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老师家5年，考上大学后杳无音信，有天却突然出现在校门口

我抬起头，恰好看见老师站在校门外，提着个褪色的蓝布袋，眼神迷茫又小心翼翼。

五年了，我竟不知该如何面对。

我出生在七十年代初的东北小镇上，那是个黑白照片般的年代。父亲是煤矿工人，常年一身煤灰回家；母亲在纺织厂做挡车工，整日在噪音中穿梭。家里最好的家当是那台上海牌收音机，每天广播里的《新闻联播》都是全家的必修课。

高二那年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矿难夺走了父亲的生命。那天，大雪纷飞，矿区的警报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母亲从床上惊醒，拉着我跑到矿口，满眼都是披着棉衣的家属。

最后，他们把父亲抬出来时，脸上还留着没洗净的煤灰。

＂闺女，节哀。＂大队长塞给母亲一沓钱，＂这是抚恤金。＂

母亲接过钱，手抖得像筛糠。回家后，她一病不起，像是被抽走了全部精气神。

我在煤油灯下复习功课，却怎么也看不进去。家里的钱一天天见底，连续几天，我只能喝稀粥充饥。学校虽有补助，但远不够维持生活。我决定辍学，去县城砖厂做小工。

就在这时，班主任李向阳老师找到我。

＂小刚，想什么呢？高考在即，你可是咱班的尖子生。＂李老师推了推老式黑框眼镜，露出锐利的目光。

＂老师，家里撑不住了。＂我低着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

李老师沉默片刻，突然说道：＂来我家住吧，离学校近，你可以专心备考。＂

那是1977年冬，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整个社会都沉浸在知识改变命运的热潮中。工厂、农村、机关单位的年轻人挤在简陋的教室里，手捧泛黄的课本，眼里闪烁着渴望。

我犹豫了。

＂咱家孩子不能没出息，得考大学。＂母亲在病床上握着我的手，她的手已经没有力气，却还是紧紧攥着我。

就这样，我拎着一个破旅行包，住进了李老师家的东厢房。

那房间窄小，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和一个掉漆的旧书桌，角落里有个小暖炉，门上钉着块蓝白条纹的布帘。李老师的女儿前年考上了哈尔滨医学院，我住的正是她的房间。床头柜上还摆着她的照片，一个扎着马尾辫、笑容灿烂的姑娘。

李老师家的老房子是单位分的福利房，六十平米的空间挤着四口人——老师、他妻子马老师、小他们十岁的儿子小北，现在又加上了我。

马老师是隔壁女中的语文老师，瘦瘦的身材，说话轻声细语，手上总是有干裂的口子，却做得一手好菜。

＂小刚，多吃点肉，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第一天晚上，马老师把红烧肉往我碗里夹。

＂我吃饱了，马阿姨，您和小北吃吧。＂我心里清楚，这肉是他们攒了半个月的粮票才买的。

冬天的东北，寒风刺骨。李老师家只有一个小煤炉，每天晚上我们围坐在炉子旁写作业、批改试卷。小北那时上小学三年级，常爬到我腿上让我讲故事。

＂哥，再讲一遍《西游记》好不好？＂小北的眼睛亮晶晶的。

＂行，不过你得先做完作业。＂我摸摸他的头，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兄长责任感。

有一次半夜，我正在复习物理，李老师披着棉袄进来，轻声问：＂还没睡？＂

＂再看一会儿。＂

李老师把自己的军绿色棉袄披在我身上：＂别冻着，明天周末，街道办在找临时工，你有兴趣吗？＂

＂什么工作？＂

＂装卸工。＂李老师犹豫了一下，＂工资不高，但能补贴点生活费。＂

＂我去！＂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周末，天还没亮，我就出了门。粮油店的仓库里堆满了面粉袋和大米袋，我和几个民工一起干活，累得腰酸背痛，但心里踏实。

