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張居正是明朝著名政治家，也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歷史長河中繼戰國的商鞅、吳起、唐朝的房玄齡、姚崇、宋朝的王安石，最後一位以文官朝臣身份推動社會改革的改革家。
張居正在1572年至1582年擔任內閣首席輔政大臣，在這十年間他大力推動政治經濟改革，扭轉了明朝社會頹勢，明朝度過了最後的黃金十年。
同時內閣權力達到頂峰，張居正以首輔身份代行皇權，然而權力的膨脹也讓他最終被反噬，在他死後，守舊派勢力發動瘋狂反撲，不僅改革全部被廢止，他本人被削奪一切榮譽爵位，並被抄家。
隨著張居正的隕落，此後的明清歷史再無強臣政治，屬於士大夫政治的時代徹底結束。
張居正的崛起——從天才少年到內閣首輔
公元1525年，鄭居正出生於湖北荊州的一個秀才家裡，據說張居正從幼年時就聰明過人，很小就成了荊州府遠近聞名的神童。
1536年，十一歲的張居正參加童試，其機敏靈俐深得荊州知府李士翱的憐愛，第二年張居正參加鄉試，時任湖廣巡撫顧璘擔心他少年得志，經不起風浪，故意阻撓讓他落榜，以此多加磨礪，促成大器。
1540年，張居正順利通過鄉試，成為一名少年舉人。顧璘對他十分賞識，解下犀帶贈予他並說:
「希望你樹立遠大的抱負，做伊尹、顏淵，不要只做一個少年成名的舉人。」
1547年，二十三歲的張居正中進士，正式入朝為官，而顧璘沒有看錯人，張居正能夠成器，與接受的挫折教育息息相關。
張居正入朝後拜到內閣重臣徐階的門下，在徐階的引導下，張居正努力鑽研經典國事，為他日後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當時的內閣中，夏言與嚴嵩為了爭奪首輔職位，進行著激烈的政治鬥爭，在嚴嵩進讒攻擊下，夏言被嘉靖斬首，嚴嵩成為內閣首輔。
嚴嵩主政後，大肆貪污受賄，賣官鬻爵，朝政在他手中日趨敗壞，血性正直的張居正在勸諫嘉靖無果後，張居正於1554年請病假離京到故鄉江陵。
在休假三年中，他不僅遊覽了許多名勝古迹和名山大川，而且他發現流民遍地、盜賊四起等一系列社會矛盾和貧富差距問題，他在《荊州府題名記》中說：
「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并。」
在遊歷結束後，他對當時的明朝社會有了新的認識，併產生匡扶社稷的責任意識。
面對只顧修仙問道的嘉靖、擅權貪腐的嚴嵩和那些庸庸碌碌的官僚，張居正決心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大明頹勢。
1557年，張居正回翰林院供職，為了能夠在複雜的政治鬥爭中生存下去，他開始模仿老師徐階內抱不群，外欲渾跡的手段，以相機而動。
後來張居正擔任國子監司業，並被徐階推薦到裕王朱載垕的侍講侍讀。在裕邸期間，張居正積累了良好的政治資源，打開了人脈，為他將來的發展做了鋪墊。
1566年嘉靖去世後，朱載垕繼位，張居正憑藉東宮舊臣的關係，於次年被提拔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正式進入內閣，參與朝政。
同年四月，又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他終於在十年的較量中「直上盡頭竿」，成為大明政府核心大員。
然而好景不長，他的政治生涯迎來了第一個考驗，1568年他的老師徐階和同為太子黨的高拱發生矛盾，互相攻訐。
朱載垕偏向高拱，致使老邁的徐階不得不致仕退休，高拱成為內閣首輔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內閣大權，而張居正則是內閣次輔。
在他看來，高拱不僅是老師徐階的仇敵，更是自己更上一步的絆腳石，不過此時的張居正經濟十幾年的宦海沉浮，早已成為城府極深的老官僚，他必須等待時機。
1572年，朱載垕駕崩，年僅十歲的朱翊鈞繼位，即萬曆，張居正作為朱翊鈞的老師，深得其母李太后的信任。
而且張居正為人謙遜，與司禮監秉筆太監馮寶建立良好關係。
與之相對應的是高拱為人高傲跋扈，經常口無遮攔，藐視萬曆，以至於觸動李太后敏感的神經，對馮寶也不甚尊重。
張居正利用此機會與馮寶建立政治聯盟，並指示馮保向李太后進讒言，誣告高拱有不臣之心，李太后立刻下令以「專政擅權」之罪罷免高拱趕回原籍。
