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和美國最初接觸本來很和諧，美國人出爾反爾，導致最終決裂

最近幾年，中美矛盾愈演愈烈，雖然說我們要放棄幻想，堅決鬥爭。但鬥爭的同時，卻不妨多了解一下中美關係史。

其實，中共和美國最初的接觸還是比較和諧的，然而最後美國人還是選擇了蔣介石買辦政權，我們也不得不與之徹底決裂。

這篇文章就來說說中共和美國的最初接觸。

從現代史上看，美國政府與中共政權正式接觸是1944年通過「迪克西行動」開始的，中共政權的正式外交開端也是以1944年美國軍事觀察組抵達延安為標誌的。

美國軍事觀察組在延安

中國共產黨很想與美國建立友好合作的關係，然而，美國卻支持了他的對手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這一政策註定了1949年美國要「丟失中國」。

儘管在中共與美國的幾十年關係史中，大部分時間充滿了對抗和敵視，但如果追溯歷史之源，進行一下回顧便可以發現，歷史本來是完全可能朝相反方向發展的。

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政府正式對日本宣戰。

1942年1月1日，美軍總參謀長馬歇爾將軍會見了史迪威將軍。馬歇爾說，政府正在物色一個人去領導新成立的中緬印戰區。兩周後史迪威將軍便走馬上任了，因為他30年代在中國待過4年，是美國軍人中的老中國通。

史迪威當時手下有兩名得力幹將：約翰·謝偉思和約翰·戴維斯。

1942年夏初，戴維斯三次拜訪了正在重慶的周恩來。周恩來對他說，中國共產黨準備同日本人打到底，中國共產黨人歡迎美國官方代表訪問他們在延安的總部。11月，周恩來、林彪又會見了謝偉思。

會晤之後，謝偉思寫了一份報告。他在報告中說：「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可能發生內戰。」他提出，如果美國能說服蔣介石，讓美國觀察員到毛主席在延安的總部去，讓他們不再與世隔絕，也許是有益的。

在此之前，只有少數幾個美國記者到過延安。謝偉思認為，到過延安的記者「大多數人似乎傾向於共產黨」，他於是說，「我認為最適合於到共產黨地區去的美國代表是懂中文的外交官，可以派一兩個人。他們要適當長期地住在延安或其附近，還要在游擊區作相當廣泛的旅行。重要的是，不能要求他們根據一次在官方導遊影響下的短暫訪問寫出報告……

在當時的美國，普遍有一種錯誤的想法，以為蔣介石就是中國。戴維斯寫了一份報告說，蔣委員長是持這種想法的唯一中國人。他說：「我們可以預料，蔣介石作一切努力，用一切計策，把我們拖進積極支持他的中央政府。」

蔣介石

這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對蔣介石的信任減弱了。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上，他對隨行的史迪威說：「如果蔣介石失敗了，我們要物色別人或集團，堅持下去。」他通知蔣介石，美國不久將派一個使團去華北。

蔣介石表面上沒有表示反對，但他暗地裡卻採取了拖延戰術。

1944年6月，羅斯福總統對蔣介石進一步施加壓力，並特地派來了副總統華萊士。

雙方在會談中，華萊士再次強調，美軍對共產黨毫無興趣。但是，他有十分緊迫的理由對中國進行的對日戰爭感興趣。蔣介石勉強同意了。這時，羅斯福又打來了電報，再次強調需派觀察員去延安。於是，事情終成定局。

7月22日，美軍觀察小組最終組成，由包瑞德上校任團長，另有6名軍官、1名士兵，加上擔任小組駐外處代表謝偉思，這個小組被取名為「迪克西使團」。他們很快到達延安，開始了美國政府與中共領導之間的正式接觸。

迪克西使團受到了中共的熱烈歡迎，中共為他們提供食宿、安排舞會，提供日本俘虜和日本報紙，還向全體客人贈送了帶尖角的軍帽和土布做的中山裝。

謝偉思遇到了陳毅，陳毅是他父親的學生，因為陳毅少年時曾在成都的基督教青年會裡念過書，兩人高興地合影留念。

1944年8月底，毛主席會見了謝偉思，他們交談了8個小時。這是毛澤東一生中同美國官員進行過的最值得注意的會晤之一，他坦率地陳述了中共對國民黨和美國的看法和立場：

很明顯，國民黨必須整頓，其政府必須改組，像現在這個樣子，它是不能指揮進行一場有效的戰爭的。即使是美國替它打贏這場戰爭，勝利後也肯定要發生動亂……

共產黨接受國民黨在1936——1937年提出的結成統一戰線的條件， 是因為來自日本的外部危險威脅著國家。我們首先是中國人。

蘇聯是否參與遠東戰爭或中國戰後建設，完全取決於蘇聯境況。俄國在戰爭中損失慘重，勢必要全力投入本國的重建工作。我們不指望俄國的援助。

但是，俄國不會反對美國在中國擁有利益，如果這些利益是建設性和民主的話，不會有什麼可能發生衝突的地方。俄國只希望中國成為一個友好民主的國家。美國同中共合作對於一切有關方面都是有益和值得高興的。

中國必須實現工業化。在中國，這隻有通過興辦自由企業和得到外資援助才能做到。中美兩國的利益是相關又相似的，它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調和的，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共同努力。

