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俄軍的大規模動員後出現的諸多「亂象」，以及這段時間不夠「哈拉少」的表現，按照盧甘斯克民兵指揮官安德烈·馬羅奇的解釋是——我們並非在和烏克蘭作戰，而是在跟北約作戰。
這種說法，確實有一定道理。
那邊，烏克蘭總能持續拿到北約的裝備援助、享受著北約方面的人員訓練和信息化的情報支援、戰術指導。
而這邊的俄羅斯卻遭遇了整個西方世界的連續7輪制裁和封鎖，只能靠自己硬扛。特別是信息化方面的短板，讓俄軍面對北約衛星，預警機，無人機，個人手機，監聽設備所組成的偵察網路，顯得又瞎又啞；此外，俄軍的整個後勤調度更是跟不上戰場變化的節奏。
但除了硬體上的劣勢，你又不得不承認，俄軍，似乎還缺了一些精神上的東西。
當然，在烏克蘭前線，俄軍也湧現出了一批捨身勇撲手榴彈、拉響「光榮彈」跟敵人同歸於盡的壯烈事迹，還有高呼「向我開炮」的英雄基層指揮官。
比如下圖的丹尼斯·佐林上尉，就是在遇到伏擊後，主動留下來掩護戰友們突圍。當彈藥筒用完且沒有什麼可以還擊時，佐林上尉故意誘敵上前，拉響了最後一顆手榴彈引爆了自己。
丹尼斯·佐林上尉後被追授為了追授了俄聯邦最高榮譽——「俄羅斯英雄」稱號和金星勳章
可尷尬的是，除了這些職業軍人中湧現來的壯烈事迹，隨著戰爭的持續，俄軍中的一些不樂觀的情況，也被暴露了出來——大量被動員起來的新兵們，無論在精神上，還是物質上，似乎都沒有太準備好，某些作戰單位管理混亂、士氣低落。
顯然，這時候，除了軍事技能的培訓，就特別需要進行有效的思想和組織建設了。
畢竟，很多情緒如果不加以說服教育及時制止的話，往往就會像「傳染病」一樣逐步腐蝕掉軍隊的士氣，後果將非常嚴重。
可是，俄軍中原本承擔這個任務的職位，隨著蘇聯崩塌，曾經一度不復存在。
到了2012年，俄軍又主動恢復了政治軍官制度，但依舊屬於比較邊緣化的角色，發揮的作用有限。
比如2022年3月，陣亡於馬里烏波爾的俄黑海艦隊副司令員安德烈·帕利就是個政治軍官（下圖）。
然而，在將多兵少，軍銜普遍偏高的俄軍，帕利直到陣亡，還是個上校軍銜，這就跟俄羅斯軍隊的一貫規矩有關——政治軍官一律降級使用。
安德烈·帕利陣亡後，俄媒體對他的評價是——一個當代俄軍的「真正的政委」
而除了被「邊緣化」和「降級使用」的政治軍官外，要說搞思想和組織動員，在當代俄軍中，更常見的，則是各種隨軍牧師、喇嘛、阿訇這些神職人員。
兩位俄軍隨軍神職人員——東正教牧師和藏傳佛教隨軍喇嘛（為俄軍中佔比不低的蒙古裔士兵配備）
俄軍中的穆斯林士兵在隨軍伊瑪目（阿訇）的帶領下做禱告
但要想讓一支處於艱難險境的隊伍，時刻保持著高漲的戰鬥熱情和強大的凝聚力，光靠宗教的感召和隨時禱告，恐怕還是不太行的。
說到這兒，可能有人會問了，那美軍也沒有類似政委的職位，但不也照樣打仗，成了世界第一軍事強國了嗎？
不過，你換個角度再想想，美軍的起點，和當年創立政委制度時的蘇軍，差距還是相當明顯的。
對於財大氣粗的美軍來說，精神不夠，可以拿物質來湊。但這方面，底子很薄的蘇軍，是比不了的。
最早的蘇俄/聯（1922年後才有的蘇聯）軍隊，90%以上都來自於被稱為」灰色牲口「的沙俄舊軍人。
沙俄舊軍人，普遍來自貧困家庭，文盲率很高
在革命初期，除了蘇維埃自己控制的沙俄海軍部分艦隊和工人赤衛隊，蘇俄並沒有屬於自己的正規武裝。
這時候，隨著俄國舊政府的倒台，很多舊沙俄軍官兵僅僅出於「混口飯吃」的考量，轉身投靠到了布爾什維克的旗下。
到了1918年1月，蘇俄政府宣布成立工農紅軍，作為蘇維埃俄國的正規武裝力量。
但正如前面說的那樣，這支新興的「人民軍隊」，其實是個以舊俄國軍人為主體的軍隊。特別是軍官階層，「沙俄軍人」的佔比更高，後來的不少蘇聯紅軍名將，都曾擔任過沙俄軍官，比如大名鼎鼎的布瓊尼和朱可夫。
謝苗·米哈伊洛維奇·布瓊尼（1883年4月25日—1973年10月26日）元帥，早年沙俄軍裝照
