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是北京大学125周年校庆日。
“敦煌女儿”，樊锦诗回到母校北大，捐款1000万人民币，设立樊锦诗教育基金，用以支持北大的敦煌学研究。
此次捐赠的资金，包括樊锦诗此前获得过的各奖项奖金，在此基础上，为使基金本金能达到1000万人民币，樊锦诗又将她本人多年的积蓄捐出。
樊锦诗在捐赠仪式上说：“做人不能只为自己打算，这份奖金应该‘取之有道’，更要‘用之有道’。我希望樊锦诗教育基金的设立，会对北京大学敦煌学研究的发展起到一点添砖加瓦的积极作用。”
捐赠仪式现场，热烈的掌声一次次响起
“舍半生，给茫茫大漠。从未名湖到莫高窟，守住前辈的火，开辟明天的路。
半个世纪的风沙，不是谁都经得起吹打。一腔爱，一洞画，一场文化苦旅，从青春到白发。
心归处，是敦煌。”
这，是2020年，“感动中国”，给予樊锦诗的颁奖词。
樊锦诗，这位“敦煌女儿”，授之无愧！
去过西北的人，一定到过敦煌莫高窟。
这座藏有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佛教、道教等诸多经典的艺术圣殿，却在20世纪初遭到了严重的浩劫。
外国列强们打着探险的旗号，几千件几百件的公开拉走。
闻之，令人心痛！
然而，一直到1987年，它才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因为，只有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文物才会受到国际《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保护。
从1950年到1987年，整整几代人，都在为之奋斗，其中艰辛，不言而喻。
这些人中，就有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樊锦诗 ——
一个将毕生精力倾注在敦煌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发展“数字敦煌”上的平凡老人。
一个扎根敦煌58年，几次险些命丧敦煌的普通女子。
一个毫无私心，将所有奉献给这片土地的“敦煌女儿”。
1、曾经的小儿麻痹症患儿，成北大宠儿
樊锦诗，1938年出生于北平。因为是双胞胎，又是早产儿，所以先天不足。
随着年龄的增长，姐姐倒是很快跟正常孩子一样，能跑能跳。可樊锦诗却一直体弱多病，甚至被人叫做“病秧子”。
有一次在学校上课，樊锦诗突然感到浑身发热、走路困难，豆大的汗珠呼呼往外冒。
老师同学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小锦诗送回家，没一会儿功夫，她就开始胡言乱语。
家人赶忙把她送到医院，经过仔细检查，小锦诗被确诊为小儿麻痹症。
在那个时候，小儿麻痹症根本无药可救。唯一的希望就是，输入带抗体的血液。
小锦诗的家人联系了很多能提供抗体的人，但却没有一个人愿意献血。
无奈之下，家人只能决定用双胞胎姐姐的血试一试。
很幸运，姐姐的血液跟她完全匹配，她得救了。
因为身体不好，父母在学习方面，并不太苛求于她。
可小锦诗确实非常有天分，似乎完全不需要像同龄孩子一样“头悬梁锥刺股”，就能轻松取得好成绩。
尤其是历史，她从小就表现出了极强的兴趣和天赋。
高中毕业的时候，樊锦诗没有和父母商量，自己填了高考志愿，并成功考上了北大历史系。
直到拿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父母才能相信这是真的。
从此，她开启了自己不平凡的一生。
2、病弱的身体，竟扎根在了风沙敦煌
1962年，樊锦诗在北大的最后一年，按照惯例选择实习地点。
从小就对敦煌充满憧憬的她，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
对敦煌的着迷，让她忽略了糟糕的身体情况，和艰苦的外部环境。
结果，樊锦诗因为无法适应当地环境而晕倒，只能提前结束实习期。出乎意料的是，毕业分配时，她竟然又被分到了敦煌。
樊锦诗知道后，赶紧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很快，父亲就回信了，里面还夹着另一封写给学校领导的信，叮嘱她转交。
她偷偷看了信的内容，主要是说，她体弱多病，希望学校可以让身体好的同学去。
然而，当时大学生的奉献精神根深蒂固。
“国家需要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我们就到什么地方去。”
于是，樊锦诗把这封信烧了。
父亲知道了她的决定，沉默良久。
最后，父亲对她说，“既然选择了，就要好好干。”
到了敦煌后，她住陋室，睡土炕，吃杂粮，喝宕泉河水。
艰苦的条件，让樊锦诗的身体雪上加霜。
