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提升國內消費，重點不在增速，而是解決這兩大群體的「尷尬」

導讀：2021全國「兩會」期間，中國政府今年GDP指標為6%以上。 這一消息出乎了國內外中國媒體和評論者的意料——此前，不少聲音預測今年不會公布GDP指標。 那麼，今年經濟的發力點在哪裡？投資和消費是否有望進一步回暖？外界擔憂的國內通脹或輸入性通脹壓力大嗎？ 觀察者網就此採訪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以下為採訪全文。

【採訪、整理/觀察者網 朱敏潔】

觀察者網：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提到，今年GDP預期目標設定為6%以上。1月世界銀行發布2021年《全球經濟展望》，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增長4%，中國將攀升至7.9%，亞太地區經濟年增長將達到7.4%，主要由中國帶動。相較之下，我們制定的目標是否有些保守，有什麼考慮？發力點在哪裡？

姚洋：準確地說，今年GDP目標設定在6以上。之所以這樣定，可能覺得6是比較容易達到的一個目標，但往上又有空間。

我想今年的發力點恐怕還是在消費端，因為去年我們的投資其實很多，出口增長也還不錯，但去年消費是負增長，人均消費下降4%；由於統計局年度報告不公布GDP的支出側，所以沒法知道去年整體消費下降多少，但我估計可能在3%左右。通常年份我們消費增長7%、甚至更高，很少會掉到7%以下。

如果按這個標準來看，去年下降3%，再加上通常年份一般可以增長7%，那麼今年的消費增長也許有望達到10%，當然這是一個高限，但7%應該是會有的。

消費佔中國GDP的比重是55%，能拉動GDP增長4-5個百分點。再加上，投資和外貿貢獻3%左右應該沒有太大問題，這樣算下來GDP可以增長7%-8%，所以6%是一個保底目標，到時真正統計結果出來會比較高一些。

當然另一個主要因素是，我們現在要淡化GDP增長指標，去年就沒有提，再往前幾年也都在說要淡化。定在6%左右，其實也是淡化指標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這個目標我們百分之百能達到，就定在這個數。

那既然如此是不是乾脆就別公布了，為什麼還要公布一個數字呢？今年兩會前，國內外都有預測認為不會公布GDP指標，但結果還是公布了。我覺得這樣做有好處，公布是給外界一個信號，就是經濟增長還是重要的。再者，制定其他規劃也要有增長率，比如赤字率，如果不知道今年經濟增長有多少，怎麼預估赤字率呢？諸如此類的例子很多，所以即便政府不公開發布指標，至少在政府內部還是有一個大概的數字，否則沒辦法做規劃。

外媒關注中國2021年GDP目標 截圖來自華爾街日報

觀察者網：您提到淡化GDP指標，確實這兩年都有討論。但另外也有觀點認為，考慮到中國現階段經濟發展水平、區域差異，當前還是要追求儘可能高的經濟增速，需要積極的貨幣財政政策，因為經濟預期有自我實現的特性。您怎麼看這個問題？這兩年國內力推新經濟，從新經濟角度來審視經濟增速，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

姚洋：按照教科書的標準內容來說，經濟發展應該有一個潛在增長率的指標，宏觀政策、貨幣財政政策也應該圍繞著潛在增長率來做。如果你預感增長率要低於潛在增長率了，那就要刺激，如果高於潛在增長率，那就需要採取一些緊縮措施。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中國的潛在增長率到底在哪裡？

現在我們一般的判斷是中國潛在增長率在5.5%-6%之間，今年定6%其實就是我們國家的潛在增長率，沒有太離譜。實際上GDP指標每年都應該按潛在增長率來定，到底要不要刺激、要不要緊縮都和潛在增長率相關。即使政府不公布具體指標，內部還是有數的，圍繞潛在增長率來制定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觀察者網：換句話說，儘可能追求高的經濟增速可能從整體面上來講，但背後還是不能忽略潛在的增長空間，得圍繞這個基數來定政策，是這個道理嗎？

姚洋：對。但首先我覺得，要追求儘可能高的增長，這種說法有點模稜兩可。短期內如果想要追求高增長，總是可以做到的，財政貨幣政策加力就行了；但這樣做，對長期經濟未必是一件好事。

因為決定長期增長的因素還是在供給面，是供給能力有多少。要想提高中國的增長率水平，就要提高潛在增長率，關鍵要在改革、技術創新和有效投資方面下功夫。這是兩件事，相對應的配套政策是不一樣的。

觀察者網：您提到今年經濟增長發力點可能是在消費端，這幾年一直在說如何盤活巨大的中國市場，從城市到農村，拉動內需這件事也是講了很多年，但消費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是沒有錢消費，還是說有錢、但對未來預期不足？再者，去年疫情以來凸顯的一個情況，是消費分層，全社會大多財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而這些人在國內消費的邊際效應越來越小、難以滿足。所以，消費端要發力，究竟從哪裡發力？

