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離開大陸前，幹了什麼事，讓毛澤東對他徹底失望？

1918年的北京大學紅樓，一個操著湖南口音的高個子青年，正小心翼翼地將一摞圖書歸架。他的職位是圖書館助理員，月薪八塊大洋，每天整理報刊、登記借閱名單，閑暇時旁聽教授講課。

而幾步之遙的講堂里，27歲的胡適身著長衫，以最年輕的北大教授身份講授哲學史，座中皆是傅斯年、顧頡剛等日後名動天下的學子。

這個圖書管理員名叫毛澤東，他後來回憶道：「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們代替了被我拋棄的梁啟超和康有為，一時成了我的楷模。」

一、新文化運動中的「師生」：未出國的留學生與未留洋的導師

1918年，毛澤東參與組織新民學會成員赴法勤工儉學，自己卻最終放棄留洋。多年後他致信友人坦言：「我曾以此問過胡適和黎錦熙兩位，他們都以我的意見為然。」胡適的《非留學篇》更堅定了他的選擇——留在中國研究現實問題。彼時的毛澤東視胡適為思想引路人，甚至將「問題與主義」之爭中胡適「多研究問題」的主張付諸實踐，在長沙發起「問題研究會」，列出教育、勞工、女子權利等144個具體議題。

胡適對這位湖南青年的欣賞亦有跡可循。毛澤東創辦「文化書社」推廣新思潮時，書架上醒目位置陳列著胡適的《嘗試集》《中國哲學史大綱》，以及其師杜威的《實驗主義》。這種思想共鳴，成為兩人短暫的「精神同盟期」。

二、五四洪流中的分岔路：一個走向書齋，一個走向革命

1919年，陳獨秀因散發反軍閥傳單被捕，胡適接辦《每周評論》，卻公開呼籲學生遠離政治：「救國先要讀書！」而同一時期的毛澤東，正以《湘江評論》主筆身份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

政治立場的分歧在「問題與主義」之爭中徹底公開。胡適堅持改良主義，認為社會變革需「一點一滴進化」；李大釗則主張「根本解決」。毛澤東雖未直接參与論戰，卻在行動上選擇了後者——他將「問題研究會」的學術清單束之高閣，投身湖南自治運動，最終走上革命道路。

三、1945年的最後挽留：從重慶密信到北平邀約

抗戰勝利後的重慶談判期間，毛澤東托傅斯年向胡適轉達問候，試圖重啟對話。胡適卻回信勸告中共「放棄武力，做和平的第二大黨」7。毛澤東的失望溢於言表：這位昔日的導師，竟要革命者向國民黨繳械。

1948年平津戰役前夕，中共再次釋放善意。毛澤東親自批示：「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聞言笑拒，登機前對友人說：「他們要我？怕是請我去當『反面教員』吧！」他最終選擇飛赴紐約，次年接受蔣介石任命為「外交部長」。

四、隔海相望的餘波：桂花酒與「不通的詞」

1957年，毛澤東寫下《蝶戀花·答李淑一》，以「吳剛捧出桂花酒」「淚飛頓作傾盆雨」等詩句悼念亡妻楊開慧。兩年後胡適在台灣讀到這首詞，在日記中譏諷：「全國文人大捧的《蝶戀花》，沒有一句通的！」

他特請語言學家趙元任考證韻律，結論更不留情：「『舞、虎、雨』屬詞韻第四部，『有、酒』屬第十二部，湖南方言也無此通韻法。」 這番學究式批評，徹底消解了最後的情誼——當毛澤東在詞中傾注家國血淚時，胡適只看見了出韻的「技術事故」。

五、歷史的鏡鑒：理想主義者為何走向末路？

回望兩人的交集，核心矛盾在於對「改變中國」路徑的認知：

• 胡適的底線：在體制內漸進改良。他1920年斷言「中國現在並沒有文化」，認為應先構建學術根基5，晚年仍堅持「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 毛澤東的抉擇：徹底革命重塑社會。他青年時放棄留學，正是因為認定「留在本國研究問題更有利」1，最終將書齋思考轉化為農村包圍城市的實踐。

這種分歧在1949年徹底演變為政治立場的對立。胡適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稱中共是「極權幽靈」，毛澤東則將他列入「戰犯名單」。曾經的思想啟蒙者與踐行者，在時代洪流中站上了非此即彼的擂台。

1962年2月24日，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的學術會議正在進行。胡適發言至激動處，突然踉蹌倒地，心臟停止了跳動。蔣介石在日記中只冷淡記下：「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而在大洋彼岸，毛澤東默誦著被胡適貶為「不通」的詞句：「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

兩位歷史人物的恩怨，終被時光鍛造成一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寓言——當書齋里的韻腳爭論遇見烽火中的家國抉擇，學理與立場的分歧，終究比桂花酒更苦澀，比傾盆雨更蒼涼。

【參考資料】：

《青年時期的毛澤東為何沒有出國留學》（鳳凰網）
《「急先鋒」的落伍》（可可詩詞網）
《胡適傳記》（喜馬拉雅）
《新文化運動時期各國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是什麼？》（歷史百科）
《用骨氣撐起文人脊樑！不苟且的胡適，晚年曾落魄，卻終致遠方》（來日方長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