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孫中山對「共和」的迎與拒

摘要：今義的漢語「共和」一詞，來自明治時期日本知識人藉助中國古典對應西文。無論古今中外，其意涵都有多種，易與貴族寡頭政治以及君民共主相混淆。1902年以前，孫中山使用漢語言文字時，幾乎從不採用共和之說。即使1903年受鄒容《革命軍》的鼓舞使用過「共和」，在學理和政綱層面，仍然嚴格採用民主立憲或民權立憲。辛亥鼎革之際，更是刻意將民主與共和連用，防止借共和之名行專制之實。同時，孫中山認為美國的合眾聯邦制有助於中國革命之際由群雄割據走向統一民主，而對美式代議制民主頗有保留，先以五權憲法補充防弊，繼而用國民大會引入直接民權，以確保共和的民權立憲屬性，並提升效率。孫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表明，要達到人類社會的政治極則，還須依據國情，博採眾長，努力開拓前行。

共和是辛亥革命時期與帝制相對的重要概念。或謂辛亥革命締造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因此辛亥革命又被稱為共和革命，而在舉世不言中率先反清革命的孫中山被尊為中國共和的北斗。過去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說是只剩了一塊共和的招牌。無論褒貶，都體現出共和與辛亥革命關係匪淺。關於孫中山對待共和的態度，本來並沒有多少異議。近年來，隨著相關研究的深入，孫中山與共和的關係，變得不那麼清晰明確。王學庄首先注意到，孫中山原來一般不使用共和的概念，直到鄒容的《革命軍》反響強烈，才順勢接納了共和。李恭忠則認為共和原有民主與聯邦兩種意涵，孫中山原來較為傾向聯邦主義，民主的色彩不大彰顯。與此相關的問題還有，孫中山對於代議制民主始終不以為然，試圖加以改造。而這與美式代議制民主的形象不佳以及當時代議制民主在世界範圍遭遇的重大挑戰密切相關。這兩個問題，之前已經在幾篇文章中就相關各點分別有所論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集中討論，希望全面系統地把握近代中國圍繞共和與代議制民主所展開的歷史進程，使孫中山與共和關係的脈絡更加清晰明確，同時有助於加深對共和制以及代議制在近代中國的歷史命運的認識。

一、有限接納「共和」

辛亥時期，孫中山主要活動于海外，因而各種形式的人際交往，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工具主要是英文。現行各種文集或全集所收辛亥時期孫中山的言論文字，有不少其實是孫中山使用西文的翻譯。具體考察出現「共和」一詞的全部文本，譯文明顯多於直接使用漢語，其中不少還是從日語借用或轉譯。原來研究者忽視譯文與原話的分別，混為一談，作為一般性論述，固然無傷大雅，但是作為關鍵概念加以引述，必須嚴格區分，否則不僅所論毫無意義，而且還會產生各種困擾。

共和一詞，古今意涵有別。中國古代的共和如大家熟知的周公共和，此外還有古羅馬的貴族共和。周公共和的本義現在據考古和文獻研究的進展，有了多種不同的解釋，或許並非周召或六卿共治，而是同時使用兩種年號或特定國君之名。至於古羅馬的貴族共和，則是國人根據中國古典及明治新漢語的理解，應用於外國制度的翻譯，不能因為都叫共和，以為中外一律，其實這只是漢語的說法。嚴格說來，「共和」只是使用漢語辭彙的東亞人用來指稱一種歷史狀況或制度的專有名詞，並非世界各國都有「共和」的概念。為了避免因此引發的纏繞糾結，一些海外研究者認為應該用不同文化系統的語言文字來分別表述名同實異的關鍵概念，即使同樣用漢語，明治日本與近代中國也要標明不同的發音以示區別。

