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共產黨國政選舉的現狀及展望 ——基於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日本參眾兩院選舉樣本的研究

編者按：日本國政選舉主要包括眾議院、參議院大選和統一地方選舉。日本共產黨高度重視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選舉是無產階級革命「新的武器」等相關論述，積極投身於日本國政選舉中。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日本舉行了七次大選，日本共產黨針對每次大選的不同特點，採取了諸如分析對手弱點、制定選舉目標、加強選戰動員等措施，但由於全球保守主義抬頭、自民黨勢力強大、右翼土壤深厚、自身實力弱小等因素的影響，每次大選結果都不如預期。在一個可以預見的將來，日本共產黨在參眾兩院大選中不可能有質的突破。

日本是一個君主立憲制國家，實行內閣制，首相和內閣成員一般由國會議員擔任，目前已經建立起了一套較為成熟的包括議會制度和選舉制度在內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其國政選舉主要包括眾議院、參議院大選和地方統一選舉。日本憲法和其他法律規定，只有在眾議院選舉中佔有一半以上議席的政黨才能組閣，若多個政黨聯合組閣，其議席總和也必須達到一半以上，通常情況下組閣政黨的黨首可自動成為政府首腦。所以，每當參眾兩院大選時，包括日本共產黨（以下簡稱「日共」）在內的各政黨、政治組織和無黨派候選人無不給予高度重視，爭取選民支持，以期贏得更多選票和議席，提升自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響，並最終成為執政黨來實現治國理政的目的。本文試圖通過2008—2017年十年間日本參眾兩院選舉中日共所獲席位、得票數和得票率來分析日共對選舉的認知、日共選舉現狀、存在的問題和影響因素，並在此基礎上剖析日共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與發展趨勢。

一、日本共產黨對選舉的認識及其選擇

馬克思主義認為，暴力與和平是革命的兩種形式，暴力革命指無產階級政黨通過武裝鬥爭去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規律」；和平革命指無產階級政黨通過選舉贏得國會議席多數而取得政權，是無產階級革命「新的武器」。同時，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論及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形式時，特彆強調了暴力革命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鬥爭中的重要作用。選舉是現代國家合法政黨、政治組織和個人進行政治活動的普遍形式，是階級性和社會性的統一。在資本主義社會，選舉既是資產階級統治的有效工具，又是維護社會穩定的長效機制，還是普通民眾爭取合法權益的有限手段。對於日本應採取什麼方式來實現社會主義，日共經歷了「和平革命—暴力革命—爭取和平革命—和平革命」等階段的實踐選擇，目前已定位於通過積极參与日本國政選舉，贏得國會議席多數成為執政黨或參政黨。

日共自1922年7月15日成立之日起，就高舉暴力革命大旗，謀求推翻天皇專制統治，因此遭到政府6次血腥鎮壓。到1935年，日共中央領導成員除個別流亡海外，全部被捕入獄，黨組織全部被政府搗毀，日共中央活動和有領導有組織的鬥爭全部處於癱瘓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共成為合法政黨，其領導人野坂參三在五大上提出了「佔領下的和平革命」論（野坂理論），認為在美國佔領下，日共的革命目標可以和平地通過議會去實現。但隨著冷戰的到來，1950年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發文批判「野坂理論」，認為該理論與馬克思列寧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是反民主、反社會主義的理論，於是日共中央又提出了「佔領下的暴力革命」論，認為和平革命已經失去了意義，在新形勢下應通過武裝鬥爭去奪取政權。但在美國佔領軍和日本政府的聯合鎮壓下，1952年日共全國性的武裝鬥爭宣告失敗。這一期間日共黨員人數從1950年的10多萬人驟降到1952年的3萬人左右，大選選票從1949年的289萬張銳減到1952年的65萬張，並失去了所有國會議席，由此帶來了對日共影響深遠的嚴重後果。一是日本政府以此為由於1952年通過了《防破壞法》，將日共等左翼組織和團體作為「恐怖組織」進行監視。雖然日共在黨綱中早已刪除了「暴力革命」這一提法，但日本政府認為日共綱領路線中還有暴力革命的影子，且日共與1945年8月15日以後的日本暴力活動有關，直到2018年日共仍被政府作為危害國家和社會安全的「嫌疑人」而受到警察部門的監視。二是日共由於將武裝鬥爭思想強加給其他群眾團體，使黨領導的群眾團體數量大幅下降，一些團體還與日共斷絕了關係，直至今日仍在相互仇視。

