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聯陞，中國文化的海外使者——略評《楊聯陞別傳》

【讀書者說】

作者：蔣豐（北京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

大約半年前，家兄蔣力推出新作《楊聯陞別傳》。閱後，我一直手痒痒得想寫一篇書評。說實話，早在蔣力編輯出版已故著名美籍華裔漢學家、我們的外公楊聯陞先生著《哈佛遺墨——楊聯陞詩文簡》（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東漢的豪族》（商務印書館2011年版）、《哈佛遺墨（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版）、《漢學書評》（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蓮生書簡》（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的時候，我就屢屢動過撰寫書評的念頭。但是，每當準備敲擊鍵盤之際，又總是覺得弟弟給哥哥編的書撰寫書評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這個不容易，主要是「沾親」。有親屬關係在裡面，暢所欲言，難；回護批評，也難。不過，每當想到中國還有「舉賢不避親」的典故時，又覺得寫一篇自己想寫的書評，說出自己想說的一番話也是無妨的。

楊聯陞先生（1950年代） 圖片選自《楊聯陞別傳》

在海外學者心中的地位

在我的印象里，最近40多年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中信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貴州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教育出版社等都陸續出版過楊聯陞先生著作的單行本，但不曾有一家出版社像商務印書館這樣，在楊聯陞先生著作的編輯出版上，用力如此之深，用功如此之久。不能不說，商務印書館這樣的出版界「老字號」是別具眼光的。當然，商務印書館能夠做到這般，與家兄蔣力與編輯們十多年來建立起的良好學術與書情關係也是分不開的。

據我一孔之見，楊聯陞先生有關著作在中國內地出版以後，相關書評並不多見。我推測，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一則是楊聯陞先生在美國哈佛大學供職多年。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的歲月，是楊聯陞先生學術業績最為輝煌的歲月，但國內學界無從深入了解，至今便也難評。二則是學術的「斷代」。當年與楊聯陞先生一起留學美國哈佛大學的周一良先生、吳於廑先生以及相互來往的一些學術前輩都已陸續作古，中國內地現在的學者中沒有楊聯陞先生的直接學術傳人，這也給評論帶來一些困難。三則是楊聯陞先生的學術研究比較深奧偏僻，善於「探微識小」，在個案研究上喜歡窮究其盡，讓後來學者在單項上難以與其進行學術博弈，評論起來也就十分不易。

楊聯陞先生的漢學研究，在海外處於什麼樣的地位？記得上世紀70年代，楊聯陞先生應周恩來總理之邀回國探親的時候，曾經對親屬說過這樣一句話：「在日本，搞中國史研究的學者如果不知道楊聯陞，他就不是真正搞中國史研究的。」當時，正在上初中的我，認定這是一句吹牛的話。

上世紀80年代末，29歲的我自費負笈東瀛。記得90年代的一天，美國著名學者傅高義在位於東京的國際文化會館講演。事後，我作為華文媒體《留學生新聞》的記者想採訪他，他說：「我在海外不接受採訪的。」我用中文對他說：「我是楊聯陞的外孫。」他聽後立刻微笑著用中文說：「真的？那我一定接受你的採訪。因為我在哈佛大學與楊聯陞先生一起工作過。」

還記得上世紀90年代，我在日本九州大學文學研究科攻讀碩士學位，從師於當時日本「四大中國史研究專家」之一的川勝守先生。有一次研究課上，我無意中說到楊聯陞先生是我的外祖父，川勝守先生問：「真的？」得到我肯定的答覆後，他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我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個躬，然後說：「我前些日子專程到美國波士頓，想拜訪楊聯陞先生。他們家人告訴我，楊先生患病不能見客。沒有想到我在自己的研究室里見到了我所尊敬的楊聯陞先生的後代。」

2016年，我去西安，參加西安交通大學建校120周年紀念活動。在前往活動現場的麵包車上，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先生坐在我的身旁。當我說到我是楊聯陞先生的外孫時，身穿博導教授服裝的杜維明先生不顧車行在途中，站起來頭碰車頂，給我鞠了一個躬，說：「我曾經受教於楊聯陞先生。今天看見你非常高興。」

