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6年第一季度的cmf季度论坛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益平指出，中国经济再平衡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增长模式必须进行系统性调整。他提出，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应围绕三大方向展开：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国内需求、重塑国际参与方式，而“投资于人”将成为推动这一转型的核心动力。
黄益平首先回顾了年初经济表现。尽管一季度数据优于预期，呈现出“开门红”的态势，但他提醒公众保持审慎乐观。他指出，过去两年经济走势多呈现“前高后低”的特征，2026年作为“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大型项目的集中启动对短期经济回暖起到支撑作用，但关键挑战在于如何实现增长的持续性和稳定性。
针对外界长期关注的经济“不平衡”问题，黄益平通过数据说明再平衡进程已显著推进。与二十年前相比，中国投资率明显下降，消费率稳步上升；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从历史高点接近10%降至2018年以来年均不足2%。即便2025年该比例反弹至3.7%，仍低于g20框架下4%的参考阈值。他指出，这种结构性改善真实存在，但国际社会的关注并未减弱，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尽管顺差占本国gdp的比例下降，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却在上升。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更多考虑与全球经济伙伴的协同共进。
关于“供强需弱”的结构性矛盾，黄益平分析认为，消费不足的背后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包括政府行为模式、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以及劳动力结构变迁。历史上，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增长长期滞后，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偏低，进而抑制消费能力。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在类似发展阶段也曾经历。例如，日本消费占gdp比重在1970年触底，直至2010年才恢复至国际平均水平。中国消费占比的低点出现在2010年，目前已进入回升通道。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经济学家蔡昉判断中国已于2006年跨越“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上应伴随工资上涨与失业率下降，但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叠加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对就业市场构成结构性冲击，使得消费复苏路径更为复杂。黄益平强调，中国的消费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并非持续萎缩。
面向未来，黄益平提出中国经济必须摆脱对低成本劳动力和传统产业的依赖，转向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新增长范式。专利数据显示，中国在多个技术领域的申请量已与美国相当，虽在原始创新方面仍有差距，但在技术应用与扩散方面具备显著优势。他援引英伟达ceo黄仁勋的观点指出，新技术的最大受益者未必是发明者，而是能高效应用者——这正是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潜在机遇。
在需求侧，消费结构正发生积极演变。一批本土新锐快消品牌迅速崛起，开辟全新消费赛道，部分产品定价甚至超越国际品牌，标志着中国已超越单纯依靠成本优势的竞争阶段。
黄益平将中国经济新模式归纳为三个支柱：其一，发展新质生产力。新兴产业需成为引领增长的引擎。尽管面临压力，但各行业普遍展现出被新技术重塑的潜力，当前正处于创新创业的关键窗口期。其二，提升国内需求。消费增长的根本在于居民收入与信心，所有政策设计最终都应回归这两个核心变量。他期望中国能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消费占比的提升，避免重蹈日本耗时四十年的路径。其三，重构国际参与方式。面对全球秩序演变，中国可深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推动建立更包容、更契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黄益平特别强调，“投资于人”是本轮转型成败的关键。他指出，当前经济下行并非单纯的周期性波动，需采取多维度政策组合。首先，政策工具不能局限于财政与货币政策，还需配套行业支持与制度改革，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而非短期gdp冲刺。其次，政府职能亟待转型。过去地方政府擅长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化推进，但在创新驱动阶段，需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后，必须系统性推进“投资于人”战略——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理念，涵盖人力资本提升与社会保障强化双重维度，不仅能增强民众消费能力与意愿，也将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黄益平表示，“投资于人”既包括提升人力资本，也包括增强社会安全感，最终反哺新质生产力；“投资于人”，将是中国经济迈向新一轮增长模式的关键一步。
（作者 李晓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