1958年日共七大提出了「爭取和平革命」論，即在革命方式上要準備暴力與和平兩手，但爭取用和平手段解決政權問題。1961年八大後，日共將革命方式從以暴力手段為主調整為以和平手段為主，黨的工作重心開始積極轉向和平的議會選舉鬥爭。在1970年舉行的十一大上，日共明確提出了「人民議會主義」論，即通過選舉贏得國會多數席位成為執政黨，黨的綱領路線已不再提和平與非和平兩種道路的可能，而是認為在目前的日本政治制度下，通過選舉獲得國會多數議席、通過合法方式建立民主政府具有必然性。1994年二十大提出了「資本主義框架內的民主改革」論，即通過議會道路取得政權，在資本主義憲法法律範圍內對日本資本主義消極面進行改革，進而實現「人類共同社會」。

雖然資本主義選舉等民主制度具有超強的欺騙性，「資產階級口頭上標榜自己是民主階級，而實際上並不如此，它承認原則的正確性，但是從來不在實踐中實現這種原則」，馬克思還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國家選舉 「只是讓人民每隔幾年行使一次，來選舉議會制下的階級統治的工具」而已；雖然資產階級選舉內容、形式和途徑多有變化，但以民主的名義來實現資產階級統治的實質一直沒有改變，美國著名學者熊彼特也認為，資本主義選舉「並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統治」，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絕將要來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但是，資本主義選舉有其歷史進步性，它在法律形式上確立的人人平等等民主原則，消除了封建社會的個人特權，而政治權力的輪換制，打破了封建社會的血緣世襲制，這些都是人類歷史的巨大進步。現代選舉是靠選票來決定勝負的，當選者或多或少地會實施一些反映選民訴求的舉措，有限度地提高他們的生活狀況、緩和勞資矛盾、改善勞動環境、增加工資福利等，否則其執政就是不可持續的。選舉還在一定程度上給公眾提供了參政議政的可能途徑和方式，有利於公眾政治參與和政治監督，使其可以通過合法程序反映自己的意願和要求，提高其參政議政能力，鍛煉其議會鬥爭水平，給「大多數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義的一課」。

日共認為，在日本這樣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革命政黨利用現有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開展選舉鬥爭和議會鬥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馬克思恩格斯雖然十分重視暴力革命在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的作用，但他們發現資產階級議會制度和選舉制度對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積極作用時，絲毫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提出把普選權「由向來是欺騙的工具變為解放的工具」。他們還認為，在普選制和議會制有了發展，工人階級占人口多數的情況下，如19世紀的美國和英國等國，通過選舉取得國會多數來實行變革是可能的，「我們是『革命者』、『顛覆者』，但是我們用合法手段卻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顛覆的辦法獲得的成就多得多」。為此，日共認為，在新的發展時期，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可以而且必須利用資產階級普選權等民主原則和機制來教育、組織和動員工人階級，以維護本階級的合法權益，達到自身的目的。

日共二十二大報告還首次談到了資本主義的「進步意義」，認為「資本主義不是外部強加給人類社會的錯誤制度，而是在必然中誕生、又在必然中被超越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一方面對勞動者進行剝削，另一方面又對生產和分配進行了社會規制和介入，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從而推動了人類歷史的巨大進步。早在1970年十一大報告中，日共針對敵對勢力和部分民眾對日共取得政權後要「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攻擊和疑慮時指出，資本主義的民主成果將會被繼承和發展，因為這些民主形式和內容不僅是資產階級的發明，而且還是廣大勞動群眾的創造，「維護資產階級的民主和權利，當然是黨和工人階級的任務」。

二、日本共產黨員參與選舉的狀況與議席不足原因分析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到2017年這十年間，日本共舉行了七次大選，其中參議院三次、眾議院四次。下面我們主要從自民黨、民主黨、公明黨和共產黨四個日本主要政黨執政或在野情況、參眾兩院議席數、參眾兩院得票數、參眾兩院得票率四個維度來分析日共在當前日本政壇中的地位。