而張居在這一年取代其擔任首輔，進中極殿大學士，至此張居正取得位極人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治地位，並正式推動改革，以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
張居正改革——帝國頹勢的「強心針」，大明最後的黃金十年
張居正的改革主要圍繞政治、經濟和軍事等方面進行。政治上，張居正改革目標是明朝官場長期以來的人浮於事、懶政不作為現象。
嘉靖以來，從中央到地方，各級官員庸庸碌碌，怠政無為，政府幾乎處於停擺狀態，老百姓處於水深火熱，而官員們卻只顧貪圖享樂。
張居正認為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於是他以加強官吏考核為手段整頓吏治。掌管內閣後，1573年，張居正實行「考成法」，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
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從內閣到六科，從六科都到衙門，層層考試，規定地方官員每年需完成的財政稅收任務。對於未完成目標的，給予降級或革職，並淘汰懲治了一大批不作為的官員。
同時他信賞罰，持法嚴，對於違法權貴絕不姑息。當時黔國公沐朝弼屢次犯法，應當逮捕，但朝廷卻因其背景不敢問罪，張居正決定敲山震虎。
先是改立沐朝弼的兒子襲爵，然後飛馬前去捆綁沐朝弼並將其押解到京師，張居正將他幽禁在南京。
張居正的鐵腕執法，讓朝廷風氣煥然一新，史書記載:
「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飾非，朝廷號令，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各級部門的辦事效率大大提高，改變了以往「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的拖拉現象。
經濟上，張居正實行一條鞭法，也是其改革的重點，明中期以來，土地兼并現象日趨嚴重，皇族、王公、勛戚、宦官利用政治特權，從農民手中占奪大量土地。
而農民則淪為流民或佃農，在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殘酷剝削下，租田農民生活極苦，當時有歌謠:
「一畝官田七斗收，先將六斗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和「為田追租未足怪，盡將官田作民賣，富家得田民納租，年年舊租結新債。」
巨大的貧富差距使社會階級矛盾日益突出，同時土地兼并加劇使全國納稅的土地有一半為大地主隱佔，拒不繳稅，嚴重地影響了國家收入。
另外朝廷控制的田畝、人丁日益短縮，財源耗竭，形成嚴重的財政危機。
1578年張居正對全國進行土地丈量，清查地主隱瞞的土地，增加土地2.8億畝，沉重打擊既得利益集團。
1581年張居正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把各地的田賦、徭役以及其他雜務征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同時將部分丁役負擔攤入田畝，這也是清朝雍正時期攤丁入畝的來源。
一條鞭法調解了大地主與農民之間負擔畸輕畸重的問題，打擊了大地主大貴族的壟斷勢力，增加了朝廷賦稅收入。
1577年，全國錢糧收入銀兩達435萬餘兩，比隆慶時期增長74%。
到張居正執政末期，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與嘉靖時期國庫存糧不夠一的情況，有了很大進步。
一條鞭法在中國賦役制度史上是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也是重要的社會變革事件，不僅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緩解了經濟危機，減輕了人民的負擔，也給予走下坡路的明王朝一線曙光。
同時張居正啟用潘季訓治理黃河，興修水利，用一年半時間，修築黃河到淮河的堤壩，有效地抑制了黃河泛濫，使漕運暢通，同時還使多年的棄地復變為良田。
軍事上，蒙古、女真時常入寇邊塞，明朝在北方地區面臨極大軍事壓力，張居正實行「外示羈縻、內修守備」的邊防新政。
