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天天读 】“赶考”脚步不停歇

进京赶考（油画·局部）。 陈承齐/绘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启程前往北京。这天一大早，毛泽东还在农家小院里看书。秘书叶子龙走进来催促出发。毛泽东站起身将书交给他，并叮嘱带上这本书。叶子龙匆匆将书装进了背包里。

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这就是我们今天极为熟悉的关于“赶考”的对话。

从1948年5月26日进驻开始，党中央在西柏坡工作了10个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党中央指挥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两个务必”的号召……中国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近代中国历经百年漫漫长夜，在这里终于破晓，走向黎明。西柏坡这个滹沱河畔的小村庄，成为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也让西柏坡精神鲜明标记在党的革命精神谱系当中。

千年考题“窑洞对”

从西柏坡到达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后，叶子龙把毛泽东临行前让他带的那本书拿出来，看到书名是《甲申三百年祭》。

就在十多天前，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刚刚落幕，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就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印发了这本由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甲申三百年祭》讲述了李自成在农民起义军占领北京后，被胜利冲昏头脑，最终迅速失败的悲剧。

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对此文十分赞赏，推荐全党认真学习，并将其印成小册子，作为延安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5年之后，这本书再次进入毛泽东纵览风云的视野。进京前夕，毛泽东在西柏坡紧张的工作间隙，曾多次翻阅这本小册子。深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在如此紧要的重大历史关口，如此重视《甲申三百年祭》，当然自有其深意。

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从重庆到延安考察。在毛泽东的窑洞里，黄炎培谈到：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黄炎培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跳出周期率。毛泽东坚定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从《甲申三百年祭》到“窑洞对”，再到七届二中全会上向全党同志发出的告诫，“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这一切，无不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

“进京赶考去”，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从这样的历史起点上出发的。这一颇具历史感且意味深长的比喻，让一个伟大政党从此有了始终未敢忘记的“赶考”意识和代代传承的“赶考”精神。

“考官”是人民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赶考”既含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小心谨慎，又蕴含着“修齐治平”的人生抱负。然而，与历史上“赶考”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面对的“考官”不再是封建统治者，而是人民。

曾在抗战期间出任驻华美军司令的魏德迈，于1946年7月再次来到中国考察。他离开中国前发表了一次演讲，其中谈道：“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或私营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

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道：“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得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含义，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这种天壤之别，不仅国际人士看在眼里，包括众多爱国华侨、民主人士乃至国民党内部的高官都看在眼里——“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人民，把人民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构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层面高低胜负的分野，并最终走向不同的历史命运。

在西柏坡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之所以能以摧枯拉朽之势夺取三大战役胜利，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人民军队的根脉深扎在人民的深厚大地之上。

时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的粟裕，在回忆山东人民对解放战争的支援时说：“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山东人民共发动了四次大的参军运动，送出了五十八万九千余名优秀子弟参军。他们像千百条小溪流渠，汇成了奔腾万里的大江长河，源远流长，滚滚向前，使华东野战军越打越多，越战越强。有这样的人民，还有什么敌人不可以战胜呢？”

历史的伟力，深藏于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因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才会自觉把自己当“学生”、始终让人民当“考官”，在革命建设中赢得人民的真心爱戴和支持，一步步改变着古老中国的命运。

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唐代诗人杜荀鹤写过一首题为《泾溪》的诗：“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这仿佛是个悖论。古老的中华文明，很早就对此有了深刻认识。“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是《易经·系辞传》中的记载。“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是《左传》中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孟子的忠告。

1949年6月，也就是在党中央离开西柏坡的3个月后，新政协筹备会在北京召开。在此期间，徐悲鸿等人推荐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但有的代表认为，新中国已经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民族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歌词已经过时了，建议重新填词。但毛泽东、周恩来都不同意改，赞成歌词中“安不忘危”的思想。经过充分讨论，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写在国歌里，也刻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居安思危，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历史关口上，自觉自警思忧患的生动写照。西柏坡指点江山的一代伟人们已经远去，但“赶考”的强音依然在我们心中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