從表1我們可看出，2008—2017年，除民主黨（2016年前黨的名稱為民主黨，2016年後短暫改名為民進黨，2017年從民進黨中分出立憲民主黨，2018年後民主黨與日本希望之黨合併組成國民民主黨）在2009—2012年執政外，其餘時間都為自民黨執政，公明黨從2012年起參與自民黨政府聯合執政至今，只有日共是唯一沒有執政經歷的政黨。所以每次選舉時，自民黨總是攻擊日共沒有執政經驗，這樣的政黨上台執政不知會將日本帶向何方。對保守的日本國民來說，與其說選擇一個具有不確定性的日共，還不如選一個雖然不好、但可以預期的自民黨，這樣的認識也使日共參與選舉處於極為不利的地位。

十年間，日本進行了四次眾議院選舉，自民黨除2009年敗北外，其餘三次大選都是大勝，而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除了在2009年大勝外，其餘三次都是大敗。日共獲得議席最多的是2014年21席，完全不能與自民黨近300席相比，與民主黨所獲議席最少的2017年54席相比，也差33席。可見，在眾議院，即使日共十年所獲議席相加共50席，也比不上自民黨和民主黨在這十年中任何選舉年所獲得的議席數。

由表3可知，這十年日本共進行了三次參議院選舉，自民黨席位除2010年不及民主黨外，其餘兩次都超過了參議院議席總數的半數，如果加上公明黨席位，執政聯盟在參議院的議席數超過2/3，而所有在野黨議席數相加都不及執政聯盟。日共目前在參議院的勢力與眾議院一樣，雖排在自民黨、公明黨、立憲民主黨、國民民主黨等政黨之後，是國會中的第五大政黨，但從絕對數看，日共議席既無法與執政的自民黨相比，也無法與主要在野黨比肩。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4月24日，日本民進黨和日本希望之黨決定重組新黨「國民民主黨」。國民民主黨現擁有39個眾議院席位，23個參議院席位，在參眾兩院所佔議席僅次於立憲民主黨和公明黨，是參眾兩院第二大在野黨。目前，日本參眾兩院形成了三角架構，即「自民黨和公明黨」「國民民主黨」「立憲民主黨、日本共產黨和社民黨」。從意識形態看，前者為保守偏右，後者為左，中間為中偏左。不難看出，日本政黨政治格局是「一超多弱」或「一黨獨大」。從價值觀看，日本政壇是「保（守）強革（新）弱」的局面，而不是日共所認定的目前日本政治形勢處於「自共對決」的態勢。

表4中，由於我們無法採集到2009年日本第45屆眾院選舉相關數據，只能從2012、2014、2017這三年各主要政黨的得票數和得票率進行分析。無疑，自民黨得票數和得票率都是最高的。日共得票數和得票率最高的是2014年，即使這樣，日共也遠遠低於自民黨最低時的得票數和得票率，同樣日共也與最大在野黨民主黨的得票數和得票率存在相當差距，說明日共還沒有得到大多數日本國民的認可。

從表5可看出，三次參議院選舉自民黨的選票數為兩千萬級，而日共只是百萬級，得票率自民黨高出日共25%。表明自民黨在日本國民中有較高的支持率，而日共在國民中的認可度不高，直接導致其發展受限，表明日共與廣大國民的關係還有極大的提升空間。

綜上，各政黨在選舉中的表現決定了其在日本政治中所處的地位，自民黨這十年間的議席數、得票數和得票率遠遠高於其他政黨，故從2012年起至今一直是執政黨，而包括日共在內的其他在野黨的議席數、得票數和得票率遠不及自民黨，說明在野黨在短期內還無法撼動自民黨的執政地位，而日共要成為執政黨或參政黨還只是遠景。

總的來看，日共每次大選都舉全黨之力，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但選舉結果遠不及預期。除了執政聯盟實力異常強大外，還有如下主要內外原因困擾著日共參與國政選舉。

1.全球保守主義泛濫，左翼勢力仍處低谷

保守主義既是一種意識形態，又是指政治、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思潮，總體上主張社會生活各領域堅持傳統的、既有的價值觀，反對激進的、大規模的變革。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今天，以貿易保護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保守主義泛濫引發了一股逆全球化潮流，其主要標誌是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英國認為英國加入歐盟的付出多於回報，而特朗普更是認為經濟全球化進程讓美國利益受損，主張「美國優先」。這不僅對一些國家已經出現的反全球化等現象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還導致了歐洲主要國家極右翼政治勢力的抬頭，推動了一些國家的宗教極端主義、民族主義等運動。經濟上的貿易保護主義往往又與政治上的右傾保守主義密切聯繫在一起，並對左翼運動和左翼勢力造成極大的壓力，自從冷戰結束以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陷入低潮並至今難以真正復甦就是例證。

