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1380年），南京城的血腥味還沒散盡。
朱元璋坐在奉天殿里，把玩著胡惟庸案的卷宗。
這個跟他打天下的老夥計，因為"專權不法"被處決，九族盡誅。
史書記載："帝以歷代丞相多專權，遂罷中書省"（《明史·職官志》）。
從此，中國延續千年的宰相制度，被這個放牛娃出身的皇帝一刀斬斷。
朱元璋的算盤打得啪啪響："朕設五府六部，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
他覺得只要把權力拆成六部，就能像分豬肉似的讓大家互相牽制。
可朝堂上的老臣們心裡門清——皇帝這是要當全天下的"總管家"。
廢相後的朱元璋很快發現，自己掉進了自己挖的坑裡。
據《明太祖實錄》統計，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里朱元璋收到奏章1160件，處理國事3291件。
這工作量，簡直比老農種地還累。
他不得不設立"四輔官"，卻因制度漏洞很快作廢。
朱棣奪位後，這個難題更棘手。
建文舊臣虎視眈眈，北元餘孽蠢蠢欲動。
皇帝既要搞軍事又要管民政，分身乏術。
《明史》記載："成祖即位，特簡解縉、黃淮入直文淵閣，參預機務。內閣之設自此始。"這個臨時工性質的秘書班子，竟成了明朝權力遊戲的轉折點。
宣德年間，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主政時，內閣開始"票擬"——在奏章上貼小紙條提處理意見。
這個看似簡單的文書工作，實則是決策權的轉移。
《明史·職官志》說得明白："內閣之票擬，不得不決於內監之批紅。"
但實際操作中，皇帝常常懶得看奏章，直接讓司禮監按票擬批紅。
到了嘉靖朝，嚴嵩把內閣首輔玩出了新高度。
他兼任吏部尚書，掌控官員任免；又管著禮部，把持科舉取士。
《明世宗實錄》記載，嚴嵩當政時"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啟稿"。
六部尚書見首輔，竟要像見宰相般行禮。
到了萬曆初年，張居正與太監馮保結盟，搞出了"萬曆新政"。
《明史》說他"威柄之操，幾于震主"。
這個內閣首輔敢讓皇帝抄《罪己詔》，能把邊疆總兵當孫子訓。
他改革考成法，規定六科給事中按季度查核六部工作，實際上架空了都察院。
時人感慨："江陵（張居正）相業，自霍光、諸葛亮後，未見其匹"。
但這樣的權臣終究是異類。
張居正死後遭清算，恰恰印證了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的論斷："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也。"
明朝皇帝既要集權又怕擔責，造就了內閣與司禮監的畸形共生。
細看明朝276年，真正的權力中樞從來不在某個官職。
《萬曆野獲編》記載了個段子：某日萬曆皇帝問首輔申時行："如今誰是宰相？"
申時行答："陛下該問，如今誰不是宰相？"
六部尚書、內閣大學士、司禮監太監，都在這個沒有宰相的體制里，扮演著宰相的某個角色。
朱元璋廢除的只是宰相的名號，卻除不掉治理大國需要專業官僚的現實。
從楊廷和到徐階，從嚴嵩到張居正，這些"不是宰相的宰相"們，用智慧和權謀在制度的夾縫中，撐起了大明王朝的日常運轉。
他們的故事告訴我們：權力就像流水，制度可以築壩，卻永遠擋不住它自然流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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