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時期，即使在八路個新四軍建立在抗日根據地，對不同的人群也是有不同的要求。
比如說對黨政幹部和軍隊幹部來說，那肯定是必須玩積極抗日的，哪怕是不夠積極，也是要批評的。
但是對普通老百姓來說，要求就比較寬鬆一些了，也是區別對待的，只要部突破積極投降這個底線，就都還是團結的對象。
對地方士紳和國民黨頑固派，要求也是只要部投降就行，哪怕是抗日消極一些，也是可以的。
教員說，政治就是吧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敵人搞得少少的，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戰爭有些人反其道而行之，只要是抗日不堅決，不積極，就一律定義為漢奸，投降派。
比如胡適，以前確實是吹過頭了，他的地位不應該那麼高，因為他的實際貢獻沒有那麼大。
但寫不等於他一點貢獻都沒有，一點地位都不應該有，就應該徹底打倒。
全面抗戰開始之前，開始之初，他確實散布了不少對抗戰前途悲觀消極的觀點，和低調俱樂部搞來搞去，但這和要求投降是兩回事。
實際上，哪怕是有些投降過的人，當時個後來的政策也都是區別對待的，功過兩存，互不抵消。
比如龐炳勛，馬占山這些人，後來都被迫投降過，但是因為他們曾經積極而且堅決抗戰，是再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投降以保存自己，後來也不完全把他們定義為投降派。
胡適在被派為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之後，確實爭取援助不夠積極，光是忙著到處演講，談笑風生，領課很多榮譽博士學位，爭取援助不力，遠不如後來的宋子文態度堅決，立場堅定，必要時不擇手段，這是事實。
但也不能說他就因此是漢奸，投降派。他本身雖然一直喜歡談政治，但是畢竟只是學者，沒有怎麼實際干過政治，所以在進入實際政治運作的時候，方式不是很得當，也可以說有時候是耽誤事兒了。
但是從他自己的經驗和觀點的角度說，他認為美國是民主國家，而美國當時尚未捲入戰爭，美國老百姓則仍然受孤立主義外交政策影響，對中國抗戰不了解，也不怎麼感興趣。
所以他只能先從宣傳入手，利用一些機會去宣傳中國抗戰的意義，以及中國人民在孤立無援的情況下抗戰的不易和堅定姿態。
常公派他去放這個駐美大使，也是因為他認為胡適和美國關係好，有利於正如美國援助。因為當時中美之間的關係實際上很淡漠，官方往來不多。
實際上，當時隨然有些美國人知道胡適，但也只是因為胡適在國內的政治主張符合美國人的政治理念，美國學術界有些人對他有些好感，僅此而已。
常公對人際關係的理解本身就很封建，公私不分，認為私交就能影響國際關係，認為既然你對我有好感，那麼我有困難的時候你就應該幫助我。所以才會讓毫無政治和外交經驗的胡適去爭取援助。
後來他讓羅斯福給他派個顧問，羅斯福則選了個學者，拉鐵摩爾，確實對中國很有研究，但個羅斯福跟美國政府沒多少往來。
常公則認為，既然是羅斯福派來的，那你就是羅斯福的代表，就應該扮演他和羅斯福直接交往的橋樑和渠道。
後來發現拉鐵摩爾根本沒有這個能力，聘期結束後就拉倒了，也沒有續聘了。
這和他派胡適去美國也是一樣的邏輯，是他自己的認知出了問題，根子則是他的觀念問題。
後來發現胡適辦不成事之後，就趕緊派人去協助胡適，實際上是替代他，宋子文就直接替代了他。
總之，無過就是功，無功就是過，無功無過，這是三種不同的狀態，不同時期用不同的標準取對待別人，評價歷史。標準的變化，也是時代變化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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