在西方主流國家政壇右傾化的影響下，日本政壇右傾化更不可逆轉。經濟上，當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後，日本首相安倍迅速接力主導，與11國於2018年3月8日簽署了貿易保護主義色彩濃厚的「CPTPP」。政治上，安倍誓言在任期內修改憲法，並揚言這是他一生的夙願。自民黨本身就是一個保守主義政黨，且與日本左翼力量長期處於勢不兩立的狀態，在全球保守主義泛濫的今天，更藉機加大了對日本左翼力量的攻擊。

目前，日本左翼分為傳統左翼和新左翼。傳統左翼指從戰前存續至今的日本社會黨（社民黨）和日共，前者曾是日本政壇中唯一能與自民黨抗衡的左翼力量，但在1996年改名為日本社民黨後出現分裂並走向衰敗。新左翼則指戰後出現的不遵從傳統左翼路線的組織，但這些組織不是人數極少，就是組織鬆散，且極易發生建立—分裂—解散（消失）—重組的事件。總的來看，現階段整個日本左翼勢力弱小，且內鬥、無聯合、各自為戰。同樣，日本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和學生運動也處在萎縮狀態。為此，筆者認為，除非日本國內或者國際形勢發生特別重大的變化，否則日本左翼力量在短期內很難有復興的希望。在這種情況之下，日共生存和發展面臨著極大困境。

2.日共財力入不敷出，選舉戰線極度收縮

資本主義選舉是被資本控制的，主要表現為對候選人的當選機會和當選者施政政策的影響，這是資本主義的內在邏輯，「資產階級的力量全部取決於金錢」，選舉已經演變為金錢財力的競爭，只有具備充足競選資金的候選人才有可能當選，資金不足的候選人只是加大資金充足候選人的選舉分母，只是無形中增加了資本主義民主的所謂的「廣泛性」而已，而這又「成為政治性腐敗發生的體制性原因」。西方一些國家還專門為此制定了法律，保障企業對候選人政治捐助的合法性，實際上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和名義確立資本的特權，實現「錢權交易」的目的。

日共財政收入主要由黨費、事業收入、個人捐款等構成，事業收入又由報紙、雜誌等銷售收入構成。事業收入在所有財政收入中佔比最大，2017年為212.65億日元。另外，按《政治資金規正法》和《政黨促成法》等相關法律規定，日本政府每年撥付給各政黨一定數額的政黨促成金，企業等團體可提供給政黨和個人一定數額的政治獻金，但日共一直拒絕領取，認為政治資金違憲，誰領取就會為企業團體等謀取利益，是日本政治腐敗的根源，並聲稱日共是日本政壇財政最乾淨的政黨，是日本所有政黨中唯一沒有政治獻金醜聞的政黨。日共財政支出主要包括從中央到地方黨的專職工作人員工資、參眾兩院選舉和地方選舉、宣傳活動、印刷出版、駐外國記者工資和房租等，2017年的支出為214.66億日元。

近幾年來，日共財政收入持續下降，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原因是日共歷來拒絕領取政府提供的政黨促成金和接受企業等團體的政治獻金，每年少收入幾十億日元。同時，黨費收入和事業收入減少。2013年，交納黨費的黨員數量減少了6.7%，《赤旗報》日刊訂閱者下降了10.5%，周日刊訂閱者下降了13.3%；2014年，交納黨費的黨員數量減少了2.7%，《赤旗報》的日刊訂閱者下降了7.3％，周日刊訂閱者下降了7.5%；2016年，交納黨費的黨員數量減少了5.2%，《赤旗報》的日刊訂閱者下降了7.4%，周日刊訂閱者下降了8.5%；2017年，交納黨費的黨員數量減少了5.9%，《赤旗報》的日刊訂閱者下降了7.2%，周日刊訂閱者下降了9.5%。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日共財政確實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財政收入的減少，又直接影響到日共的選舉。2016年日共與民主黨、維新黨、社民黨和生活黨組成選舉統一戰線的一個重要原因，與其說是日共在許多選區主動撤下了自己的候選人，讓位於民主黨候選人，還不如說是日共無法提供足夠的財力去支撐所有候選人，只能優先保障最有希望當選的候選人。當時日本民主黨選舉對策部門相關人士就指出，日共撤出候選人不是日共主動為之，而是由於日共占該黨財政收入八成的黨報《赤旗報》等業務收入日趨減少，於是得出「共產黨無力在所有小選區推舉候選人」的結論。民主黨選舉機構幹部向黨首岡田克也建議，在這種情況下，「應當促使日本共產黨自己撤下候選人」，不要輕易答應與日共開展選舉合作磋商的請求。