孫中山贈馬湘立軸「共和」

明治時期日本的知識人借用中國古典的共和來對應西文，使原本用日語相當困難累贅的翻譯變得簡潔明了。可是對於中國人而言，這樣的言簡意賅很容易造成淆亂和困擾。因為漢字文化圈的東亞其他國家採用明治新漢語作為對應西文的專有名詞，使用之時只是單純的符號，一般不會聯想到中文的古義。而中國人則往往是在古典本義的基礎上想像外來詞的意思。二者往往存在形似而實不同的情形，反而引發混淆。

19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式的今義共和經黃遵憲、王韜等人引入中國，開始只是照用日本人的說法，指稱歐美等國的歷史、現況及思想學說，無關中國之事。到了19世紀90年代，共和開始成為中國有志於革新者私底下議論的一種現實的新制度選項，但是在公開場合，得到的回應卻是否定及反對。

在傳播共和學說和普及與republic對應的共和觀念方面，梁啟超起到重要作用。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他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陸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著述，系統介紹西方的國家學說，使得共和觀念及其學理進入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所產生的一個顯著效果，就是將共和制描述為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令不少趨新的中國人尤其是青年學生無限嚮往。與之對立的專制政體和皇權帝制，則被視為罪惡的政治體制，引起越來越多人的厭惡嫌棄。

梁啟超（1873—1929）

正因為梁啟超等人的鼓吹宣傳，造成了嶄新的社會氛圍，當鄒容的《革命軍》大張旗鼓地提出革命的政治目標是變更政體，建立中華共和國，由各省投票公舉的總議員票選大總統和副總統之時，立刻在新的知識群體中引起廣泛共鳴。新的中華共和國為自由獨立之國，所以高呼口號：「中華共和國萬歲！中華共和國四萬萬同胞的自由萬歲！」也就是說，中華共和國是四萬萬國民享有自由的獨立國家，個人的自由與國家的體制直接聯繫起來。

在《革命軍》不脛而走之前，孫中山與外國人士接觸時多次表達對於新中國政體的設想，對方無論是日本人、法國人還是英美人，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其主張共和。日本人直接用了共和一詞，歐美人則是用與漢語共和對應的西文辭彙。但是在直接使用漢語中文的表述中，孫中山卻幾乎從不使用共和一詞。這時「共和」已經流行於國人的精神世界，早在1898年1月13日，先後任職於《申報》《萬國公報》、與林樂知關係緊密的沈毓桂就在當天出刊的《實學報》第14冊發表過一篇《民主之說流弊論》的文章，引述當時的一種改革意見：「使以合眾聯邦共和為治，各子其子，各民其民，邾莒僻小，亦能自保，虎狼強國，遂息兼并。」儘管他本人對此不以為然，卻透露出在時人的眼裡心中，合眾、聯邦、共和都是民主制度不同方面的表述。孫中山使用合眾、聯邦、民國，卻唯獨不用共和，顯然是有意為之，而非無心之失。

鄒容與《革命軍》書影

這樣的有意識選擇意味著什麼？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孫中山傾向於聯邦制，但是對民主較為忽視。因為甲午前後有關孫中山「共和」表述的記載，都是日本人留下的，當時日文的「共和政治」一詞既可對應英文republic，也可對應federal government，孫中山可能更偏重於「聯邦主義」（Federalism）、聯邦建國，而不是「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民權憲政。戊戌後，隨著抨擊君主專制、力倡民權共和思潮的興起，孫中山對「共和」的理解才逐漸偏重於「民權」方面。

這樣的解讀看似有理有據，可是前後左右比較之下，發現存在諸多窒礙，難以貫通。晚近史料繁多，史事複雜糾纏，要想言之成理，僅僅有所依據，能夠自圓其說，遠遠不夠，重要的是依照原有的時空位序儘可能貫通所有的材料與事實。以此為準，另一種可能的解釋剛好與之相反，即正因為孫中山注重民主內核，所以對漢語的今義「共和」一詞有所保留。而他注重共和的聯邦制一面，正是為了通過合眾實現並確保共和的民主屬性。

