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研究者開始採用不同的方法考察欺凌的類型、發生頻率及其年齡和性別差異。
20世紀90年代初至今，對欺凌的研究進一步拓展到個體、家庭、學校和社會等方面的影響因素，還有欺凌對個體造成的負面影響以及如何進行干預和預防。
我國學者對於欺凌的系統研究始於20世紀末、21世紀初。張文新和陳世平分別對Olweus和Smith提出的欺凌概念進行了闡釋和細化，同時修訂了相關量表，被後來的研究者廣為使用。
國內研究者較多考察了欺凌對於個體心理發展的影響，例如，兒童欺凌受害程度與抑鬱之間的關係以及心理彈性和正念的調節作用；兒童欺凌與人格之間的關係。
一些研究者也考察了家庭因素對於欺凌的影響，例如，親子關係與高年級小學生校園欺凌之間關係以及自立行為的中介作用；家庭功能與中學生校園受欺負的關係。
當前，許多國家都把欺凌視為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英國、挪威、義大利、加拿大、美國和日本。儘管存在其他情境中的欺凌現象，但是校園欺凌尤為引人關注。這與校園欺凌事件的當事人大多都是未成年人有關。
已有研究發現，欺凌受害現象在小學中、高年級的發生比例較高。一些國家的調查數據則顯示，最近10年校園欺凌呈現出逐漸增多的趨勢。
在我國，一項在山東省和河北省開展的早期研究顯示，在被調查的9205名中小學生當中，19%的人捲入過欺凌事件，其中14.9%是受害者、2.5%是欺凌者、1.6%是欺凌-受害者。
常見的直接身體欺負、直接言語欺負和間接欺負三種欺負行為中，在小學階段的發生率高於初中階段近一倍。最近10年，被媒體曝光的校園欺凌事件日益增多，尤其是在社交媒體上。頻繁發生的校園欺凌事件引發了越來越多的社會關注和研究探討。
然而，研究發現，充滿敵意的家庭環境以及以衝突和虐待、專制和過度控制為特徵的父母教養行為，都會導致兒童在家庭之外實施攻擊行為的可能性增高。而父母心理控制在其中影響是最大的。
因此，研究旨在探討父母心理控制對子女欺凌角色行為及其心理健康的影響及其中介因素，為進一步從家庭角度探討兒童、青少年校園欺凌行為的干預和預防提供研究依據和實踐指導。
父母心理控制對子女欺凌角色行為和心理健康的影響
兩次橫斷研究結果均顯示，父母的心理控制對子女的欺凌行為、協同欺凌行為、受害行為、置身事外行為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
這些結果表明，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越高，子女的欺凌行為、協同欺凌行為、受害行為和置身事外行為就越多。
一方面，父母的心理控制會破壞子女對依戀的安全感，增加其攻擊性，並使得他們在親子關係中習得父母的控制行為之後運用到同伴交往過程中，導致子女出現更多的欺凌行為和協同欺凌行為。
另一方面，父母的心理控制抑制了子女的個性和自我意識的發展，干擾了子女在同伴交往過程中學習面對人機衝突時的解決策略，導致他們出現更多的受害行為和置身事外行為。
研究沒有發現父母的心理控制對子女保護行為的負向預測作用。與之相反，第二次橫斷數據發現父母的心理控制與子女的保護行為之間可能存在正向聯繫。這可能與父母心理控制中的引發內疚有關。
最新一項跨文化研究結果顯示，在以相互依賴為導向的文化中，兒童更可能將父母給予的負罪感理解為父母的關心，而不是排斥。父母引發內疚有助於幫助孩子獲得同理心，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感受，提高他們的同伴社交能力，有助於減少欺凌行為。
然而，第一次橫斷數據並沒有發現父母心理控制與子女保護行為的正相關。這可能是由於欺凌事件中的保護行為具有一定的風險性，不同於一般的親社會性行為。
後者雖然也是指個體在社會交往中表現出的積極友好行為，但是會使他人乃至整個群體獲益，能夠促成雙方的和諧關係，沒有壓力和風險性，對自身也沒有威脅。
無論如何，父母心理控制與欺凌事件中的保護行為之間的關係，還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檢驗或證實。