更糟糕的是，沙俄軍隊的戰術和裝備也相當低下，跟當時世界上的英法德這些主流軍差距不小。
很顯然，一旦這支舊俄軍被直接投入到保衛蘇維埃俄國的戰鬥，和歐洲方向的干涉軍展開交火後，其結果實在難料。
更何況，其中的一些「投奔」紅軍的沙俄軍人兵原本信仰就不堅定，萬一出現戰場嘩變的情況，這對於蘇維埃政權而言，那可算是極其致命的打擊。
危急存亡時刻，如何改造沙俄舊軍人，在紅軍中貫徹蘇維埃政權的思想和政策，嚴防異己分子侵犯工農群眾的利益，培養革命紀律，監督無條件地執行戰鬥命令，成了蘇維埃政權的頭等大事。
很快，有「紅軍之父」之稱的托洛茨基締造出了一套前所未有的「軍隊政工幹部體系」——政治委員/指導員和軍事指揮員的「雙長官制度」（連級為指導員，團級單位才有政委）。
托洛茨基在做動員
事實證明，在政治委員的嚴格管理和鼓舞下，由舊俄軍官兵組成的紅軍在抵抗西方國家干涉、捍衛革命成果的戰爭中，體現出了驚人的戰鬥力。
但漸漸地，由於政治軍官掌握著所在作戰單位的軍事行動最終決定權，在一些時候，又被認作了軍事指揮員的「絆腳石」——這成為了蘇芬戰爭中，蘇軍許多高級將領推卸因拙劣表現而應負責任的一大理由。
為此，斯大林曾直接下令撤銷了政委的稱呼，以「軍事委員」代替，並剝奪了政治軍官的最終決定權，以保障作戰命令不受阻礙地貫徹執行。
但要注意，這並非是直接取消了蘇軍中政治軍官的職位，只是將其換了個名稱，並削弱了他們的權力而已——主要負責政工組織工作，不得直接干預指揮員的軍事決策。
再後來，到了蘇德戰爭最艱難的時刻，鑒於蘇軍在戰爭初期遭受了嚴重損失，部隊士氣低落、軍心渙散。斯大林聽取了紅軍總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的建議，又重新恢復了政委制度，並賦予政治軍官對前線官兵實行督戰、懲罰無令擅自撤退者的權力。
比如，斯大林簽發的那個著名的「第227號命令」，就非常明確地寫上了政委和指導員可以就地處決前線擅自撤退的官兵。
沒成想，正是這個細節，後來被很多西方電影用作了「黑」蘇聯，特別是蘇軍政工人員的素材。
蘇軍的政工幹部們，也成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一個被西方重點「妖魔化」的對象。
這方面，大家可以回憶一下西方拍的那些二戰題材的影視劇。
通常，納粹德國的邪惡隊伍里，總會及時出現一位富有良知、忠誠英勇且崇尚騎士精神，非常值得尊重的國防軍軍人。甚至，即便是純反派形象的黨衛軍，也往往給設定成那種顏值在線、梳著三七分油頭，制服筆挺有形、軍靴鋥亮的邪魅炫酷形象。
而蘇軍那邊呢，往往非常的「臉譜化」，一群衣衫破爛，舉止野蠻粗暴的「乞丐軍」，基層官兵愚昧，上層領導專制，普通沒見多什麼世面。而他們強悍的戰鬥力，貌似就主要來源於政委在後面「督戰」，冷酷地射殺臨陣脫逃者。
比如，西方多國聯合拍攝的戰爭片《兵臨城下》，在演繹斯大林格勒保衛戰的殘酷場面的同時，還不忘找機會「黑」幾下蘇聯政委。
開篇就是，沒有發配武器的士兵們穿越伏爾加河，一下船就立即被政委拿槍指著，像轟牲口一樣趕進戰場。
《兵臨城下》劇照
還重點表現了一個大眼袋的中年油膩政委，在隊伍後方架著幾挺機槍，歇斯底里地高叫著「槍斃膽逃兵和叛徒」，在後面瘋狂掃射自己人。
電影中，其他場合下的蘇軍政工幹部形象，也非常不體面，歪瓜裂棗，表情猥瑣，似乎在暗示——他們的外貌和內心一樣醜惡。
《兵臨城下》中的蘇軍政工幹部（藍帽子的是內務部軍官）
類似的還有韓國拍的《登陸之日》，也是順便狠狠地黑了蘇聯政委一把，深得西方心意。
反倒是後來德國人自己出品的影視劇，有些情節演繹的還算符合歷史。
比如，蘇軍政治軍官普遍文化水平較高，在軍中很有號召力和影響力。
被俘的紅軍政工人員不用審判，拷打完畢後，可直接就地槍決的德軍規矩。
德劇《我的父輩》第一季
男主奉命就地槍斃政委
戰後，紐倫堡審判時，曾在西線投降儀式上代表德國政府的第三帝國作戰部部長，德軍陸軍代表，阿爾弗雷德·約德爾上將就因此被定了重罪，最終處於絞刑。