3.日本右翼土壤深厚，日共參選遭受壓制

日本右翼歷史悠久，戰前就與年輕的日共尖銳對立，日共由於其強烈的反體制綱領和行動而被右翼斥為「國賊」，在政府對日共歷次血腥鎮壓中，右翼都起到了急先鋒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右翼經過了短暫沉寂後，隨著冷戰到來，在美國佔領軍的庇護下又死灰復燃和借屍還魂，並不斷發展壯大，與日本左翼力量勢不兩立，長期對峙。在1960年日本東京一次選舉會上，就發生過日本左翼政黨前社會黨領導人淺沼稻次郎被日本右翼分子山口矢二刺殺身亡的事件。事實上，戰後掌握日本國家最高政治權力的大多是新舊保守勢力的代表，他們在戰爭觀、歷史觀等問題上與日本右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打壓日本左翼問題上相當默契，一前一後，裡應外合，互為借用。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明確提出，「必須把共產黨在政界的勢力限制到無足輕重的地步」。

保守的自民黨在每次大選時，總是拋出屢試不爽的意識形態問題來攻擊日共，說日共與其他國家共產黨一樣暴力，這樣的政黨上台執政，將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專制、不幸和不自由。右傾的安倍在2016年的大選中，就攻擊日共倡導的統一戰線，說日共為了政權可以與不同價值觀的政黨「合流」，這樣的政黨是沒有原則和立場的。在選舉策略上，保守勢力常常煽動日本國民對東亞政治格局的情緒，激發日本國民的民族主義情緒來攻擊日共。2016年，安倍抓住朝鮮發射導彈的時機，宣稱日共與朝鮮具有相同的價值理念，很難想像日共在日本「國難」時是站在日本一邊，還是站在朝鮮一方。

右翼與自民黨一樣，不僅對日共的指導思想、綱領路線、組織原則、經濟社會政策等進行全方位攻擊，還對日共領導人進行人身威脅；不僅利用蘇聯東歐問題來抹黑日共，而且還拿現有社會主義國家問題嚇唬民眾。久而久之，一些國民對日共產生了偏激的看法，認為日共雖然確實不錯，他們理論先進，財政「乾淨」，工作積極，但一旦掌握政權就具有不確定性。每當進行選舉時，右翼組織更是全體動員，擾亂日共選舉宣傳活動，撕毀日共競選海報，襲擊日共宣傳車，甚至與日共候選人發生肢體衝突等，目的就是造成日共候選人不能全身心投入選舉而招致敗選。

三、日本共產党參與選舉的對策與趨勢分析

即使如此，日共面對每次大選，還是積极參与，爭取最好戰績，他們主要採取了以下對策。

1.分析對手弱點，確立選舉方略

國會議席是法定的，符合條件的政黨候選人和無黨派人士都可參選，這樣日共不僅要與執政黨，還要與在野黨爭奪有限的議席，當然主要的競爭對手是執政黨。一般來說，日本眾議院選舉每4年舉行一次，參議院每3年改選一半。每到大選之時，日共都要提前召開「幾大幾中全會」，主要就選舉工作進行全面部署，分析選舉形勢，著眼對手弱點，提出選舉策略、任務和目標等。不同時期的選舉形勢、選戰焦點、選戰議題、選舉策略、結盟對象等會有所不同，但從總體上看，基本上是在野黨對執政黨政治、經濟、外交、國防等施政問題進行批判，並揭露其執政能力和德行等問題；而執政黨則在這些問題上進行自我辯護，攻擊在野黨沒有執政經驗和至今拿不出完整的切實可行的治國理政方案。