「內修守備」是指加強北邊防務，提高軍事抗衡能力，任用抗倭名將戚繼光鎮守薊門防禦蒙古，李成梁鎮守遼東抵禦女真，操練兵馬，提升軍隊戰鬥力。
同時修築長城防禦體系，又在長城上加修「敵台」三千多座，加強北方的防備。
「外示羈糜」是在「內修守備」的前提下，力爭改善漢蒙關係，並積極加強友好往來，在此期間雙方議定開放多處互市市場，在西北沿線形成茶葉、馬匹的貿易市場。
經過長時間努力，張居正的邊防新政取得巨大成功，從此「戎馬無南牧之儆，邊氓無殺戮之殘」，長城沿線出現了「六十年來，塞上物阜民安，商賈輻輳，無異於中原」的興旺景象。
總而言之，張居正改革扭轉了嘉靖、隆慶以來政治腐敗、邊防鬆弛和民窮財竭的局面，一定程度上強化了中央集權，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但是，改革觸動了大地主大貴族的根本利益，這為張居正後來的悲劇埋下伏筆。
人亡政息，世間再無張居正
張居正當政十年，所攬之權正是萬曆的大權，可以說張居正的當權便是萬曆的失位。
在權力上，張居正和萬曆成為對立面，張居正的效忠國事，獨握大權，在萬曆的心裡便是一種蔑視主上的表現。
1579年，萬曆向戶部索求十萬金，以備光祿寺御膳之用，但張居正據理力爭，要求萬曆節省「一切無益之費」。
結果，不僅免除了這十萬兩銀子的開支，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免除了，而且張居正以帝師的身份，將萬曆在晚上的課程改到了白天，以節省燈火費用。
一旦發現萬曆有懶惰貪玩的跡象，不僅嚴加訓斥，還向李太后報告，十年里，萬曆在張居正這個內閣首輔面前沒有一點皇帝的威嚴。
萬曆年幼時還好，長大後對這位師傅產生了嚴重的叛逆心理，認為自己的皇權受到冒犯。
另外，張居正本人一點都不正，在當政十年中，為了維持權威，維護文官集團的官場關係，收受賄賂，接受下屬錢財是常有的事，就連戚繼光這樣的名將每到年節也要對張居正進行打點。
張居正死後被抄家，《明神宗實錄》記載:
「江陵原住宅內，金二千四百餘兩，銀十萬七千七百餘兩，金器三千七百一十餘兩，金首飾九百餘兩，銀器五千二百餘兩，銀首飾一萬餘兩，玉帶一十六條，蟒衣、綢緞、紗羅、珍珠、瑪瑙、寶石、玳瑁尚未清點。」
按照金銀換算的話，張居正家中共有銀兩十七萬兩之多，珍珠寶石不包括在內，張居正一邊勸諫訓斥皇帝節儉，一邊自己過著奢侈享受的生活，當然張居正在嚴嵩等大貪官面前還是小巫見大巫。
張居正的另一個污點是生活排場，張居正用聖人言行要求萬曆，自己卻妻妾成群，生活奢侈，更誇張的是張居正的私人轎子要有32人抬。
轎內地毯面積就超過50平方米，裡面不僅可以休息，還有辦公、如廁空間，外加兩個僕人。
在他父親去世後，張居正從京城回家鄉奔喪，一路不僅有龐大的衛隊護送，所到之處不僅各地督撫親自跪迎，就連駐地親王也前往迎接，張居正自己還遙控京師，以至於張居正過於專權，幾于震主。
張居正的專權也給自己和家人帶來極大政治風險，在他活著的時候沒有人敢作對，然而張居正一死，局勢瞬間逆轉。
1582年太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積勞成疾而病逝，萬曆為之輟朝。
不過僅在他逝世後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幀等七名言官彈劾潘晟，萬曆命其致仕，潘晟乃張居正生前所薦，他的下台，表明張居正的失寵。
聞到皇帝的政治風向後，言官把矛頭指向張居正，列其罪狀，萬曆下令抄家，削奪所有爵位封號，張居正本人也險遭開棺鞭屍。
張家上下七十餘口人被官軍包圍，餓死家中，張居正所用官員有的削職，有的棄市，戚繼光也遭罷免。
雖然後來萬曆在輿論的壓力下中止進一步的迫害，但在保守勢力的反撲下，其改革措施幾乎全被廢除，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
在他身後迄於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種社會矛盾急劇發展，一發不可收拾，再也沒有一個人能力挽狂瀾，古老的帝國大廈終於被歷史的巨浪衝擊得分崩離析。
小結
張居正專權十年，雖然身上有很多污點，但他仍然是繼商鞅、秦始皇以及隋唐革新之後直至近代前夜影響最為深遠、最為成功的改革家，尤其是其一舉扭轉積重難返的財政危機，綜合來看，張居正作為一名偉大的政治家、改革家是實至名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