後來《民報》與《新民叢報》論戰時，汪兆銘以立憲政體與君權專制政治相對立，並且指出：「而立憲政體有君權立憲、民權立憲二種。」他認為中國由民族主義走向國民主義，結果必為民權立憲政體。所謂民權立憲政體，也就是之前孫中山作為共和制學理表述的民主立憲。按照汪兆銘的解釋，「民權立憲政體」「普通謂之民主立憲政體」。他還特意說明：「所以不雲共和立憲者，以共和一語，有廣狹二義，其廣義則貴族政治，亦包含在內，故不用之。」汪兆銘的嚴謹表述和相關解釋，顯然並非其原創，而是來自孫中山的講解和授意。也就是說，在孫中山看來，當時的語境之下，共和非但不能很好地體現民主，反而可能有不民主或是模糊混淆之嫌。因此他才少用共和一詞，以免在這一關鍵概念上含糊其詞。

精衛(汪兆銘)：《民族的國民》，《民報》第一期

中國近代譯介的古代希臘、羅馬共和制，包含貴族政治。在中國古典中，即使按照原來的舊解，共和也類似於貴族政治。嚴復曾經明確劃分：「歐洲政制，向分三種，曰滿那棄者，一君治民之制也；曰巫理斯托格拉時者，世族貴人共和之制也；曰德謨格拉時者，國民為政之制也。德謨格拉時又名公產，又名合眾，希羅兩史，班班可稽。」此言系後來由他方轉述，至於嚴複本人，始終不贊成使用共和一詞。退一步說，即使轉述屬實，嚴復口中的共和主要也是指歷史上的貴族共和，而國民為政的民主制則又名公產或合眾，與共和清楚分界。

共和在明治日本轉為今義之時，也不一定特指民主共和。狹間直樹教授指明治中期共和曾經作為君主立憲的主要概念，也就是說將君民共主稱為共和。這樣的指稱同樣影響到希望變革的中國人，康有為在鼓動清帝變法時便提出「美法民政，英德憲法」，所謂「英德憲法」，在《光緒政要》《光緒朝東華錄》《皇朝蓄艾文編》以及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中，都寫作「英德共和」。其意正是君主立憲制的君民共主上下共和，而民政才是指與帝制相對的民主。

目前所見孫中山最早直接使用漢語「共和」一詞，是壬寅八月（1902年8月）為宮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夢》所作序，文中他稱讚宮崎寅藏「聞吾人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宮崎寅藏一書的日文單行本出版於1902年8月，現在徵引的孫中山的序則出自上海群學社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出版的金一譯《三十三年落花夢》。孫中山用西文表達的概念，日本人多譯成共和，所以此處無非是順接日本人的通行用法而已，未必表示孫中山對於國人用漢語「共和」一詞對應西文的認定。不過，這也一定程度上顯示出孫中山至此可以接受或是不排斥這一指稱。

宮崎寅藏著《三十三年之夢》書影

1903年，孫中山與上海的反清革命人士建立聯繫，希望他們支持其在夏威夷反擊保皇會的宣傳活動，由此注意到，「支那內地新聞雜誌、新書出版，多共和政體之觀念，此為學術界之變遷」。國內學術界和新聞界的普遍轉向，對於孫中山一般情況下不再刻意迴避使用「共和」一詞起到重要作用。

在此之後，民主共和已經作為專制政體的對立物，成為孫中山反對帝制，建立新的文明政府的經典表述。不過，「共和」一詞意涵的模糊，並未根本消除。除了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的演講中屢次使用「共和」外，現存辛亥前孫中山的言論文字當中出現共和字樣的，仍以譯文為主，直接用漢語說話著述時，尤其是在制訂各種綱領性文件時，則很少單獨使用「共和」一詞。