如2013年的參議院選舉，日共定位於「真正開始發動反轉攻勢的選舉」，批判安倍內閣踐踏民意，主張實現「國民是主人公」的新型政治。此次選舉，日共與上次大選相比席位增加，還時隔九年重新獲得了參議院議案提案權。對此，日共認為，此次參議院選舉的勝利意味著參議院的真正對決的軸心是自民黨和日共的對決——「自共對決」。2014年眾議院選舉中，日共主張阻止暴走的安倍內閣，實現響應國民呼聲的新型政治。這次大選日共議席大增，並獲得了眾議院議案提案權。日共認為，選舉的勝利衝破了保守勢力的「反共路線」圍剿，打擊了自民黨保守勢力。2016年參議院選舉中，日共認為安倍內閣實施的政策與立憲主義、民主主義和和平主義背道而馳，倡導「廢除安保法制，恢復立憲民主」，選舉結果符合預期。2017年眾議院選舉中，日共不斷追究安倍的森友學院醜聞和加計學園醜聞問題，主張打倒安倍內閣，齊心協力建立新型政治，但在議席數上卻出現了大「退步」。

為了爭取更多選票，贏得更多議席，成為執政黨或參政黨，日共強調國政選舉必須集全黨之力，建立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選舉對策委員會、後援會和「集票」組織，把競選活動與擴大黨的力量結合起來。黨中央機關報《赤旗報》的主要任務是負責選舉的宣傳、報道等。日共強調，在制定選舉政策、策略和選舉過程中，必須反映國民的利益訴求，將選舉活動多樣化、具體化和日常化。候選人在包裝宣傳自己的同時，也要宣傳日共的綱領路線，向廣大選民闡述日共的理念、歷史和作用，注重以選民喜聞樂見的形式開展選舉活動。

2.廣交選舉盟友，建立統一戰線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明確指出：「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因此，無產階級在解放運動中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日共認為，要實現在21世紀早期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目標，必須建立統一戰線。自2008年以來，日共主要以民主黨為對象協商建立「在野黨統一戰線」，進而打破以自民黨為首的保守勢力對日共的包圍，消除國民對日共政治主張的誤解，改變公眾對日共神秘化的印象。

自民黨贏得兩院大選，為安倍繼續執政打下了堅實的政治基礎。自民黨掌控參眾兩院話語大權，必然導致在野黨逐漸喪失其功能，更有可能面臨被日本政治邊緣化的危險。為此，各主要在野黨都有強烈的危機感，合作共贏成為他們的共識。於是，日共抓住時機，與各主要在野黨探討政治結盟的可能性。

2016年初，日共與社民黨達成了建立以共同護憲為目標的統一戰線協議，這是兩個左翼政黨「自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第一次」結成統一戰線。面對大選，日共提出「自民黨、公明黨＋擁護修憲勢力」與「四大在野黨＋市民」兩大陣營的對決方針，設想建立「在野黨統一戰線」的選舉策略。2016年7月，民進、日共、社民、生活四大在野黨就建立選舉統一戰線達成了共識。雖然執政聯盟在第24屆參議院大選中仍獲大勝，但日共和其他在野黨也實現了「共贏」，增加了議席。日共委員長志位和夫認為，下屆眾議院選舉時各在野黨如能做到「相互讓步」，日共仍計劃不推舉本黨候選人，因為加強「野黨共斗」接近了日共2015年9月提出的建立「國民聯合政府」的構想，有利於擴大自身勢力。日共為了表達建立「在野黨統一戰線」的誠意，首次邀請了民進黨、自由黨、社民黨、沖繩之風的代表作為貴賓參加2017年召開的日共二十七大。

為了克服統一戰線內部矛盾，日共又提出「一點共斗」策略，即各政黨和團體如果整體上暫時達不成協議的話，那麼可以先圍繞某一具體問題展開合作，共同與安倍內閣作鬥爭。對此，日共加強了與在野黨、無黨派人士和廣大市民以及保守階層中的開明人士在各個領域的合作，並號召知識分子、文化人士、宗教人士共同參與到社會活動中來，共同打倒安倍內閣，建立民主聯合政權。

總之，日共認為，要解決黨在參眾兩院議席過少的問題，歸根到底是加強黨的建設問題。日共明確指出2017年眾議院選舉「退步」是「黨的力量不足」導致的。日共二十七大指出，當前日共黨建工作面臨四大問題：黨員數量和《赤旗報》訂閱者減少；黨員老齡化問題嚴重；日共機關體制薄弱；沒有充分發揮後援會的作用。這四個問題無非是「人」和「錢」這兩個問題，前者解決的是發展黨員的問題，後者是解決《赤旗報》發行量來增加財政收入的問題。為此，日共提出了兩大策略：一是要求全體黨員完整理解和準確把握日共的綱領、歷史和理念，並堅決支持黨的行動；二是將發展黨員作為根本，同時擴大《赤旗報》讀者。日共委員長志位和夫在2017年12召開的日共二十七大三中全會上，提出要爭取建立保質保量的強大政黨。