再加上敦煌当地的医疗水平不高，导致她总是生病，甚至还出现过生命危险。
有一次，樊锦诗感觉不舒服，就去了医务室。
医生问，“你青霉素过敏吗？”
她说，“不知道。”
于是，医生给她做了皮试，确定没有过敏反应之后，注射了青霉素。
可是，回到宿舍，樊锦诗突然觉得特别冷，身上盖了两床棉被，还冷到发抖，不知不觉就晕了过去。
再次恢复意识后，她赶紧找隔壁的司机师傅帮忙叫医生。
医生看到她的样子后，吓得大声喊，“太可怕了，你这是青霉素过敏，弄不好，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那天晚上，医生将她安置到医务室观察了一整夜。
这样的情况，对于樊锦诗而言，简直就成了家常便饭。
她就是这样执着地认准了敦煌，并且一扎根就是59年。
后来，她在采访中说，“我的命就在敦煌。”
半个多世纪以来，她潜心考古事业，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等朝代的洞窟分期断代，并专注敦煌保护工作，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彰了显世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精神。
同时，她不断创新方法，利用高科技，建立数字敦煌。
敦煌已经成为樊锦诗生命中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她，是名副其实的“敦煌女儿”。
3、因为懂她，多年等待，他奔赴而来
在收获事业的同时，樊锦诗也收获了甜蜜的爱情。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相识于北大。
因为彭金章的少白头，樊锦诗也随大流地叫他“老彭。”
然而，彭金章对她格外热心，不仅在图书馆帮她占座，还送给她手帕。
一次，彭金章突然邀请她去家中做客，樊锦诗这才意识到彭金章的心意。
毕业时，他们俩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
临别之际，樊锦诗说，“3年后，我去找你！”
彭金章望着她的眼睛，“我等你”。
在此期间，两人互通书信，维持着这份爱情。
3年后，樊锦诗爽约了，但是彭金章却找来了。
两人有太多话要说，总是不知不觉聊到深夜，只是谁也没提他们的未来。
转眼间，又到了离别的日子。
彭金章拉起樊锦诗的手，认真地注视着她，“我在等着你。”
樊锦诗泪流满面，一直望着汽车开走的方向。
1967年1月，在彭金章大哥大嫂的催促下，樊锦诗跑到武汉找彭金章完婚。
只是，她到达武昌火车站后，却迟迟不见彭金章。
于是，她步行去了武大彭金章的宿舍。进不去门的她，只能站在门口，冻得直哆嗦。
过了半天，彭金章才满头大汗跑回来，赶紧把樊锦诗领进宿舍，直接将她和一杯热水都塞进被窝。
1月15日，两人用宿舍当新房，正式结婚。
婚后不久，他们便两地分居，时间长达19年。
直到1986年，彭金章放弃事业投奔樊锦诗，分居的日子才得以结束。
两个人在敦煌朝夕相处，度过了31年的幸福时光。
2017年，彭金章因胰腺癌去世，樊锦诗声音颤抖地念叨着，“我的老彭不在了。”
樊锦诗和彭金章相爱于未名湖、相守于莫高窟。
彭金章懂得她的执念，所以不顾一切奔赴而来，成全了58年的敦煌之恋。
2020年，樊锦诗当选“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
在接受采访时，她说 ——
“我丈夫2017年去世，但是军功章有一半属于他。”
4、我心归处，是敦煌
樊锦诗曾说：“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敦煌这么多年，也就是说命该如此在敦煌。”
千里黄沙，大漠孤烟。
谁能说，她内心深处不曾有一丝孤清寂寞呢?
但对敦煌的爱和使命感，让她甘愿放弃安逸，放弃享受。
在她心里，或许没有什么比守护着荒野大漠的735座洞窟更重要了。
2020年，81岁的樊锦诗，回顾并讲述了自己一生的经历，内容被编纂成书，取名《我心归处是敦煌》。
我心归处，是敦煌！
是啊，对樊锦诗来说，敦煌，是命运，是人生！
更是，人生的担当！
正如，有人曾问樊锦诗，人生的幸福在哪里？
樊锦诗说 ——
“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心灵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对我来说，来到这个世界上，该做的事做了、该出的力出了，没有愧对祖先和前辈交给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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