講這樣幾件往事，並非是要炫耀我與楊聯陞先生的親屬關係，而是希望映襯出楊聯陞先生在海外學者心目中的地位。這種地位，應該是憑藉著楊聯陞先生將近半個世紀的學術研究、學識素養建立起來的，同時也是憑藉著他敦厚善良的為人之品構築起來的。從這裡，我也感到楊聯陞先生仍然在海外漢學界溫暖地存在著。

《楊聯陞別傳》 蔣力 著 商務印書館

學術生涯和「朋友圈」

家兄蔣力的這本《楊聯陞別傳》。坦率地講，我對書名是有異議的。所謂「別傳」，應該是「正傳」的補充。迄今為止，並未有過「楊聯陞正傳」。曾有人試圖寫過，並且複印了楊聯陞先生47本日記，但後來沒有結果。在沒有「正傳」的時候撰寫「別傳」，當然有作者謙虛的表現和藉此拋磚引玉的意願，不過，我也說一句大話，未來不可能有一本能夠超過這本《楊聯陞別傳》的「正傳」。因為作者與楊聯陞的親屬關係、作者所掌握的楊聯陞的書信、作者的筆力與情感，都是其他人難以超越的。

韓石山老師在《楊聯陞別傳》序言中稱「蔣先生此書，不妨稱為紀人本末體。可說為中國傳統史書體例，開一新生面。」我以為，這也是過譽之辭。中國傳統的史書，講究「三體」——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作為「紀傳體」頂峰的「二十四史」，已經把人物傳記寫得傳神逼真，後人想「開一新生面」，談何容易。何況近年來諸如《胡適的圈子》（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版）、《魯迅的圈子》（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都是這種「交友考」的寫法。

《楊聯陞別傳》的可貴之處，在於作者通過楊聯陞先生的「朋友圈」——傳主與胡適、趙元任、錢穆、蕭公權、繆鉞、何炳棣、吉川幸次郎等海內外學人的學術往來，不僅「掌故性」地勾勒出楊聯陞先生作為「西方漢學界一流學人」「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的生動形象，同時也給這些海內外學人做了「別傳」。這些，都是不為一般人所知的，非下一般功夫可得。正因為此，這本書作為一本「工具書」，是可以擺放在案頭的。

翻閱《楊聯陞別傳》，不僅可以看到傳主的學術生涯，更可以看到傳主的一些情結。比如，楊聯陞先生濃郁的「北大情結」、隱隱的「日本情結」、深沉的「故園情結」——他早年即想就讀北京大學；周作人擔任偽北大校長時，他拒絕了周作人接連發出的講師與副教授的聘書；留美期間答應胡適將來回北大任教；晚年最大願望之一是到北大做一次學術講演。他與日本學者多有往來，也曾經到日本研究中國史的「重鎮」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訪問和講演，欽佩日本研究學問的精細，但內心中有著一種不服。到了晚年，楊聯陞先生對故園的思念愈加深沉與深切，和海內外學人交往時難以克制地流露出來。作為在日本留學、工作、生活了30年的我，對此豈能用「同感」兩字形容！

或許是觀察角度的不同，或許是生活體驗的不同，家兄蔣力對楊聯陞先生晚年生活的著筆點似有欠缺之處。我和蔣力曾經一起去拜訪過上海復旦大學教授葛兆光先生。葛先生作為訪問學者在美國哈佛大學期間，曾經詳細閱讀過楊聯陞的47本日記，回國後陸續寫了一些文章。我記得葛先生說過這樣的話：「楊聯陞先生是被『漢學第一人』的稱號壓死的。」他給我們兄弟介紹了楊聯陞先生在日記中顯示的種種「要強」，絕對不能輸給西方漢學研究者的心態和行動，結果導致精神抑鬱患病，晚年的精神生活並不愉快。說實話，後來我也曾到台北翻閱過《楊聯陞日記》，更多地關注到楊聯陞先生在美國生活中喜歡「包餃子」，沒有葛先生觀察得深入細緻，所以才為《楊聯陞別傳》中沒有收入葛先生的見解而感到略有遺憾。

拉拉雜雜寫來，這篇文章已經無法稱為「書評」，勉強可以稱為「書話」了。我想說，《楊聯陞別傳》把一個中國學界已經生疏的「學匠」重新拉回到人們的視野，由此為中國的文化海外傳播添薪續力，值得一讀。

《光明日報》（ 2018年12月16日 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