姚洋：首先從宏觀上來說，過去10年內，我們的消費增速一直是快於GDP增速的，所以消費佔GDP的比例是在上升的，從最低點2010年的48%，上升到現在的55%。反過來，我們的儲蓄率已經下降到45%。從宏觀上來講，我們的消費增長已經足夠快了，這一點非常重要。

很多人在說我們還可以增加國內的消費潛力，但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通常年份消費增長7%，這還是按照可比價格計算的，除掉去年特殊情況，7%是相當高的增長了。所以，如果從國內消費佔GDP的比例以及消費增長提速這個角度來說，我覺得潛力不大。

我們說的提高國內消費，指的是要調整消費的結構，這才是重點。消費結構有兩個方面。

圖片來自網路

第一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費。去年總理在兩會記者會上說，我們有6億人的平均月收入在1000塊錢左右。其實，這個數字沒什麼好驚訝的，經濟學家早就知道了，只要注意看一下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就能了解。

還有一個數字是，我國最低收入階層的50%，只佔全部收入的16%，這個數字是很低的，比美國還糟糕，美國最低收入的50%，還能佔到全部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幾。中國收入增長和消費增長的重點，應該是在最低收入的50%，而這部分人基本都在農村地區。扶貧搞完了，接著搞鄉村振興的路徑是對的。消費是一個內生的東西，你沒有收入就沒有消費，這部分最低收入的50%，收入非常低，當然就沒有消費能力。我覺得這是必須要調整的。

第二，中國的中產階級消費要起來。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中間層的消費品是很欠缺的。舉個例子，服裝行業，要麼很貴、很高檔，動輒七八百甚至幾千，要麼地攤貨，幾十塊錢，也就是說長期以來缺少給國內中產階級消費的品牌。當然，現在已經有所改觀，有一些小眾本土服裝品牌在興起。如果這部分能擴大起來，我們的消費就會上去。消費上去了就會帶動整個GDP的增長，不一定佔GDP的比例能上去，但會帶動 GDP增長，這樣中國經濟也會進入更加良性的循環。

觀察者網：想到了一組對比，去年中國消費的兩個埠發力巨大，一個是拼多多，下沉市場擴張迅速，另一個是中國成為去年全球奢侈品市場中增長最快的。

姚洋：對，這是不正常的現象。拼多多賣的東西大多價格低廉，質量也相對次一些，而另一方面高端市場，都是非常奢侈的產品銷售，就是缺了中間這一部分。我們要培育一些國內品牌，為中國的中產階級來生產。

觀察者網：但這個現象本身，也說明了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也出了問題。

姚洋：那問題大了，說起來多了。當然，我首先要說，從2006年建設和諧社會開始，再分配的力度還是大大增加了，這點是要肯定的；對農村居民的補貼，對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的補貼都大幅上升，這是取得的成績，但仍有很多制度性障礙在裡頭。

最簡單的，農村和城市的差距太大了，不發達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別也太大了。再比如，子女上學的差距也很大，不光是中小學的差距，連上大學都有。上三本學校的孩子大多來自農村，而且要為此交高昂的學費。在中國，好的學校交的學費很少，大多是公立學校。可見這是倒掛的。別的國家也有倒掛現象，但他們很多不好的學校都是私立，公立學校倒掛現象很少。類似的情況很多，都亟待改變。

2020年中國成全球奢侈品市場唯一正增長國家 資料圖來自FT

觀察者網：既然提到鄉村振興，也想問一下政府工作報告中關於央地財政的問題。報告提出地方財政的收支矛盾突出，政府安排3.5萬億專項債務。過去幾年中央一直強調不再兜底地方債，但像近年來熱門的區域發展戰略、鄉村振興，花錢的地方還是非常多。一是發展資金從哪裡來，另一個是地方要投錢，大家又有些擔心會不會回到過去的投資老路、重複浪費建設等，有什麼手段可以規避嗎？

姚洋：鄉村振興確實需要花一些錢，修橋補路，也要對農村居民社保做一些補貼等等。但也不能一聽鄉村振興，就認為是政府一家的事。我覺得鄉村振興還是要從經濟入手，要振興鄉村的經濟。

其實我對農業農村部唐仁健部長在兩會部長通道上的講話是不太滿意的，光講農業，沒講農村。不是說農業不重要，農業當然重要，但不能光講農業，還得講農村發展。中國農村居民的收入早就不依賴農業了，現在很多人好像都不提這一點，或者揣著明白裝糊塗。20年前，超過一半的農村居民的收入來自非農就業，到今天可能有80%的農村居民的收入來自非農就業。當然這個數據是平均而言，不排除主糧區居民的收入主要來自農業。