第一次拿到十五块钱工资时，我在路口犹豫了好久，最后买了两斤猪肉和一盒奶糖。

回到家，马老师眼圈一下子红了，转身去厨房，好半天才出来，手里端着一盘红烧肉和青菜。

＂小刚懂事了，会贴补家用了。＂李老师拍拍我的肩膀，眼里满是欣慰。

晚饭后，小北拆开奶糖，塞了一颗在我嘴里：＂哥，你最好了！＂

那个晚上，李老师没批作业，我们一家人围着煤炉，听广播里播放的评书《杨家将》，屋外大雪纷飞，屋内却温暖如春。

高三那年，压力如山。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中间除了吃饭，几乎全是学习时间。

马老师得了风湿病，常常关节疼痛。我放学回来就帮着照顾小北，给他辅导功课，陪他玩耍。小北比同龄孩子懂事，但学习不如我专注，常被李老师批评。

＂北子，看看人家小刚，多上进！＂李老师常这样说。

小北有次偷偷对我说：＂哥，我爸总拿你当榜样，说你多努力。可我就是静不下心看书，怎么办？＂

＂每个人都不一样，你有自己的长处。＂我安慰他，＂你画画多好，以后肯定有出息。＂

春节那年，家家户户贴春联、放鞭炮，我和李老师去看望了我母亲。她已经能下床做些简单家务，见到我和李老师，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

＂李老师，谢谢你照顾我家小刚。＂母亲握着李老师的手，声音哽咽。

＂大嫂别这么说，小刚是个好孩子，我只是尽点绵薄之力。＂李老师不好意思地摆摆手。

回家路上，李老师买了几挂鞭炮和一些年货。虽然家境拮据，他还是坚持要给我做身新衣服：＂马上就高考了，穿新衣服图个好兆头。＂

马老师连夜用缝纫机为我赶制了一身蓝色中山装。试穿时，我望着镜子里的自己，竟有些恍惚——这个穿着新衣服、神采奕奕的少年，真的是我吗？

那些日子，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晚上经常看书到深夜，直到煤油灯的光晃得眼睛疼。李老师常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成了我的座右铭。

高考那天，李老师亲自骑自行车送我去考场。

＂小刚，放松心态，发挥正常水平就好。＂李老师拍拍我的肩膀，＂前两年落下的功课都补上来了，老师相信你。＂

考完最后一科，我长舒一口气。。

＂小刚，过来喝碗汤。＂马老师端着一碗鸡汤，＂这是特意给你炖的，补补身子。＂

那个夏天，我像脱了缰的野马，和小北一起在河边钓鱼、看露天电影，甚至教他游泳。日子过得恣意而充实。

八月中旬，录取通知书来了。

＂北京工业大学！＂李老师手捧红色的通知书，激动得声音发抖，＂小刚，你是咱们学校今年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学生！＂

全家人欢欣鼓舞，李老师破例买了瓶二两半的汾酒，平生第一次和我对饮。

＂小刚，为你骄傲！＂李老师一口干了杯中酒，脸涨得通红，眼中含泪。

马老师则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饭菜，还特意蒸了一锅枣花馒头，说是图个吉利。

可我心里却五味杂陈。终于可以摆脱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了。这一年多，我虽然感激老师一家的恩情，但内心深处始终有根刺——那种不得不依靠别人生活的自卑，那种时刻记得自己是外人的局促。

开学前一周，趁着李老师去学校开会，马老师带小北去医院复查，我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几件旧衣服、几本书和录取通知书，只给马老师留了张纸条：＂谢谢您们的照顾，我先去学校了。＂

就这样，我逃也似的离开了，甚至没勇气当面道别。临走时，我在枕头下面留了二十块钱，那是我这个暑假打工攒下的一半积蓄。

火车上，望着窗外飞逝的景色，我既兴奋又忐忑。北京，对我这个东北小镇的孩子来说，简直像是另一个世界。

大学生活繁忙而充实。新鲜的事物太多，我像块干渴的海绵，使劲吸收着各种知识。宿舍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讲着不同的方言，带着不同的生活习惯。