發展黨員，尤其是發展年輕黨員是擺在日共面前最為迫切的問題。目前，日共不僅黨員老化，而且幹部也老化，其根本原因是吸納年輕黨員不夠，由此帶來的問題一是造成許多黨支部成了老黨員活動中心，活動不能順利開展，生存面臨危機，有的地方黨支部名存實亡，這關係黨的組織基礎問題；二是造成黨費收入減少，這是黨財政收入困難的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因；三是造成擁有342萬會員的黨的外圍組織——後援會作用沒有得到很好發揮，這就使日共有脫離廣大群眾的危險。雖然日本社會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求穩、怕亂、保守、不關心政治的「中流意識」是社會的主導價值觀，日共又是一個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的政黨，要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日共確實有一定困難，但目前日本社會結構的新變化和學生運動的再興起，為日共發展青年黨員提供了機遇。

日本工人階級數量近年呈上升趨勢。2013年日本除幹部職員外的僱傭工人約5213萬人，其中正式工人約3302萬人，臨時工人約1910萬人；2014年日本除幹部職員外的僱傭工人約5256萬人，其中正式工人約3288萬人，臨時工人約1967萬人；2015年日本除幹部職員外的僱傭工人約5303萬人，其中正式工人約3317萬人，臨時工人約1986萬人；2016年日本除幹部職員外的僱傭工人約5391萬人，其中正式工人約3367萬人，臨時工人約2023萬人；2017年日本除幹部職員外的僱傭工人約5460萬人，其中正式工人約3423萬人，臨時工人約2036萬人。日本工人階級隊伍的發展壯大給日共擴大其階級基礎提供了新機遇，為其不斷發展新黨員、建立新職場支部奠定了基礎。

另外， 2013年日本僱傭工人工會組織率為17.7%，2014年僱傭工人工會組織率為17.5%，2015年僱傭工人工會組織率為17.4%，2016年僱傭工人工會組織率為17.3%，2017年僱傭工人工會組織率為17.1%。不難發現，僱傭工人的工會組織率每年呈現下降趨勢。同時，由於日本的主流工會是企業工會，且由企業（特別是大企業）內的正式僱傭工人構成，而臨時僱傭工人不能加入，這樣就為日共在臨時僱傭工人中開展活動提供了廣闊空間：開展活動、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維護臨時工人的權益，甚至在其中組建自己的工會。日共二十七大決定，在廣大勞動者中建立職場支部，並將其作為黨的共同事業向前推進。

日共還適時地將青年學生工作和青年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吸納到黨內來。2015年日本參議院通過了《公職選舉法》修正案，將選舉投票年齡從20歲下調到18歲。日共認為，法律的修改，有利於年輕人的意願在議會中得到反映，這是發展議會制度的體現。這樣具有投票權的年輕人就多出了數百萬人，爭取他們的投票支持，應該也是日共的強烈願望。近年來，因反對政府政策，日本青年學生運動再度興起，日共給予了高度關注，青年大學生僅在2011年、2013年、2014年就分別舉行了「反核運動」遊行、反對特定秘密保護法的示威和反對安保法的遊行等。2013年青年大學生還成立了反對「特定秘密保護法」的有志學生協會（SASPL），2015年，成立了有志學生協會後援團體——「追求自由和民主學生緊急行動組織」（SEALDs）等。

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青年大學生舉行的反核、反安保法、反對安倍政府的「暴走政治」等鬥爭，與日共在這些方面的主張基本一致。因此，日共若能根據大學生特點，在自身的綱領路線、鬥爭策略中反映青年的訴求，並找到與青年學生運動的結合點，就容易得到青年學生的認可。實踐證明，日共在鬥爭中根據青年入學、就業、運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其中包括減免學生學費，讓年輕人受平等教育，解決年輕人的就業問題等。這些政策和主張得到了年輕人的認同和支持，吸引了部分有志青年的加入。日共二十七大決定，加強對民主青年同盟的援助，建立民青班，發展學生黨員，在校園建立黨支部。從黨中央到縣、地區，系統地進行黨和民青同盟的協商，具體探討擴大民青同盟會員和建立民青班。

