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樂制與戲曲研究的新視角——黎國韜《古代教坊與文學藝術研究》序

□吳承學

黎國韜教授所著《古代教坊與文學藝術研究》一書收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將在中華書局出版，請我寫序。為了撰寫序言，我重新閱讀了國韜各種著述，並且大致了解了相關學科的學術史。在閱讀的過程中，引發了一些回憶與感想。

壹

1990年，我從復旦大學博士畢業後，回到中山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教研室。國韜1992年考入中文系，我給他們年級上了中國古代文學史和中國文學批評史兩門課。國韜最早的學術興趣是古代詩文和詩文批評，本科之後，國韜的主攻領域則是中國戲曲史研究。他在碩士階段師從羅斯寧教授，博士階段師從康保成教授，博士後階段轉到歷史系師從景蜀慧教授。

中國傳統學術非常講究師承，師承有各種不同方式。如果從高校人才培養而言，主要有「轉益多師」和「一站到底」兩種。前者是指曾求學於多所不同大學，後者是指只求學於一所大學。這兩種方式各有好處。「轉益多師」式比較普遍，它是不同學緣的多元交叉，可以更開放地吸收不同學風、學派的長處。「一站到底」式師承較少，其成功例子往往是在那些一流高校的高峰學科，最優秀的學生得到一批名家的培養，以師徒傳授、衣缽相傳的培養方式，濡染浸淫，來傳承其純正的基因血脈。據說在清華大學，連續在本校讀本科、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學生被戲稱為「三清團」。國韜的本科、碩士、博士乃至博士後皆在中山大學完成，所以，我戲稱他為「四中全匯」。

我曾經說過：一個傳承有序的學者群體和一位傑出學者還是不一樣的，就像一條延綿山脈和一座獨秀孤峰、一片森林和一棵大樹是不一樣的。中山大學的戲曲史學科團隊就是「延綿山脈」和「一片森林」。自從20世紀中葉，王季思、董每戡先生到中山大學執教，他們是古代戲曲研究的雙子星座，共同創立了中山大學戲曲研究這一海內外聞名的學術重鎮。此後，其學術傳統薪火相傳，從不間斷，形成一個淵源有自、傳承有序的優秀學科。王季思、董每戡先生是第一代，黃天驥、吳國欽、蘇寰中先生是第二代，康保成、歐陽光、黃仕忠、羅斯寧、董上德、戚世雋等教授是第三代，而黎國韜教授則是第四代的代表性學者。

近二十年來，國韜作為中山大學戲曲研究團隊第四代學人，主要關注的是「中國早期戲劇史」和「中國戲劇史料學」，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又有所推進和拓展。他的研究以文學史為基礎，將之擴展到戲曲史、禮樂制度、藝術史及跨學科領域，形成了以文史互證為基礎、注重多學科交叉的研究特色。

貳

坦率地說，和詩文研究或者小說研究相比，戲曲研究的現狀是比較冷落的。無論是作者還是讀者，都比較小眾。從研究對象來看，對於元曲的文體、文獻、文本、文學等領域的研究，前人之述備矣，可供挖掘的空間已不多了。若無新變，不能代雄。自王國維以來，戲曲學界主要關注元明清三代。近年有學者提出「向下一路」，重點關注晚清以來的戲曲史。國韜則明確提出「向上一路」，即以「古劇」或「中國早期戲劇史」為新的目標。按他的想法，「中國早期戲劇史」是指先秦至宋金時期的儺儀儺戲、傀儡戲、參軍戲、假面戲、目連戲、歌舞戲、優戲、雜劇、院本、影戲等各種戲劇形態，以及一部分與戲劇形成和戲麴生成存在密切聯繫的散樂百戲、樂舞表演和講唱藝術。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全面輯錄中國早期戲劇史料，研究中國戲劇起源、儀式戲劇特徵、娛人戲劇產生、腳色制出現、中國戲曲形成、各種古劇形態及其價值等重要問題。二十多年來，國韜就是按這個計劃一步步推進的。近二十年，國韜出版了《古代樂官與古代戲劇》《先秦至兩宋樂官制度研究》《古劇考原》《古劇續考》《古劇三考》《中國早期戲劇形態考論》《古詩、古劇、古樂、古文化新探》《清商樂與清商曲辭論集》等10部著作，雖然涉及中國戲劇史、詩歌史、音樂史等方面研究，但總體上比較集中在早期戲劇史研究上。而《古代教坊與文學藝術研究》論及八朝教坊，其中「唐、五代十國、宋、遼、金」均與古劇時代有重合，所以這部書稿也可看作國韜全面探索古劇的組成部分。

