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公大墓出土战马，学者检测DNA有意外发现，汉朝为此损兵数万

战马是古代军事战争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从商朝的战车到春秋战国时期骑兵的大量运用，战马的多寡已经成为国家军事实力的直接体现。

张仪在游说诸侯的时候，就常常以骑兵多寡来论国力，说秦国“骑万匹”，燕国“骑六千匹”，魏国“骑五千匹”。东汉的伏波将军马援也提到：“马者，兵甲之本，国之大用”。

不过，华夏民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而马却是草原游牧文化的产物，所以，纵观历史，农耕民族常常被游牧民族打败，战马优劣多寡可谓起到了战争成败的关键作用。

张仪在提到诸侯列国的骑兵数量时，还特别强调了“秦骑兵之精，尤为六国所不及，秦国战马探前跌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秦国之所以战马精良，一方面与秦族善养马有关，另一方面则得益于秦国所处的地理位置。

秦国疆域北接胡人和匈奴，西有戎狄，独特的地理位置是秦国获取和培育优良马匹的天然优势，也是秦国最早放弃笨拙的车战而率先建立骑兵部队的原因所在。秦国出现骑兵部队是在秦穆公时期，比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早了300多年。

到春秋时期，秦国骑兵已经成为独立建制的部队。秦始皇统一六国过程中，骑兵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睡虎地秦简出土的《秦律杂抄》记载了秦国战马的征召标准：“蓦马五尺八寸以上”。

而在秦始皇的祖坟—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推断墓主为秦景公）中也发现了大量殉葬的战马尸骸。

但是，吉林大学和陕西考古研究所的学者在对这些战马残骸进行线粒体DNA检测后，却有了颠覆性的发现。

在秦公大墓中出土的10具战马尸骸中，共提取出7例线粒体DNA样本序列，结果表明：有2个样本序列分布于D世系（欧亚大陆西部特征），1例样本与阿哈尔捷金马序列完全相同,1例与阿哈尔捷金马序列呈母系遗传关系。

阿哈尔捷金马就是我国史书当中记载的汗血宝马，这表明至少在春秋时期，汗血宝马就已经被引入到了我国。而在此前，我们普遍认为，汗血宝马是汉武帝时期才引入我国的。

《史记》曾称：“西域之迹，始见张骞；大宛之迹，见自张骞”，是张骞出使西域，才发现了大宛国，进而得知其“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但秦公一号大墓战马DNA检测结果却改写了这一历史认知，印证了汗血宝马在西汉之前就已经被引入秦国。

那为什么汉朝上下对此一无所知呢？

第一是称呼上的差异。从秦景公到汉武帝，中间相隔近400年，秦国和西汉对产自中亚的汗血宝马称谓并不一定存在某种延续性。

第二是数量。汗血马以“力量大、速度快、耐力强”著称，史载“汗血马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这对于急于发动对匈奴反击战的汉武帝而言，是其组建精锐骑兵部队的利器。

所以，汉武帝听闻大宛有这种良马后，不惜两次发动对大宛的战争，柏杨先生就称汉朝发动的这场战争为“不荣誉”之战，显然，汉攻大宛之战让西汉王朝背负了穷兵黩武的骂名。

不过，汉武帝对于汗血马的渴求，并非完全是出自个人喜好，而是希望借此改良中原马种以应对匈奴马。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并非汗血马产地，汉武帝以数万士卒性命换来的汗血马也不过区区1000匹，在经历“引种—杂交”后，在数量庞大的地方马种基因的“冲洗”下，纯血统的汗血马很容易消失。

第三是战争。上文提到，秦国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比诸侯列国更容易从西方获取优良的战马品种，这也是秦国骑兵强大的原因所在。而秦公大墓中的汗血马尸骸表明，秦国战马精良与不断改良马种有关。

但是，外来马数量毕竟太少，在经历“引种—杂交”后，种马都归于消亡，在经历秦末战乱之后，即使是改良后的马种也大量死于战争，汉高祖刘邦甚至在全国都找不到四匹毛色一样的马驾车。

所以，汉朝初期的战马，依然还是占据数量优势的华夏马种。直到张骞通西域，汉朝才再次得知汗血宝马这种良马，并尝试引进繁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