所以，鄉村振興光搞農業能振興嗎？為什麼要改名叫農業農村部了，意思就是不僅要搞農業，還得搞農村問題。

農村最大的問題就是就業，到農村去看看，還有不少無業人員。怎麼解決？還得靠工業和服務業，但發展工業服務業不能像以前那樣遍地開花，每個村都搞。現在提出發展「縣域經濟」，就是以縣城為核心的經濟，因為交通都很方便了，農民也逐漸富裕起來，起碼能買得起一輛摩托車，騎摩托去縣城工作就很容易。甚至不少農村地區的人都開著車，像我老家那樣一個中等發達縣，好多家庭都有小轎車，有人就開車到縣城工作，也就15分鐘，這個通勤時間比大城市好多了，可見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具體如何把縣域經濟或縣城經濟給做起來。在此，我一定要說明，過去我們過多地強調高科技發展，高科技很重要，但不是每個城市都應該發展高科技，廣大中西部地區的絕大多數城市，應該老老實實搞點傳統產業。我走到任何一個城市調研，當地領導就說，我們這裡上市公司太少，沒有國家級開發區，省級開發區屈指可數，也沒有高科技企業。但是，大家想過嗎，全國300多個城市都搞高科技，能搞得起來嗎？就像我們發展晶元產業，每個城市都想做，那不是瞎搞嘛。

發展是要因地制宜的，老老實實做點當地能做的傳統產業。其實傳統產業也有很多朝陽產業。不能因為政府把高科技一抬高，所有城市都一哄而上。現在政府成立那麼多引導基金，都想做高大上的東西，但很多都做不成，因為沒這個能力。

換句話說，經濟高質量發展包括很多方面，我覺得其中一個方面就是要帶來就業，能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是高質量發展，這是最重要的高質量發展。如果說高質量發展弄了半天，結果老百姓收入沒上去，那發展的意義在哪裡？我們說不忘初心，初心是什麼，就是讓老百姓富裕，這才是最根本的。現在很多地方一味追求所謂的高大上，把最重要的初心給忘了。

要想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就要提供較高質量的就業。以前他們在田地裡頭幹活，效率不高，干一年一畝地也賺不了一千塊錢，但如果去工廠工作，一個月可以賺三四千，像我老家多的能有五六千，這不是很好嘛。

觀察者網：這裡提到的「縣域經濟」與過去發展的鄉鎮企業有什麼關聯嗎？

姚洋：肯定不一樣，鄉鎮企業是村村冒煙，縣域經濟是集中到縣城。首先環境污染可以減少，更容易控制環境質量，其次交通等公共設施也會提升，再者還有產品銷售是面向全國的。過去我們搞鄉鎮企業，很多企業的產品主要是提供給周邊地區的人，特別是食品加工企業。現在分工越來越明確，物流也迅速發展起來，所以發展縣域經濟就必須站在全國角度，通盤考慮。其實，這一點和我們過去的經驗還是比較匹配的，就是產業集群，可以成建制地將一些產業轉移到中西部地區。

觀察者網：從經濟大循環角度來講，除了消費，還有一個方面是投資。從去年底的數據來看，2020年國內整體投資狀況有所回升，但沒有想像得那麼快，而且在固定資產投資中，恢復最快的是房地產部門。現在經常講投資乏力或投資不暢，那問題是出在哪裡？是意願不大，還是融資渠道有問題，還是當前投資項目比較少，尤其是在一些創新科技領域？

姚洋：投資這個問題很複雜，可以分成兩部分，一是公共投資，主要是基礎設施，還有一部分就是企業投資。

關於基礎設施投資，去年國家發了很多專項債，估計有些發下去之後可能還沒立即轉化成投資，或者由於各種管理問題導致發下去的資金還沒用完。

至於企業投資比較低迷，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整體經濟還處於恢復期，大家先把自己的產能用起來，才會再去擴大產能，所以要立即增加投資不現實。但是今年有可能會恢復一些企業投資，如果未來預期比較好，大家就會去投資。

觀察者網：但目前房地產部門的投資回升速度，是外界比較擔心的。我們講4萬億計劃對中國經濟發揮了巨大作用，但確實也在某些方面埋下了隱患，其中就包括房地產，現在的情況是否又會讓人想起當時的狀況？

姚洋：房地產業是一個對宏觀經濟比較敏感的部門，特別是疫情期間人們的購房意願被壓制，去年5月疫情逐步好轉，房地產開發商感覺經濟要開始恢復了，人們的買房意願要回來了，他們就會開始投資買地，去年土地就賣得很好。房地產行業是看未來的。到了今年，中央又開始發出一些信號，提醒房地產行業不要跑得太快，不要過熱，這是主要原因。