交叉滯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第一次測量的父母心理控制對第二次測量的子女欺凌行為和協同欺凌行為具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第一次測量的子女欺凌行為、受害行為、保護行為和置身事外行為對第二次測量的父母心理控制有顯著的預測作用。
這些縱向分析結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與子女部分欺凌角色行為之間相互影響，存在時間上的因果關係。這一結果與父母心理控制與青少年攻擊行為之間關係的縱向研究結果保持一致。
該研究結果顯示，青少年第一階段的攻擊行為能夠正向預測父母第二階段的心理控制，父母第二階段的心理控制也能預測青少年第三階段的攻擊行為。
其中，子女欺凌行為、受害行為、置身事外行為和保護行為越多，父母的心理控制水平越高。這可能是因為前三種欺凌角色行為可能造成消極適應結果，而保護行為則可能會讓保護者在欺凌事件中成為下一個被欺凌的目標。
兩次橫斷研究結果均顯示，父母的心理控制對子女的社交焦慮有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這與以往研究結果相同；父母心理控制對子女抑鬱的預測作用只在第二次數據中顯著。這可能與小學兒童更多存在社交焦慮，較少出現抑鬱情緒有關。
在一項關於烏魯木齊小學生社交焦慮和抑鬱現狀調查的研究中發現，四至六年級小學生社交焦慮的比率為28.5%，抑鬱比率為11.2%。
蘇淑閣等人的研究結果顯示，哈爾濱市高年級小學生社交焦慮的比率為28.5%，張學艷等人研究發現鹽城市高年級小學生抑鬱情況的比率為10.7%，意味著在小學階段，學生的社交焦慮問題比抑鬱問題更加突出。
交叉滯後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與假設2不同，第一次測量的父母心理控制對第二次測量的子女抑鬱和社交焦慮沒有預測作用，第二次測量的子女抑鬱和社交焦慮對第一次測量的父母心理控制沒有預測作用。
這些縱向分析結果表明父母心理控制與子女抑鬱和社交焦慮不存在時間上的因果關係。在一項父母心理控制與青少年焦慮的相關研究中，對中學生被試進行了連續三年的追蹤測查，發現初一的青少年焦慮能顯著正向預測初二的父母心理控制。
同時，初二的青少年焦慮也能顯著正向預測初三的父母心理控制；但只有初二的父母心理控制可以顯著正向預測初三的青少年焦慮。
父母心理控制與子女抑鬱和社交焦慮可能存在一定的因果關係，但由於研究兩測量時間間隔較短，對測量結果產生了一定偏差，所以具體的結果還需要近一步的深入研究。
教育建議
研究的結果對於小學生的家庭教育以及學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導和借鑒意義。
對於學校和教師來說，學校可以開設相關心理健康課程，讓父母了解心理控制的概念和對子女的不利影響，幫助父母認識到子女的一些問題行為可能是由父母過度的心理控制導致的，從而改善自己的教養方式。
教師也要做好與學生家長的溝通工作，定期與家長溝通學生的情況。也可以定期開展有關人際衝突應對策略的主題班會，師生之間分享人際衝突案例，一起尋求巧妙的解決方式。
對於家長來說，父母首先要意識到，過高的心理控制會增加子女的欺凌角色行為，並在其中起到一定的消極影響。在生活中，注意自己對子女的心理控制程度，給予一定的自我發展空間。在教育過程中要張弛有度，學會放手，培養孩子的獨立意識。
多協商多溝通共同探討問題，鼓勵其表達自己思想，傾聽他們的內心想法，提升孩子的自我表達、情緒表達能力問題解決能力，降低孩子以不合理的行為方式來表示反抗的幾率。
對於學生來說，要增強人際溝通和社會交往能力。要明白交往策略要根據情境的不同靈活運用。
首先面對問題或者困境時，要試著自己解決問題培養自己的獨立性；再次，要強化自己的情緒管理，培養自我控制能力，冷靜思考，找出合理妥善的辦法解決問題；最後，在人際交往過程中遇到困境，一定要敢於向老師或者家長尋求幫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