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晁錯、司馬相如…西漢的辭賦詩歌，真是風采各異

本篇系精編經典中國通史之《秦漢史話》連載27，歡迎收看。

01、以頌揚帝王功德為主的漢賦

漢代的文學形式，除了詩歌、散文之外，又興起兩種文體。這就是漢賦和傳記。

漢代的賦是由古詩、楚辭發展而來的。它主要表現漢廷貴室的生活，與當時的民歌形成兩種風采各異的文體。漢賦工於文辭， 鋪陳堆砌，注重藝術形式的創造。它以敘事、詠物為主，題材廣 泛。諸如宮闕殿宇、田獵郊遊、皇家苑林、皇室生活等，都是它描寫的內容。

雖然漢賦以頌揚帝王功德為主，但是由於它所表現的多屬西漢統治階級的生活，因此漢家統治者的驕奢淫逸、漢廷內部的矛盾鬥爭，以及自然山川的壯美，也從側面得到某些反映，或者輔以諷喻之意。

漢代早期的辭賦，更多受到楚辭的影響，形式上有的仍保留著「騷體」，內容上多與現實政治相關。主要的漢賦作家有賈誼、枚乘和司馬相如等人。

賈誼既是漢文帝時的賦家，又是當時著名的政論家。青年時期，他因「能誦詩書屬文" ，從而稱譽郡中。20餘歲時，文帝召為博士，不久即超遷為太中大夫。後來他遭老臣周勃、灌嬰、馮敬等人的排擠，被貶為長沙王太傅。賈誼追傷屈原被讒害而遭放逐，乃作《吊屈原賦》。賦中以屈原的身世遭遇自況，反映當時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

賈誼謫居長沙期間，以為壽不得長，又作《鵬鳥賦》以自廣。他後來改任梁王太傅，因梁王墜馬死，賈誼常自傷，一年後也死了，時年僅33歲。他一生作賦七篇傳世。

枚乘字叔，淮陰人，為吳王郎中。劉濞陰謀發動叛亂，枚乘諫止，吳王不聽，於是他就逃到梁國去。平定七國叛亂後，枚乘官為弘衣都尉。他因病去官，又到梁國。

《七發》是枚乘的代表作。它以楚太子和吳客問答的形式，指出楚太子的病因在於侈靡尋樂，只有聖人的「要言妙道」才能治好他的病。它暴露了諸侯子弟的驕奢淫逸，描摹敘事，鋪陳堆砌，散韻結合，是賦體逐步過渡到成熟階段的作品。漢武帝即位後，曾以安車蒲輪將枚乘迎來長安，但是枚乘因為年老，不幸在途中病死。

到漢武帝時期，西漢王朝發展到鼎盛階段，加以統治階級的提倡，漢賦也開始進入全盛時期，出現了像司馬相如一代漢賦名家，比較典型的辭賦作品也不斷產生。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漢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後來客游於梁，乃著《子虛賦》。梁孝王死後，司馬相如回歸蜀郡，與臨邛富家女卓文君相愛，因得卓家大量財物資助，遂為成都的富人。他所作《子虛賦》，得到漢武帝賞識後，又作《上林賦》奏上。漢武帝任命他為郎，又擢為中郎將，並奉命出使西南夷，元狩六年（前117)病死。

司馬相如一生作賦29篇，《子虛賦）、《上林賦》是他的代表作。這兩篇賦通過虛構的「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的對話而敷陳成章。它以諸侯和帝王的遊獵為題材，極寫齊楚山川海澤之廣大，上林皇家苑囿的靡麗，表現了封建統治者「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的侈糜的遊戲之樂，其中不乏鋪陳堆砌的文字，卻也反映封建統治者奢侈腐化的一面。最後以「若夫終日馳騁＂，＂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眾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作結，就是司馬遷說的諷諫之意。

為了迎合漢武帝求神仙的願望，司馬相如又作《大人賦》。漢武帝見了這篇賦很高興，竟「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這就從另一個側面暴露了西漢統治者的腐朽。