後來歷史的發展進程表明，孫中山對於「共和」的謹慎以及堅持用民主立憲或民權立憲來表述相關概念具有先見之明，當共和公開成為大勢所趨之日，便有虛君共和、五族共和、甚至帝國共和等等觀念參入，作為政治制度，更多地表達了民主之外的其他訴求，不再直接了當地與皇權帝制對立。通常將共和視為當然與立憲對立的範疇，實有誤解誤導之嫌。即使近代意義的共和，也只是與帝制相對，而且在國家學說的國體政體辨析方面，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並無高下優劣之別。也就是說，君主立憲與民主立憲，學理上雖有分別，仍不構成根本對立。而共和與帝制的對立，實際上取決於前者民主與後者專制，亦即並非共和就當然與帝制構成對立。共和制下的寡頭政治，與帝王專制大同小異。既然少數族皇權沒有立憲的合法性，又無法也沒有必要轉變成多數族的帝王，君主立憲就不再成為可能的選項。受片面理解革命黨與保皇派論戰的誤導，不能細緻地區分學理和事實層面的各種複雜情形，先驗地將共和與君憲置於非此即彼的對立狀態，貿然討論相關問題，除了自以為是的清楚，只會越理越亂。

辛亥首義，各省獨立，共和之聲，盛極一時，南北和談之際，矛盾焦點集中於帝制與共和。後來國人但凡講共和，似乎不言而喻地就是以民主反對專制，這樣一來，作為歷史概念的共和的模糊性被掩蓋了，這不僅有礙於理解各種歷史文本的意涵及其語境，也會造成現實中認識民主共和的干擾。實際上，在國家和政體層面，與共和相對的主要是帝制，而不是專制。在共和的名義之下，不僅可以集權，而且能夠獨裁。袁世凱謀取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之時，就計劃「以開明專制之精神」實行共和。所以民初孫中山常常將共和與民國連用，對外宣言「建設共和民國」，「易君主政體以共和」，強調共和與自由是「專為人民說法，萬非為少數之軍人與官吏說法」，正是為了凸顯民主的內核，以防共和被人利用來作為掩飾專權的外衣。

1911年10月，革命軍在武昌成立湖北省軍政府

與一般國民的普遍預期明顯有異，共和未必民主，這樣的現實給辛亥以後的中國歷史帶來諸多棘手的難題，並造成災難性的影響。所謂辛亥革命的失敗表現在只留下一塊空招牌，多少有些言過其實，值得深究的，倒是「共和」這塊招牌下，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內涵。

二、對代議制的保留

決定共和制屬性的是民主，而民主的形式各異，歐美髮達國家多採用代議制民主，進一步考察，代議制民主也有多種形式。

清季國人嚮往共和，以美國為理想模範，《革命軍》的制度藍本就是美國。鄒容明確宣稱：「一、立憲法悉照美國憲法，參照中國性質立定。一、自治之法律悉照美國自製法律。一、凡關全體個人之事，及交涉之事，及設官分職國家上之事，悉准美國辦理。」孫中山的共和國也以美國為藍本，不過主要是取其合眾聯邦的政體形式，而且並非照單全收。孫中山認為，美國式的聯邦共和對外可以瓦解列強聯盟制華，對內便於中國革命之時由群雄並起的割據走向統一和民主。在他看來，中國人多有大者王小者侯之思，很難自覺交出各自獨攬的大權，要解決這一困擾，切當的辦法是將聯邦與民權二義協調統一在共和的架構之內，通過聯邦走向民權。其革命程序論的設想，就是為了由聯邦實現民主，防止懷抱帝王思想者割據稱雄，以致內部紛爭，外患不已。所以辛亥起義，「旨在建立一聯邦式共和國」。「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國選舉總統，廢除專制，實行共和。」甚至認為中國地廣人眾，各省差異顯著，「於政治上萬不宜於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制度實最相宜……惟有共和聯邦政體為最美備，舍此別無他法也」。顯然，孫中山看重合眾聯邦，非但不是因為忽視共和的民主內涵，反而認為聯邦制是中國通過革命走向民主的必由之路。換言之，要確保共和的民主屬性，聯邦制是一種適合革命過渡時期中國國情的形式。

