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恢复高考的回忆‖许弟余

许弟余

我是遂宁中学六六级高中毕业生。1966年上年，正当我们准备毕业并报考大学时，党中央发出了“5·16通知”，即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为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学生开始了“破四旧，立四新”和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运动。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受到了严重干扰和破坏。1966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社论中说要“把高考制度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央“5·16通知”中说“延长半年高考”，谁知这一延长，全国各类高校停止招生时间长达11年。那时象我一样的初高中毕业想上高一级学校，想以学到的知识报效祖国的有志青年学生的愿望几乎成了泡影。都有一种“生不逢时”和“报国无门”的无限遗憾。

1977年初秋，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召集知识界人士座谈，为结束“10年内乱”，为振兴中华选拔人才听取意见，决定全国立即“恢复高考”。这一决定，犹如一声春雷，声音响彻祖国大地。高考梦寐以求的“老三届”（66、67、68届）学生都欣喜若狂。

我1966年高中毕业后，回乡务了两年多农，1969年2月当上了保山小学民办教师。1977年10月的一天，我正在田里收拾柴禾，乡邮递员碰到我，对我说：“许弟余，你们老三届的高中生今年可以考大学了！”我似信非信地反问：“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非常认真地说：“真有这事！报纸都登出来了。”听说消息是真的，我欣喜若狂，爬上田坎就往家跑。刚到家门口，妻子惊奇地问我：“你咋个脚杆上的稀泥巴都没洗就回家来了呢？”我激动地说：“你不晓得，全国恢复高考了，我要去考大学了！”从那天开始，我把珍藏了11年多的高中教材，高考复习资料全找了出来，用一个月时间没日没夜，废寝忘食地复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课程复习了多遍。没过多久，我报了名并拿到了高考准考证。这张准考证是我11年梦寐以求的东西，也许他就是改变我一生命运，用所学知识报效国家的通行证。因此我深知它的份量。高考前一天，天刚亮我就起了床，草草吃了点早饭就上路，步行50多里山路来到遂宁县城，走进了我阔别11年多的考场，我心情无比激动。但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沉着应考。政治、语文、数学、理化四个科目考下来，我以总分293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西南师范学院物理系。

据说1977年那年首次恢复高考制度时，全国有1160万人参考，录取了27万人。

1978年3月，恢复高考后录取的首批新生入学了。有夫妻同被录取进校门的，也有师生一齐上大学的。年龄最大的有30多岁，最小的17岁。我入校时已31岁，是3个孩子的父亲了。而且家有高龄的父母，体弱多病的妻子，几个月大的小儿子。尽管家庭条件差，负担重，但我深感读大学的机会来之不易，要不是党的好政策，说不定我一辈子都是个农民身份的乡村民办教师，因此我非常珍惜自己的读书机会。在大学里，我惜时如金，把全部精力用到了学习上，寝室、教室、阅书馆“三点一线”是我四年大学校园生活的轨迹；我克服了常人无法想像的困难，以顽强的毅力，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1981年还被评为重庆市“三好学生”。1982年1月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了绵阳地区专科学校（现四川职业技术学院）任教。

也许是年轻时想读书求知的心灵煎熬，也许是农村艰苦生活的磨炼。参加工作后，我又非常珍惜自己的工作机会，不分白天黑夜，也不分双休日和节假日，认真钻研业务，努力搞好教研和科研。自认为“一个人的时间有限，而工作应当无限；生命的长度有限，而生命的宽度却无限”，暗下决心要用出色的工作成绩来感谢党的好政策，来报效祖国。

我在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已任教26年了。因工作勤奋，作出了一定成绩，1999年获曾宪梓教育基金会优秀教师奖；2002年被评为教授。这些年中，还多次获得各种奖励。

我作为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后的首届大学生，我认为自己还是幸运的。“老牛明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我已年过六旬，决心在有生之年继续尽“绵薄之力”，为祖国的繁荣，民族的振兴培养更多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