我很少给家里写信，更没给李老师家去过只言片语。有同乡同学笑我是＂白眼狼＂，我只是苦笑不语。

＂那可是你的恩师啊，怎么连封信都不写？＂室友老马不解地问。

＂说不清，太复杂了。＂我含糊地回答。

有一次，收到了李老师的来信。信封已经被雨水打湿，字迹有些模糊。我打开看了几行：＂小刚，近来可好？你离开后，小北常常问起你……＂我没继续看下去，把信塞进抽屉深处，任它积灰。

我害怕面对那份恩情，那会让我想起自己卑微的过去、让我回忆起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我多么希望能彻底斩断过去，成为一个全新的人。

大学食堂里，我只吃最便宜的饭菜，把省下的钱买书、参加培训班。寒暑假从不回家，而是留在学校勤工俭学。就这样，四年很快过去了。

毕业那年，我被学校保送了研究生，还在系里担任了学生助理。那天，我正在校门口为新生指路，突然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李老师。

他头发已经花白，身形更加佝偻，眼里却依然有股倔强。他穿着一件褪色的格子衬衫，手里提着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蓝布袋，不知道在门口徘徊了多久。

＂老师......＂我艰难地开口，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小刚，你看起来很好。＂李老师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不打扰你工作，我就是......＂他顿了顿，目光闪烁，＂小北考上你们学校了，我来看看情况。＂

我这才注意到他身后站着小北，已经长成大小伙子，却瘦得像根竹竿，眼神怯生生的。他背着个蓝色帆布包，手里握着录取通知书，表情像极了当年的我。

＂进来坐坐吧。＂我领他们去了学生食堂。

食堂里人声鼎沸，我给他们打了三份红烧肉套餐。李老师看了看价格，皱了皱眉头：＂太贵了。＂

＂现在条件好了，您别总惦记着省钱。＂我苦笑道。

席间我得知，李老师因为当年力荐我获得学校推荐名额，得罪了不少同事，工作调动一直受阻。有些家长埋怨他偏心外人，冷落自家孩子。马老师的风湿病加重，常年吃药，家里更加拮据。

＂小北不如你用功，分数刚够录取线。＂李老师声音低沉，眼神有些黯淡，＂我听说你在学校当了学生助理，能不能帮小北找个便宜点的住处？他不会麻烦你的。＂

我看着老师布满老茧的手，想起那双手曾为我批改过多少习题，端过多少热汤。五年来的点点滴滴如潮水般涌来——寒冬里他让我先烤火的背影、夏夜里为我扇蚊子的身影、高考前彻夜为我讲题的身影。

还有那次我发烧到40度，李老师背着我去医院；那次我因为家庭变故情绪崩溃，是他整夜陪我聊天；甚至连我最喜欢吃的糖醋排骨，马老师都记得每个月做一次……

我的眼前浮现出那个小小的东厢房，那张简陋的书桌，那盏昏黄的煤油灯。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李老师一家给了我温暖的庇护，给了我改变命运的机会。而我，却连一封像样的信都没给他们写过。

＂老师，您别担心，我会照顾小北的。＂我哽咽着说，＂我宿舍还有空床位，他可以和我住。系里正缺助手，我可以介绍他去做兼职。＂

李老师连忙摇头：＂不用，不用麻烦你。他自己能行。＂

＂我坚持。而且我可以帮他补课。＂我不由分说，随后又问，＂马老师的病怎么样了？＂

＂老样子，＂李老师眼里闪过一丝疲惫，＂吃药能控制，就是花钱。现在日子不如从前了，知识分子的工资赶不上市场上的生意人。＂

散伙时，李老师悄悄塞给我一个布包：＂家乡的山楂片，还记得你爱吃。＂

我接过来，手心一片湿润。这是我最爱吃的零食，五年来，每逢考试取得好成绩，李老师就会买些犒劳我。没想到，他还记得。

＂谢谢老师。＂我紧紧握住他的手，＂当年是我不懂事，辜负了您的期望。＂

李老师拍拍我的肩膀：＂孩子，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你没辜负任何人，你让老师很骄傲。＂