不過，在關鍵的民主問題上，孫中山對美國的代議制民主卻頗為不滿，很有保留。他讚賞瑞士的直接民權，而對美國式的代議制不以為然，認為國務由政黨包辦，一旦政黨輪替，則官員全部更換，不僅不勝其煩，而且流弊匪淺。他還表示，單純通過選舉來錄用人才，使那些善於辭令的人上位，無口才但有學問思想的人卻被閑置。「美國國會內有不少蠢貨，就足以證明選舉的弊病。」因此，他不贊成照搬美國的制度，要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之外另設考選權和糾察權，實行五權憲法，以彌補三權分立的制度漏洞造成的弊端。

辛亥時期，與清廷推行新政一味取法日本不同，革新反清人士開始目光向西看，同時逐漸擺脫了更早時籠統西望的態勢。孫中山之外，章太炎也不贊成代議制，甚至一度不以共和製為然。不過章太炎的看法主要來自書本以及口耳相傳的信息，缺少切身體會。而原來主張共和立憲的梁啟超在1903年遊歷新大陸後，不僅告別共和，而且連君主立憲也予以捨棄，一步退回開明專制。與孫中山、章太炎認為代議制本身弊端甚多略有不同，梁啟超一方面察覺到美式民主的痼疾，另一方面則覺得民主共和與中國不相適應。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書影

梁啟超了解到，共和制本身存在無數弊端，即使成效最著的美國，也是問題成堆。美國為移民社會，「外來者以無智無學無德之故，實不能享有共和國民之資格。以一國主權，授諸此輩之手，或馴至墮落暴民政治，而國本以危」。尤其是佔美國國民主體的歐洲移民成為心腹之憂，本來令美國政治家自傲的理據是「彼有選舉權而我無之」，但也正因為此，選票至上的勝負權衡導致從政者不能正視現實，「以媚眾取寵之故，而置最大問題於不顧，則與專制國諱言朝廷闕失者何擇焉。此亦共和政體一大缺點也歟」。此外，由於大統領任期四年，「故其所兢兢研究之問題，曰將由何道而使本黨之選舉獲勝利而已」。為了爭取選票，不顧國家百年大計，只為一黨目前利害，「此大統領所以不得人才，而共和政體之所以有流弊也」。

如果將英美兩國的選舉制相互比較，則美式民主甚至還不如英國：「英國黨派之勝敗，於選舉議員時決之。美國黨派之勝敗，於選舉大統領時決之。英國但求黨員在議院中占多數耳，既占多數，則其黨魁自得為大宰相而莫與爭，故所爭者非在宰相其人也。美國反是，勝敗之機，專在一著，夫安得不於此兢兢也。夫美國爭總統之弊，豈直此而已，其他種種黑暗情狀，不可枚舉。吾游美國而深嘆共和政體實不如君主立憲者之流弊少而運用靈也。」由此可見，「伯倫知理謂共和政體不適於今後之競爭，信然信然」。此說旨在批評共和制的弊端，未必是對英式民主有多少讚譽。

不僅如此，四年一度的選舉制和政黨分肥，導致美國的貪黷為地球萬國之最，官員庸碌，效率低下。隨著政黨輪替，任用官吏猶如拍賣場。「專制國之求官者則諂其上，自由國之求官者則諂其下，專制國則媚茲一人，自由國則媚茲庶人，諂等耳，媚等耳，而其結果自不得不少異。」按照共和政治的原理，官職應不斷輪換，而「官職屢屢更迭之不利於國家，近今政治學者如伯倫知理、波倫哈克輩言之詳矣。夫一國中重要諸職，屢屢更迭，猶且不利，而況於各種之實務乎。官如傳舍，坐席不暖，人人有五日京兆之心，事之所以多凝滯也。英國每次更易政府，其所變置之職位，僅五十員內外耳（大率皆中央政府各部重要之地位，日本諸國亦然），而美國乃至舉全體而悉易之。此實共和政治之最大缺點也」。美國尚且如此，其他國力及社會發達程度不及美國者更加等而下之，「若夫中美南美諸國，每當選舉時，必殺人流血以相從事者，更自鄶無譏矣」。照此看來，美式民主推及他國，非但無益，反而會禍患無窮。