在戲曲學界，國韜是最早嘗試從「樂官制度」的角度切入研究中國戲曲史的學人之一，他對樂官制度持續研究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此前，王國維雖也研究樂制，但他認為樂制對於戲劇戲曲發展是一種阻礙，國韜的觀點正好相反。國韜對教坊問題的探索始於2000年初。當時，他受導師康保成教授啟發，以《古代樂官與古代戲劇》作為博士學位論文題目。該論文獲得全國百優博士論文獎提名獎，2004年由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博士畢業後，進入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後流動站工作。在合作導師景蜀慧先生啟發和指導下，撰寫《先秦至兩宋樂官制度研究》一書，2009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後十多年，國韜仍不斷搜集相關史料，繼續探索相關問題，並在《文學遺產》《音樂研究》等刊物發表過多篇相關論文。

國韜在《中國早期戲劇形態考論》中曾明確提出建構「中國戲劇史料學」的設想，認為它至少包括「戲劇文獻史料學」「戲劇文物與圖像史料學」「戲劇口述史料學」三個基本分支，是研究中國戲劇各種類型史料的源流、真偽、價值和利用方法的科學，也是中國傳統戲劇研究中一門基礎和重要的輔助性學科。可以說，「通過史料說話」是國韜研究早期戲劇形態的一種主要方法。由於先秦至宋金時期的戲劇戲曲劇本遺存甚少，不得不依靠大量散見史料作為研究基礎，所以，他的研究都是從基本史料的輯錄和整理開始。《古代教坊與文學藝術研究》的寫作，也以輯錄、整理、編年的一千三百餘條教坊散見史料以及教坊專書、教坊戲劇等的點校作為基礎，體現出「無徵不信」的治學傳統。國韜近年來多次倡導建構「中國戲劇史料學」，並正在編撰《中國早期戲劇文獻史料輯存》《中國早期戲劇文物與圖像史料輯存》《中國戲劇史料學》諸書，亦皆與這種研究方法有關。

這本《古代教坊與文學藝術研究》就是「中國早期戲劇史」和「中國戲劇史料學」這一學術經緯交織的產物。

叄

教坊是中國古代掌管樂舞、戲劇的一個機構，該機構歷史悠久，與宮廷和民間的文學、音樂、舞蹈、百戲、戲劇、戲曲、樂官、樂戶等存在密切聯繫，非常值得研究。《古代教坊與文學藝術研究》即以這個機構作為研究對象，它為學界提供了古代樂制與戲曲研究的新視角。這本書的精彩之處甚多，我讀了此書有許多收穫，限於篇幅，只能擇要而談。

本書非常注重使用實證研究方法，結論皆遵循論從史出原則。比如教坊史述方面，即以大量史料為基礎，以「制度」「樂人」「伎藝」為核心，勾勒出教坊一千多年的發展過程，從而令讀者對教坊歷史有比較清晰的了解。另如教坊職制研究方面，詳細考述了歷朝教坊的建置和沿革，指出教坊制度至少經歷過十二次重大轉變，又指出不同時期的教坊往往具有不同職能，對於文學、藝術等領域產生過不同的影響。這些工作大多為前人所未做過，擴展了學界對教坊制度和職能的認知，推動了相關學科研究的發展。

與此同時，作者注意運用宏觀考察與個案分析相結合的研究方法，從多個角度切入並選取若干重要個案進行考析，解決了多個重要學術問題。比如《唐五代十國教坊詔令考》一節，搜集到唐五代十國時期有關教坊的詔令五十多條，進而分析並指出這批詔令曾對教坊發展產生過重要影響。再如《陸羽〈教坊錄〉及相關史事考》一節，考證出舊題唐人陸羽所撰《教坊錄》一書為後人偽托，糾正了任半塘等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誤解。另如《唐北里諸妓若干問題考》一節，較全面考察了北里飲妓，認為她們對唐代文學和藝術的繁榮作出過積極貢獻。還有《唐宋教坊四部樂新考》一節，認為《樂府雜錄》載有唐代「八部樂」情況，據此才能較為合理地推導出宋初「教坊四部樂」。

本書對於教坊戲劇特別重視，並提出諸多新見解。例如，它在探討戲曲念白的淵源時，認為其直接淵源是唐五代兩宋時期教坊樂官、樂人所念誦的致語，從而為戲曲形成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部分解釋了南戲、傳奇說白駢儷化之原因。在研究宋雜劇箴諷特徵時，指出宋教坊雜劇的箴諷涉及當時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多個方面，不但編劇方式十分巧妙，且演出場面異常精彩，從而加深了大家對宋雜劇的認知。又如，本書考證出宋教坊諸部「唯以雜劇為正色」的年代是在宋寧宗嘉泰二年至理宗紹定元年之間，從而為中國戲劇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節點。再如，書中指出元雜劇的「坐演」形式淵源於唐代《坐部伎》的表演方式，展現出唐樂、遼樂、金樂與元曲不為人知的內在聯繫。此外，書中指出明教坊司編演的十八種雜劇中插演了《東方朔偷桃》《四道姑》等五個院本，為金元明院本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新材料和新觀點；據我所知，一百多年來中國戲曲史學界總共只發現了六十餘種古院本史料，而且《東方朔偷桃》院本還是目前所見字數最多、表演形態最完備的古院本之一。