這個約德爾上將的部隊曾經在東線大量執行過「元首」的命令——凡是俘獲到蘇軍政工人員，拷打完畢後，可直接就地槍決。
中間的就是阿爾弗雷德·約德爾
實際上，即便1941年8月，最高蘇維埃出台的「270號命令」，確實授予過政治軍官射殺逃兵的權力，但在絕大多數情形下，蘇軍的政工人員是不會選擇躲在隊伍後方，朝自家士兵開槍的，他們總是站在最前線，帶頭衝鋒的那一個。
甚至，一旦遇到頑敵需要決死衝鋒的時候，他們並非舉槍在後面嚇唬官兵們去「給我上」；而是去組織政工幹部帶隊的「黨員突擊小組」，高呼「黨員和共青團員們跟我上」，「烏拉烏拉」的一通鼓動，拿自己的血肉之軀來保持著蘇軍旺盛的戰鬥力。
俄羅斯紅場冬季閱兵式中，Cosplay的蘇聯政委，這才是蘇軍政委的正確打開方式
反倒是真正的作戰指揮人員，比如連長，在雙長官制的蘇聯軍隊體制下，通常會在後面坐鎮，不參與最前沿的衝鋒。
否則，指揮官一旦陣亡，誰來指揮戰鬥。畢竟，作為軍事領隊，「烏拉」一下就打沒了，對戰場局勢的影響實在太大，不能用作「消耗品」。 而且，一旦部隊衝鋒不利，執行督戰任務的，往往也都是指揮官，帶頭衝鋒的，則為政治軍官。
比如，下圖這張上色的照片，是時任蘇軍第18集團軍第4師第220團下屬某連指導員葉廖緬科，照片拍下後不久，他犧牲在了沃羅涅日-沃羅希洛夫格勒戰役的前線。
宣布脫離烏克蘭後，「蘇聯革命老區」盧甘斯克還為葉廖緬科政委豎立了紀念雕塑，每逢勝利日都會隆重祭奠
因此，衛國戰爭期間的蘇軍政治軍官們，也成了德軍最憎恨的人，這就很大程度上解釋了為什麼「元首」給東線德軍下了那麼一條「直接就地槍決」的命令。
類似場面，蘇聯或者俄羅斯出品的「主旋律」影視劇中，曾經多有體現。
左手手槍右手鐵鍬，大步流星跑在隊伍第一個是蘇軍政委的經典形象
現實中的蘇軍軍官，更像是《布列斯特要塞》里演繹的那樣（俄羅斯、白俄羅斯合拍），總愛帶頭沖在最前面，沒了武器，就拿著板凳，軍工鏟上，這似乎就是他們刻在骨子裡的戰鬥本能。
《布列斯特要塞》的一個經典衝鋒場面
在最危急的時刻，政工幹部們依舊能冷靜地維持紀律、團結軍民。
電影《布列斯特要塞》里的祖巴喬夫大尉和福明政委都有真實人物原型。
福明政委本人更像個文弱的書生
如今的福明政委紀念碑前，依舊有很多人前來祭奠，鮮花不斷。此處也屬於白俄羅斯的一個重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福明政委的紀念碑
雖然在西方把持的語境下，解放奧斯維辛的差點就說成美軍了，二戰轉折也被當作了諾曼底，似乎是好萊塢里的美利堅合眾國幫全球人民贏得了二戰一般。
但歷史資料卻不會說謊，尤其是敵人留下的一手回憶錄。
德軍名將艾哈德·勞斯在其《東線回憶錄》中，曾說過這樣的話：
「所謂蘇軍士兵僅僅是因為恐懼政委而投入戰鬥的說法根本不實。俄軍士兵所表現出來的戰鬥力根本不是僅靠恐懼就能激發出來的。俄軍士兵即使在看不到希望的情況下仍然頑強的抵抗，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政委的表率作用，蘇軍的政委被命令親自到戰鬥中最危險和有決定意義的地段去……
他們總能在最混亂的時候穩定秩序....這些政治軍官，他們總會帶頭走過雷區.......
那次戰鬥後，我們發現，戰壕中的13名蘇軍官兵全部陣亡，這是蘇軍一個團部的軍官，而指揮員就是他們的是政委，這個政委在戰死的時候仍然手持步槍呈瞄準姿態....」
中間坐著的這位，就是在東線指揮烏克蘭哈爾科夫會戰的艾哈德·勞斯
總之，世界歷史上任何一支善戰的軍隊，從來都不是靠奴隸和鞭子組成的。除了專業訓練和先進裝備，更要依靠有效的途徑，用思想紀律建設，把背景各異的無組織的人群變成不尋常的「強大戰鬥力量」...而這方面，似乎恰恰就是當代俄軍所缺少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