梁啟超遊歷新大陸之時，一些美式民主的弊端已經開始得到改善，如嚴重的貪黷問題。但是效率低下等痼疾依然無解。直到後來經濟大蕭條，不得不改弦易轍，才起死回生。這樣的逆轉與其說是自我修復，不如說是取長補短的結果。而孫中山和梁啟超等人所揭露的美式民主的弊病，受國內外局勢風雲變幻的制約影響，長時期未能得到充分正視。

國人對於共和的憧憬，始於梁啟超的宣傳，美國作為共和國的成功典範，牽引眾人舉目遠眺太平洋彼岸，梁啟超構想未來新中國的藍圖，同樣是以美國為標本。《革命軍》的作者鄒容從未到過美國，卻對美國無限嚮往，一定程度也是梁啟超等人宣傳影響的結果。可是，當中國共和理想的始作俑者深入美洲大陸且持續時間較長時，卻感到夢幻破滅，向世人宣告夢俄羅斯的開明專制了。相比之下，孫中山無論繼承傳統還是學習外國，都不會絕對化地一概而論，也不至於頻繁地今是而昨非，認識可以說更勝一籌。

近代歷史上，由於國家發展的階段性差異，往往出現在歐美已成明日黃花，在後進國家仍然孜孜以求的情形。當無數國人為民主共和奮鬥犧牲之時，代議制民主在西方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嚴重危機。一方面，代議制民主自身成本過高效率低下的頑疾持續，難以自愈，另一方面，外部的挑戰不斷加強，使得所謂民主國家感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歐戰的爆發，很大程度就是制度性危機的釋放。而歐戰的結束，非但沒有解決危機，反而因為勝敗各國的矛盾以及蘇俄革命的成功，使得危機進一步加劇深化。僥倖獲勝的戰勝國沒有進行制度的調整改造，而是企圖通過壓迫戰敗國和圍攻蘇俄，來維持自己的優勢地位。一戰後，「西方的沒落」意識幽靈一般在歐洲大陸遊盪，1934年在捷克首都布拉格舉行的第8屆世界哲學大會，與會者關注的主要議題之一，就是「民主的危機」。

雖然時間上相對滯後，世界性的民主制危機，不可避免地影響中國的國內政局。孫中山對代議制民主的批評以及防弊提效的五權主張並不為同黨所接受，而北京政府時期的政治建制，形式上其實卻包含了並非來自孫中山的考選和糾察兩權。這從側面證明孫中山的考量，的確與中國的實情密切關聯。民初議會制與政黨政治相輔而行，隨著國會中的黨派代表日益淪為各省和中央軍政實力派的附庸，引起社會各界的強烈不滿，醞釀著各式各樣的改革方案。1920年前後，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認識到，國會不良是導致現行政體失效的主要原因，清季不遺餘力地鼓吹開國會的梁啟超、湯化龍以及張君勱等人，紛紛宣稱代議制不適宜中國，在世界上也已經過時，甚至公開宣判國會的死刑。至於如何改良政體，主要有兩種不同的思路：一是在現行政體的框架下，削減國會的部分權力；二是引入直接民權，建立真正的人民主權機關，並以此作為各權力機關之母。

孫中山本來就主張瑞士式的直接民權，實行全民政治，只是為了反對北方的軍閥官僚政客，才打出護法的旗號，費力不討好地堅持從事護法運動。在國內多數政治派系早就棄置國會的情況下，1923年1月1日，國民黨終於發表宣言，指「現行代議制度，已成民權之弩末，階級選舉易為少數所操縱」，並進而提出「實行普選制度，廢除以資產為標準之階級選舉」；「以人民集會或總投票方式，直接行使創製、複決、罷免各權」。改造後的國民黨將國民大會正式列入政綱，成為直接民權的重要選項。