送走李老师后，我回到宿舍，打开那个布包。里面除了山楂片，还有一张照片——那是我高考前和李老师一家的合影。相片背面工整地写着：＂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那晚，我第一次痛哭。不是为了过去的艰辛，而是为了那份我差点辜负的真情。

接下来的日子，我像对待亲弟弟一样照顾小北，帮他适应大学生活，指导他学习方法。周末带他去看电影，那是我们小时候从未有过的奢侈。

＂哥，这家卖羊肉串的真香。＂小北吮着手指，笑得像个孩子。

＂喜欢吃就多吃点。＂我递给他一串，＂上大学了，得长点肉。＂

＂我爸说他当年供你上学，家里都紧巴巴的，舍不得买肉。＂小北嚼着羊肉，＂现在条件好了，他还是舍不得花钱，说攒着给我交学费。＂

我的心一阵刺痛：＂你爸妈是好人。＂

小北点点头：＂是啊，可他们吃了太多苦。我妈的病这些年越来越重，有时疼得整夜睡不着觉。＂

期末考试前，我买了火车票，打算假期回老师家看看。

＂哥，我爸从没埋怨过你。＂一天晚上，小北突然说，＂你走后，每逢过年，他都会说起你，说你一定在学校过得很好。妈妈病得最严重那阵子，爸爸还让我给你写信，可他看了又看，最后没让我寄出去，说不能影响你学习。＂

。＂

我颤抖着打开信封，里面是马老师熟悉的字迹：＂小刚，你永远是我们家的孩子。不管你走多远，家的门永远为你敞开。＂简单的一句话，却让我泪如雨下。

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那一刻，我才明白，师生之情，远比我想象的深厚。。

拿到第一个月的助学金时，我一分为二，一半寄给了母亲，一半寄给了李老师，信中简单写道：＂老师，这是学生的一点心意，请收下。您和马老师的恩情，我此生难忘。＂

李老师回信只有一句话：＂好好学习，别辜负自己。＂

家乡的冬天依然那么冷。我和小北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站在李老师家门口。推开门的那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马老师看到我，愣了一下，随即热泪盈眶：＂小刚，你回来了！＂

李老师正在灶台前烧水，听到声音转过身，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老师，我回来了。＂我放下行李，深深鞠了一躬。

那个冬天，我们一家人又围着煤炉，听《新闻联播》，吃马老师做的饺子。小北画了幅画，是我们四个人的合影，下面写着：＂一家人＂。

临走时，我悄悄塞给李老师一个存折：＂这是我这两年的积蓄，请您收下。马老师的病需要好好治。＂

李老师想推辞，我坚持道：＂老师，这不是报恩，这是亲人之间的互相扶持。＂

十年后的今天，我已是这所大学的青年教师。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泛黄的照片，是高考前夕李老师和我的合影。

每当看到贫困学生的资助申请，我总会想起当年的自己，那个被命运困住却又被师恩托起的少年。办公桌抽屉里，永远放着一包山楂片，那是我和过去的联结，也是对未来的期许。

＂刘老师，您为什么总是推荐贫困生入学？＂学生会主席好奇地问我。

我只是笑笑：＂因为我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而人间真情，能照亮人生的路。＂

去年冬天，李老师因病去世。葬礼上，来了很多他的学生。。＂

如今，小北已经成了知名画家，马老师和我母亲住在一起，两个同样失去丈夫的女人相互扶持，安度晚年。而我，依然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夜，一个瘦弱的少年坐在煤油灯下，为了一个叫＂大学＂的梦想而奋斗。

李老师教给我的，远不止课本上的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那份恩情，像山楂片，酸中带甜，久久回味。

每当夜深人静，我都会想起那个东厢房，想起那盏昏黄的煤油灯，想起李老师布满老茧的手和马老师温暖的笑。在生命的长河中，他们是我永远的航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