我們不會害怕美國的民主影響——我們將歡迎這種影響……

美國無需擔心我們不給予合作，我們應當合作，我們也必須得到美國的援助，我們共產黨人之所以需要了解你們美國在想些什麼和打算幹些什麼，其原因就在於此。

毛主席的這些話展示了未來的中、美、蘇關係和國共兩黨關係，他明白無誤地指出：中國共產黨希望與美國政府合作。

謝偉思把毛主席的話作了記錄，整理後交給了史迪威。可惜的是，直到1969年，毛主席當年的這些話才得以在美國全部發表。在25年之後，它開始改變曾經發生的一切對抗與敵視了。

當時，謝偉思每過幾天就寫一篇報告送到重慶，然後再轉送到華盛頓。

在一篇報告中，謝偉思寫道：

……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政策是以真正地願意在中國實行民主為基本點的。在這種民主制度下，可以有序地發展經濟。經過一個私營企業階段後，最終實現社會主義一如果這種看法是對的， 那麼，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在可以預見的將來就不會同美國的利益相抵觸，這個黨也就值得我們儘可能以同情友好的態度相投。

這段話引起了注意，並被送到了羅斯福手中。

羅斯福總統

羅斯福已經發現，蔣介石令人失望地缺乏進步思想。1944年9月，他在加拿大與英國首相丘吉爾會談時，公開表示願同共產黨和解。他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尖銳地批評了蔣委員長。羅斯福呵斥他說：

只有你立即採取行動，才能維護你多年鬥爭的成果和我們支持你作出的努力，否則就會導致軍事災難。到那時，無論是從政治考慮還是軍事考慮，都將付之東流。

信中還要求蔣介石將指揮一切中國軍隊的權力交給史迪威，不能加以任何限制。

中共與美國這時似乎在越走越近，展現出比較光明的合作前景。但是，高潮還在後面。

1944年11月6日，每周一次的重慶往返延安的定期班機降落在重慶九龍坡機場，包瑞德上校像平時一樣到機場去接飛機。這天，周恩來正好也來了。

從飛機上走下一個美國將軍，佩戴著眾多閃閃發光的勳章，使包瑞德大吃一驚。

「那是誰？」周恩來問他。

「那是帕特里克·約瑟夫·赫爾利少將，他是羅斯福總統派到中國的私人特使。」

赫爾利是來撮合國共和談、促使成立聯合政府的。

他問共產黨人：「對於統一的條件， 你們的希望是什麼呢？」

在第二次會談中，毛主席和周恩來提出他們的條件。

包瑞德回憶：

赫爾利研究了一番以後說：「先生們，我認為這是正當的，走得還不夠遠。」他又提出了補充建議，實際上是把月亮放在盤子里，拱手送給共產黨人。這使我又一次驚訝，因為在那之前，我一直把他看作是個十分精明的談判能手。毛主席和周恩來似乎被他的建議驚呆了。由於赫爾利提出了超乎情理的建議，他們非常高興。

赫爾利提出了5點建議，核心是國共兩黨在未來聯合政府內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在11月10日，5點方案被擺到延安機場上的一塊石板桌上。當時，赫爾利的飛機正在做起飛準備，毛主席、周恩來和赫爾利都莊嚴地在這個方案上籤了名。

中共中央高度評價了赫爾利的工作與會談成果。毛主席給羅斯福寫了一封信，他感謝羅斯福總統為使統一的民主的中國成為可能所作的巨大努力，並表示：「我們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一向是有著歷史傳統深厚的友誼的，我深願經過你的努力與成功，得使中美兩大民族……水遠攜手前進。」

中共與美國的合作關係此刻已達到了歷史性的高峰階段，美國也得到了最好的機會和餘地，來選擇和決定戰後的對華政策。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美國並沒有珍惜這一機會和餘地，沒有繼續它與中共的友好合作的開端。

1944年11月10日，赫爾利的飛機離開了延安機場，載著他的5點方案，同時也載著毛主席的極大希望飛回重慶。

赫爾利

赫爾利滿以為很快就能使蔣介石也在這個方案上面簽名，而陪他回重慶的周恩來卻並不那樣有把握。他對赫爾利說：「將軍，你一定要首先把這個方案拿給蔣介石本人看，千萬不要先讓宋子文看見，他會製造障礙的。」

赫爾利當即同意了，可他沒能做到，在宋子文的策划下，蔣介石立即提出了一個3點方案來取代赫爾利的5點方案，新方案的原則是要共產黨服從國民黨，而不是與它平起平坐。

更為糟糕的是，赫爾利特使竟然反過來同意了國民黨的提案，放棄了由他簽字擔保的5點協議。與此同時，他還成了美國新任駐華大使。

毛主席為此大發雷霆，他對包瑞德說：「赫爾利將軍說，我們要是放棄了自己的主張，就能得到全世界的承認，但是假如我們被蔣委員長捆住手腳，那世界的承認還能有什麼用處……」

但是，中共當時並不想與美方決裂，為了進一步闡明中共的政策並表示與美國政府合作的願望，中共表示希望派遣一個非正式的代表團訪問美國，毛主席和周恩來要求會見羅斯福本人，但是卻一直沒有得到邀請。

1945年4月1日，謝偉思向毛主席辭行。毛主席表示，如果中國發生內戰，美國對雙方採取不插手的政策，共產黨就滿足了。

中共得到的回答是第二天赫爾利公開宣稱：「美國政府全力支持蔣介石政府。」

《新華日報》轉載了赫爾利的講話並且予以批駁，中共與美國的矛盾自此公開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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