作為一種新興文體漢賦，到漢武帝時期基本形成。以司馬相如 《子虛賦》《上林賦》為代表的賦體，為後來的賦家相繼仿作，直至東漢時期未衰。

02、以民歌為魂的漢樂府

與漢賦內容截然相反的，則是民歌，它反映了社會現實情況。

這類在民間流傳的歌謠，或者反映現實生活，或者諷刺西漢統治階級，表達了人民愛憎的思想感情。與漢賦堆砌辭藻、文字艱深相比，民歌具有通俗易懂、情調清新真摯的特點。如《史記·曹相國世家》所載民歌：「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凈，民以寧一。」這裡反映了人民渴望安寧的社會環境，以發展社會生產。

又如《史記·淮南衡山列傳》記述淮南王劉長謀反，漢文帝將他遷往蜀郡，途中絕食而死，司馬遷引民歌說：「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歌中諷刺漢家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相互殘殺的情景，語言極其生動形象。

漢武帝時期，漢廷設立樂府機構，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主持樂府的工作。樂府負責制定郊祀用的樂章，訓練為宮廷服務的樂隊，以及採集民間歌謠」以觀風俗，知厚薄「等等。由樂府編定的詩歌，統稱為「樂府詩＂。它們有的是文人製作的詩賦，有的是從各地採集來的詩歌，包括用於祭祀的郊廟歌辭，民間的歌謠，少數民族的鼓吹曲辭，外國傳人的橫吹曲辭等。

其中經過加工的民歌，仍是樂府詩價值最高的作品。這些來自民間詩歌，「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直接反映了社會現實生活。其中如《平陵東》， 揭露了官吏公開劫奪財物的殘暴行徑；《十五從軍征》描寫人民被迫戍邊60餘年的慘狀，控訴統治階級發動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痛苦。

03、極具思想境界的漢散文傳記

此外，漢代散文特別發達，尤以政論文為盛。秦漢是個社會動蕩的時代。在秦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西漢王朝，面臨許多嚴重社會問題的挑戰，如何鞏固這個新興的封建政權，是漢家統治集團最關心的問題。西漢許多優秀的政論文，與現實的政治問題密切相關，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它們比較具體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歷史情況。

西漢前期，重要的政論文作者，有賈誼和晁錯。

在漢初總結秦短祚的歷史經驗中，賈誼作《過秦論》，指出秦政之敗，最後歸結一點，就是在於「民危＂，受到了當時人的重視。他的另一篇政論文《治安策》，分析漢初諸侯王勢力的發展，將危及漢廷中央的統治，提出「眾建諸侯而少其力」的對策，成為文景以至武帝時加強封建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

晁錯在文帝時，為太子家令；景帝時，遷為御史大夫。他的政論文，就事論事，針對性極強。如《募民徙塞下》、《論貴粟疏》 等篇，都是針對抗擊匈奴、勸農力本而發。這是漢文帝時期兩項重要朝政問題。

漢代的傳記文學，創始於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書， 具有史料價值，而且它的許多人物傳記，又是優秀的文學作品，魯迅稱之為「無韻之《離騷》＂。

司馬遷的貢獻在於他尊重歷史事實的真實性，又注重人物性格形象化的刻畫。他通過不違背歷史真實的細節描寫，富於時代特色的人物語言，以及「白描」的表現手法，生動形象地再現了歷史的面貌，使《史記》不僅具有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又有栩栩如生的不同的人物形象活動於歷史舞台，從而構成一幅絢麗的具有立體感的歷史畫卷。

因此，《史記》對我國古代文化的影響，不僅僅局限於史籍，它的寫作方法以至於體例內容，對於我國古代小說、散文和戲劇的影響也很大，甚至在當代戲劇舞台上，仍然取材於《史記》的故事內容。

總之，在西漢前期的文學領域裡，許多文學形式承前啟後，在我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其中漢賦上承楚辭的餘緒，統治漢代文壇400年；富於生命力的樂府民歌，為後世五言、七言詩的興起奠定了基礎；而西漢傳記文學的影響，幾乎涉及多種文學體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