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北部的吉蘭省,靠近裏海的一處黃沙覆蓋的古代遺址,考古人員正埋頭清理土層,幾塊毫不起眼的陶器碎片被拂去浮塵,露出表面歪歪扭扭的刻痕。
起初沒人太當回事,以為只是普通劃痕或某種地方符號,但當照片傳到中國學者手裡時,有人突然怔住了,這些筆畫的走勢,轉折的力道,隱隱透著一種來自東方的熟悉感,非常像是漢字!
消息很快在考古圈傳開,伊朗德黑蘭大學的專家聯合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的王教授,埋頭研究了半年多。
他們越比對越吃驚,其中一個符號的結構,幾乎和漢代西北邊塞出土簡牘上的「永」字一模一樣,尤其是和東漢「永元七年」的年號寫法高度吻合,另一個「安」字,又酷似漢朝官印「安西都護」上的字形。
更讓人心跳加速的是,一塊陶片上刻著三個字,「此屬漢」,另一塊更大的殘片上,則被解讀為「永元七年西域都護李」。
這下可熱鬧了,伊朗媒體率先拋出個爆炸性猜想,莫非兩千年前,伊朗這片土地曾是漢朝的一個省?
把時光倒回兩千年前,攤開地圖看一看,漢朝最西的控制線,清清楚楚停在蔥嶺,就是今天高聳入雲的帕米爾高原,這道天然屏障是漢朝人心中的「西極」,再往西,就是另一個強大政權安息帝國,也就是波斯的地盤了。
漢朝在西域設了「西域都護府」,但它的任務主要是協調軍事、聯絡外交,性質更像一個「邊防協調處」,和今天統管民政的省政府完全是兩碼事。
從長安到伊朗足足上萬公里,在靠馬匹和雙腳跋涉的年代,派官員、運糧草、傳政令,成本高到無法想像,漢朝若真要在伊朗設省,那簡直是天方夜譚。
再看看伊朗自家的歷史證據,波斯波利斯遺址那些高聳的石柱上,阿契美尼德王朝的銘文依然清晰,每一筆都在宣告「這是獨立王國」,安息帝國君主們更是在錢幣上鑄上自己的側臉像,大大方方印著「王中之王」的名號。
翻遍他們的官方記載,沒有半句「臣服東方」的痕迹,中國這邊也一樣,《後漢書》提到安息時,說的是國王「常欲通使於漢」——用的是「通使」,而不是藩屬國該用的「朝貢」,兩國分明是平起平坐、互相尊重的大國關係。
既然「行省說」站不住,這些漢字又是怎麼「走」到伊朗去的?答案其實藏在叮噹作響的駝鈴里,張騫「鑿空西域」後,絲綢之路不僅運絲綢和香料,也運載著語言與符號。
粟特商人從中亞撒馬爾罕啟程,一路走到波斯灣,他們在貨物包裝上用漢字做標記,寫上「某商隊」「某年某月」,或者只為防偽畫幾筆。
貨賣完了,標記的殘片隨手丟棄,埋在土裡,一埋就是兩千年,吉蘭省靠海,正是商隊進出裏海的要道,發現這類殘片再合理不過。
當然也可能是外交使者「落」下的,漢朝曾贈安息國王「金印紫綬」,使節出訪時,隨身帶的符節、文書刻著官職姓名,這些都可能因遺失或作為禮物留在當地。
更有趣的是,公元2世紀,一位叫安世高的安息王子,還以使者身份跑到洛陽傳播佛教,可見兩國交流早已超越買賣,深入了信仰層面。
其實漢字西行早有「前科」, 在甘肅簡牘博物館,近四萬枚漢簡默默講述著兩千年前的故事,其中兩枚「里程簡」尤其珍貴,一枚詳細列出從長安到張掖的驛站路線;另一枚則標註了河西走廊各驛置的方位。
它們像古代版的「導航」,實證了絲綢之路東段的具體走向,更妙的是敦煌懸泉置出土的接待記錄,龜茲王夫婦被安排「八尺卧床,青黑色帷帳」,解憂公主歸漢時,敦煌官員甚至提前鋪好地毯,列隊幾公里相迎。
這些漢簡是實實在在的「絲路日記」,但翻遍它們,也找不到半句說漢朝管到了伊朗,因為確實沒管過。
更早之前,20世紀初伊朗高原還出土過一張元朝羊皮信,蓋著漢字印章「富國安民之寶」,那是忽必烈為伊利汗國君主旭烈兀特製的印信。
伊利汗國是蒙古四大汗國之一,雖名義上尊奉元朝,但獨立施政,拿元朝的印去證明漢朝的省?時間差了上千年,邏輯上顯然講不通。
所以「伊朗曾是漢朝一省」的猜想,更像一個因誤譯而生的美麗誤會,陶片上的「此屬漢」,最大可能只是商隊標記,或是外交官的身份說明。
但這個誤會價值連城,它讓我們看見古代世界遠比想像的更「聯網」,兩千年前,沒有飛機互聯網,文明的火種卻能穿越沙漠雪山,在萬里之外落地生根。
駝隊拉著的不僅是絲綢,還有語言、技術和思想,使節遞出的不僅是國書,更是對異質文化的好奇與尊重,這種交流不靠征服,而靠商旅的步履與和平的往來,恰似今日「一帶一路」上流動的,除了商品,更有互鑒的智慧。
如今,這些爭議陶片靜靜躺在伊朗國家博物館,中伊學者正聯手進行碳14測年和成分分析。
無論最終結論如何,它們早已完成更重要的使命,提醒我們當兩個文明在歷史長河中擦肩而過時,哪怕只是衣襟無意滑落的一枚漢字,也足以在千年後,讓世界得以重睹那段未被書寫卻真實存在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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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上觀新聞,2024-06-12,《千年前織錦仍然光澤閃耀,原來那時「中國製造」已閃耀世界》
央廣網,2025-06-19,《何以中國丨當考古學家發現絲綢之路「複製粘貼」版駝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