复自由。

出狱后李时雨辗转来到北平，刘少奇同志亲自接见他后，很多老新四军，才知道他就是抗战时期大名鼎鼎发高级特工“窃听器”。

从1934年到1946年，李时雨的卧底生涯持续了十二年，加上他坐牢的日子，他在敌营呆了整整十五年。

他是我党北方情报网最出色的特工之一，他的特工经历，表面上没有谍战片那样惊心动魄，实际上却充满杀机，他的功勋也也丝毫不比谍战片中我党的高级特工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