《中國國民黨發表宣言》，《大公報》1923年1月1日剪報

辛亥鼎革之際，各方即倡言以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此後，每當遇到重大國事問題，就會有人提出召集國民大會或國民會議予以應對，並且付諸實行。開始是因為沒有正式國會，後來則覺得國會不足以擔當重任，再後來連國會的正當性也飽受質疑，甚至主張根本拋棄代議制，重新設計政體。至於具體設想，一方面試圖削減國會的權力，從國會析出部分權能轉而歸屬於其他機關；另一方面嘗試特設能夠真正代表民意的主權機關，並以主權機關作為凌駕於各權之上的常設機關。國民大會（國民會議）的功能，一是在割據分裂的動蕩政局之下，發揮民意在解決諸如政爭、制憲等重大問題時的作用，二是更好地體現主權在民的思想，使得全體國民能夠普遍、常態、有效地行使主權。

在眾多加強直接民權的設想中，孫中山參照綜合各種國民大會方案修訂的五權憲法，將國民大會正式列為國家行政體制的常設機關和最高機關，不僅擁有法律上創製與複決的最終裁決權，還有對國家各機關人事選舉與罷免的最高決定權。這樣的政治架構，成為國民政府的正式建制。可是國民黨主導下的國民政府，一方面賦予總統獨裁大權，一方面讓國民代表大會形同虛設。而後來者檢討弊端，非但未能領會孫中山用心修訂的制度設計的深意，在其基礎上更進一步，反而覺得其種種防弊補充是多此一舉，於是重新回到原點，似乎只要照搬三權分立就能夠解決一切難題，結果美式以代議制民主為基礎的政治架構似乎成了唯一正確的選項，遺患極為深遠。

民初實行代議制的諸多流弊以及國民大會產生實施的淵源流變，顯示代議制民主必須變革的大勢所趨，而人民代表大會決不僅僅是對蘇維埃體制的簡單移植。在此進程中，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國民直接和常態行使主權的難題，顯然不能簡單地反向訴諸歷史已經證明不能很好代表民意的美式代議制。如果重蹈以西為新的覆轍，就很難避免陷入循環往複的泥淖。正確的進路，應該是繼續循著孫中山開啟的方向，在借鑒吸收各種民主體制的基礎上，調整改造，創成新制。唯有解決民主制與生俱來的局限性，才能確保共和的民主立憲屬性，實現孫中山一生追求的政治理念。

三、一點申論

儘管「共和」在近代中國存在種種歧義，作為與君主制對立的共和制，其內核必須是民主。為此奮鬥犧牲的中國人以民主共和為社會之極則，也就是最高形式。因此，雖然漢語「共和」一詞的流行以及相關概念的普及梁啟超和鄒容居功至偉，謹慎使用這一明治後新漢語辭彙的孫中山還是被奉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然而，民國成立後，在共和制的形式下，依然延續了帝制時代的種種弊端，並且疊加了後帝制時代的種種問題，令不少人產生悔不當初的失落與懊喪。原本對共和有所保留對代議制民主不以為然的孫中山，民初一直努力護國護法，試圖維護辛亥革命的成果，卻屢遭失敗，雖然愈挫愈勇，可是前路茫茫，不見曙光。所以後來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認定此路不通。

民主只是形式，以保障人的自由平等為目的，資本主義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政治平等或政治民主，必然造成事實上的不平等，為此，社會主義要通過再分配的辦法實現經濟平等或經濟民主。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已經包含部分社會主義因素。問題是，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對內民主對外掠奪，想方設法從各方面阻斷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一切後發展國家的上升通道。為了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幾經努力的孫中山不得不以俄為師，在蘇俄的幫助下，聯俄容共，發動國民革命，打倒列強和軍閥。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演講三民主義