本書在教坊大麴研究方面也有新見。比如，指出唐代大麴應根據樂官機構設置而劃分為太常寺大麴、教坊俗樂大麴、法曲型大麴三大類型，每個類型下面還可劃分小類；指出宋教坊小兒隊舞存在男扮女妝的情況和入華胡樂的因素，唐《雲韶樂》則是小兒隊童舞的直接淵源；指出宋教坊女弟子隊舞包含六類樂伎，這些樂伎表演時經常使用繡球、牡丹、綵船、旌節、球杖等特殊道具；認為北宋《五羊仙》大麴的表演內容與嶺南「五羊仙傳說」有關，其出現和傳播則與南漢教坊等存在聯繫；指出遼宋金大麴對宋金元戲曲產生過多方面影響，是中國戲曲發展史上的重要一環。這些見解亦建立在全面搜集史料和認真考證的基礎之上，可以成一家之言。

總體而言，本書為學界提供了大量新材料和新觀點，填補了學術史的一些空白。它再現了古代教坊的歷史發展過程，呈現出教坊藝人的基本情況和教坊伎藝的基本特點，展現出教坊與文學藝術之間的內在聯繫，對於重寫中國戲曲史，認識古代禮樂傳統與民族優秀文化，均具重要參考價值。它以跨學科研究方式，打破文學、歷史學、藝術學的學科壁壘，將研究對象置於古代的禮制、樂制、民俗、宗教等具體歷史語境中考察，重新激活了傳統文獻，拓展了古代戲劇史、文學史、音樂史、舞蹈史等重要領域的邊界，在方法上也很值得借鑒。

肆

最後，我再談談學術之外的感觸。

中山大學在廣州，但中大的教師中廣東人並不多，廣州人就更少了。國韜是中文系少有的廣州人。他是地道的廣州人，卻是非典型的廣州人。他外貌質樸，為人低調，甚至有些靦腆，恂恂然若學生狀。他不喜社交，不諳世故，在日常生活中存在感不高，甚至有些不合時宜。比如，他是中文系唯一不用微信聯繫的在職老師，這就像是在眾車賓士的高速路上，出現一個踽踽步行的人，場景是那麼的不協調。我以前深感不解的是：國韜為人低調、內斂，但他所追求的學術目標又是那麼高調、宏大。他有一個長遠的學術規劃，希望在全面輯錄和研究中國早期戲劇史料基礎上寫出《中國早期戲劇史》，進而重構中國戲劇通史。《古代教坊與文學藝術研究》就是這項宏大工程的一部分。他標舉「跨學科」研究方法，其研究既有歷史敘述和史料考證，又含文學文本分析和藝術形態研判，他的研究涉及歷史學、文學、戲劇戲曲學、音樂舞蹈學等諸多領域。雖然，他的研究不總是一帆風順，但他堅持不懈地朝這個目標努力前行。《古代教坊與文學藝術研究》的出版，意味著他朝目標又邁進了一步。讀了國韜的諸多著作，我終於明白，也許正是因為國韜的低調、內斂、喜歡獨處，所以身處鬧市，而能堅守寂靜，遠離喧囂。他以近乎自我隔離的方式，贏得更多的讀書、寫作時光。也許，他追求的並非日常生活中的存在感，而是在學術上的獲得感。

不同年代的學者有不同的生存際遇。在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50後、60後學者經過動亂和改革，陸續收穫寬鬆和自由的學術紅利，並且完成了學術積累，其影響和地位也已漸次形成。70後學者剛走上學術界，嚴格的學術規範和等級已漸次形成。現在，不少50後、60後學者仍然堅守學術研究，而80後、90後甚至00後學者已經在強勢追趕。所以目前70後學者所處的學術境地是頗具挑戰性的，要脫穎而出成為傑出學者，就更不容易了。國韜是當前中國古代戲曲研究成果最為豐碩、影響最大的70後學者之一，我為他取得的成就深感高興和自豪。這也是雖然我在戲曲研究方面並無研究，但仍應約勉力為其新著寫序文的主要原因。

2025年3月於康樂園   

（作者是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學術委員會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