當然還有一個方面，是去年地方政府的財政都比較困難，賣地收入用起來相對比較靈活，而中央給的專項債用起來都很麻煩，這樣一來地方政府肯定還是傾向於賣地，尤其在一些比較困難的地方，多賣點地，補充財政虧空，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不過，像有些地方搞合村並居，從出發點來講，並非錯誤；我們住在城裡面，不能拍腦袋看這些問題，大部分農村地區就是必須集中，否則公共品的提供效率很低，成本太高，而且好多農村都快空了，還繼續保留一些老舊房子是浪費土地，合村並居一定程度上能節約土地。推動「農民上樓」，某種程度上也是更集約化地使用土地。當然，有些地方土地稍微多一點，允許住到鎮上的人弄塊地蓋個平房，但很多城市近郊的所謂農村地區，那裡所謂的農民已經不種地了，「上樓」也是可以考慮的。

觀察者網：回到宏觀經濟面上，最近關於通脹的討論又多了起來，但不久前人們在談到抗疫紓困金、判斷中國經濟狀況時，大多擔心通縮；另外，現在談通脹和通縮還要考慮國內和國外兩個層面，全球大發貨幣，中國會不會面臨輸入性通脹壓力？有什麼化解工具？

姚洋：總得來說，沒有大變化。去年我們當然應該擔心通縮，我個人覺得看CPI並不是很準確，主要還是應該看PPI（生產者價格指數），這是直接反映生產面情況的，然後傳導到消費面。CPI數據統計取決於「一個籃子」，要考慮很多指標，各自比重有多大，比較麻煩。

PPI相對比較固定，統計準確度就比較高，去年我們的PPI一直是負的，現在轉正了，說明中國經濟的確可能處於一個轉折點上，由通縮變成微弱通脹。今年設定的CPI漲幅是3%，恐怕也是一個高限。

此外，大家擔心的輸入性通貨膨脹，主要是因為大宗商品價格都在漲，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有多大程度能反映到物價上？大宗商品佔全部原材料的比重沒有想像那麼大，其實是較小的一個數字。

另一方面，還要考慮人民幣升值問題，我的判斷是今年應該還可以再升一點，大概升到6.3或6.4是有可能的，人民幣升值可以對付通脹。

總體而言，至少今年上半年的通脹壓力不會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財政貨幣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不應急於退出，所以這次政府工作報告裡面也提到了貨幣政策不要急轉彎。我想，即便今後要退出，也是比較緩慢的進度。

觀察者網：現在我們討論財政貨幣政策，大多是就短期的宏觀調控來看，那麼今年兩會還有一件重大事情是「十四五規劃」，如果考慮到長期目標的實現，在制定短期宏觀調控和長期經濟目標時應怎麼協調？再者，現在各種科技類的財政、金融工具很多，這些會對傳統的宏觀政策、經濟目標帶來什麼變化？

姚洋：第一個問題就是短期和長期之間的關係，短期要看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長期應該看供給面。關於後者，我們國家主要是靠改革和技術創新。「十四五」規劃中，有很多內容是關於供給面的，而政府工作報告裡面則會提短期措施，兩者涉及的領域還是有很大差別的。

剛才我們談到的一些先進手段，像互聯網金融、數字化人民幣等等，都是很好的創新，特別是互聯網金融，現在討論也比較多。

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了要防範風險，但在這之前還有一句話，大體意思是我們要照顧到互聯網金融的發展，要考慮到國際競爭力。

這句話非常重要，它是有內容的。前段時間，國內強調所謂反壟斷，現在的意思其實是某種程度上要取得一個平衡。互聯網金融是新生事物，監管不要急於下結論，不要急於將其歸類——要麼歸到科技企業，要麼歸到金融企業，事實上它們就是正在創造一個新形態——科技金融。對於科技金融需要新的監管手段，而不是試圖將其殺死。

最近銀保監會出了一個關於助貸、聯合貸的徵求意見稿，我覺得其中有些方面值得商榷。比如，中小銀行只能在自己的屬地開展業務，不能超出自己的屬地範圍，也就是說不能超出本省，這顯然和互聯網金融是相對立的，很明顯助貸、聯合貸就不能做了，因為它們的優勢就是要跨省、在全國範圍開展的。

我想，如果這樣一個措施發布出去的話，基本上是把互聯網金融的一條腿給打瘸了。這不應該是我們的發展方向，你可以增加監管要求，甚至可以給它們提類似銀行那樣的自有資金要求，這些都可以，但是如果你用行政手段去限制其業務範圍，就有些作繭自縛了。

互聯網金融好不容易成為中國可以超越美國的一個地方，如果自我設限、自縛手腳，顯然跟總理工作報告中提到的關注國際競爭力是不相符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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