20世紀的一大謎題，就是以代議製為主要形式的西方民主制的成敗得失。古往今來的民主制，高成本低效率，雖然長期看具有一定的糾錯機制，中短期卻無法避免效率低下的問題，可以坐享太平富裕，應對危局則往往有心無力。其防弊的效果也遠不如通常以為的那樣顯著。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的西式民主的高成本，背後大都以剝奪奴役內部外部的多數人為犧牲，否則難以為繼。

隨著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大範圍脫離帝國主義的控制，日益加深的民主危機顯然與此關係密切。危機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是西歐各國的國力日衰，二是後發展國家無法通過代議制民主方式走向富強，從而導致民主以外的各種形式的權力集中體制引起廣泛關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歐洲各國迅速土崩瓦解，令世人對民主制的信心跌至冰點。

蘇德戰爭前夕，1941年5月11日《紐約時報》刊出伊司曼（Max Esatman）的一篇通訊，指正在進行的戰爭是民主與極權的鬥爭，是有史以來兩種生活方式之間的戰爭，而不僅是為了國家的權力。伊氏列舉了極權主義的20個重要特點，其中每一點在共產主義的蘇聯和法西斯主義的德國以及義大利都可找到，而在英美則找不到。因而認定20點相反的生活方式，都是由於主義的衝突。據此將法西斯主義與民族主義、共產主義捆綁在一起。二戰結束後發生的冷戰，與此有著深刻的思想淵源。

受此影響，1941年7月，胡適在美國密西根大學發表演講「民主與極權的衝突」，演講文稿刊載於《美國政治社會科學會年報》第218卷，其中就徵引了兩個月前《紐約時報》刊出的伊司曼的通訊。這對胡適後來堅決反共具有深遠的制約作用。問題是，權力適度集中並不等於極權（當然應該有所制約），不久前納粹德國剛剛進攻蘇聯，後者已經成為反法西斯戰線的重鎮。用民主與極權的對抗來解釋二戰的性質，至少在伊氏的架構內頗為牽強。儘管美國的參戰看似拯救了歐洲的代議制民主，使得歐洲那些大戰伊始就一敗塗地的民主國家多少挽回了一些顏面，但是在打敗納粹德國方面，美國的實際作用並沒有後來宣傳的那樣巨大。直到1944年初，英國的民意調查顯示，世界各國對於勝利的貢獻，百分之五十的人認為蘇聯首屈一指，其次是英國百分之四十二，美國的排名相當靠後，僅有百分之三，甚至不及中國。所以，戰勝法西斯無疑是熱愛自由和平的世界各國和人民的偉大勝利，可是並不意味著民主的制度性優勢。

胡適（1891—1962）

用民主與集權的對立來自我標榜，很大程度體現了基督教絕對排他性（即根本不能容忍相異者）的自大，將代議制民主作為終極政治體制，排斥其他一切社會制度，也就等於放棄了自我調適改造的動力。而冷戰時期在反共的名義下集合起來的所謂自由世界陣營中，有不少名義上的共和制國家其實是由獨裁者掌權。民主非但不能與反共劃等號，在民族解放運動如火如荼展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反共恰恰是專制獨裁的同義詞，推翻專制獨裁，就是為了爭取獨立解放和民主自由。

風物長宜放眼量。辛亥革命以來一個多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歷史進程表明，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的各種制度，並未到達終極階段，必須相互借鑒，相互吸收，才有可能臻於極則的境界。動輒以非此即彼的分立為此疆彼界的對抗，以排斥和消滅對方為動機目的，是歐洲基督教一神論一元化思維方式的典型體現。用這樣的思維方式看待世界大勢，即使暫時看似天平朝向自己一方傾斜，最終也難逃失敗的命運。能夠走上巔峰的，一定是全面吸收人類一切精華的嶄新制度。這樣的規律，同樣適用於民主共和之制。如果代議制民主只是作為爭鬥與排他的工具，其歷史結局必然不會是人類社會的理想模式。這也是孫中山的民主共和探索留給後人的重要啟示。

載《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