擴大《赤旗報》等期刊的發行量一直是日共黨建工作的重點之一。日共主辦的期刊主要包括黨報《赤旗報》和黨刊《前衛》， 以及月刊《經濟》《學習》和《女性廣場》等，目前發行量最大的是《赤旗報》，日報20萬份，周報100萬份，其他刊物發行量都不大。可見，日共傳媒還只是處在傳統紙媒階段，且讀者大都是黨員，開設欄目還不能很好反映青年讀者的需求，同時，沒有自己的廣播電視，這必然會受到新媒體的強烈衝擊。所幸日共已經意識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開始擁抱電媒、互聯網等新媒體：《赤旗報》電子版已於2018年7月推出，讀者已達1700人，Twitter日共總部有52683位粉絲，日共領導人志位委員長有90572位粉絲，小池書記局長有80882位粉絲。相信隨著日共黨報黨刊與新時代報刊發展特點相結合，與青年閱讀特點相結合，將能夠吸引更多青年讀者。

通過對日共國政選舉觀察，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參與國政選舉贏得議會多數成為執政黨或參政黨不僅符合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作家的思想，而且還是日共基於自身慘痛教訓作出的必然選擇。馬克思主義認為，無產階級必然戰勝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必然戰勝資本主義，但他們並不認為「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到處都應採取相同的手段」。而恩格斯提出：「可以設想，在人民代議機關把一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裡、只要取得大多數人民的支持就能夠按照憲法隨意辦事的國家裡，舊社會可能和平地長入新社會。」日本究竟會採取哪種手段實現社會主義，這隻能由日本人民按照日本國情去摸索。「在馬克思、恩格斯時代曾經是英美兩國的特殊情況的東西，今天至少在相當一部分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或多或少地成為共同的條件，因而用和平手段進行革命的可能性，已具有一個世紀前難以想像的廣泛基礎。」

對於日共來說，通過議會道路實現社會主義，但又不滑向議會主義是一個兩難問題。雖然日共自成立至今從未贏得大選成為執政黨或參政黨，但這並不妨礙日共通過選舉去贏得政權的道路選擇。雖然日共要想成為執政黨或參政黨還有待時日，可這並不限制日共作為在野黨在日本社會和政壇中發揮功能和作用，以及成為左翼力量的代表。

加強黨的建設是日共增強黨勢、贏得大選的關鍵，但全球保守主義抬頭，日本又是具有強烈保守意識和有利右翼生長的國度，其傳統產業工人規模日漸萎縮，新產業工人革新意識尚待培育，消除國民對日共的誤解還需漫長過程，自身勢力弱小、財政收不抵支，日共在這樣惡劣的國內外環境下，能生存下來成為發達國家最大的共產黨組織已屬不易，還要宣傳馬克思主義、發展黨員更會十分艱難。但這並不妨礙日共加強黨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發展黨員，尤其是在臨時僱傭工人和青年學生中發展年輕黨員的決心。只有不斷發展保質保量的黨員，投票才具有規模效應，才可能增加議席。

建立在野黨統一戰線是日共成為執政黨或參政黨的重要策略，但現有統一戰線的基礎極其脆弱：首先，各在野黨的價值觀不同；其次，各在野黨在推薦候選人問題上爭吵不休；最後，最大在野黨常常分裂重組，並且一些在野黨和群眾團體對日共成見太深。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2016年大選時就認為，在野黨統一戰線是由不同價值觀的黨派組成的一群「烏合之眾」，在具有政權意義的眾議院選舉時會立即破裂。因此，日共在2017年的參議院選舉中提出了「在野黨+市民」的策略，即日共不把希望完全寄託於在野黨統一戰線，還寄希望於獲得其他群眾團體和市民的支持。可以預見，日共將來的統一戰線是「在野黨+群眾團體+市民」的模式。

參考文獻：

[1]高洪：《日本政黨制度論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2]張伯玉：《日本政黨制度政治生態分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3]孫立祥：《戰後日本右翼勢力研究》，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年。

[4]〔日〕浜野忠夫：《時代を開く黨づくり黨建設の歴史·教訓もふまえて》，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8年。

[5]〔日〕山口富男：《新しい世紀に日本共産黨を語る》，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3年。

（作者：曹天祿，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深圳市人文社科重點基地黨建與世界政黨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