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流：中西歷史分野的根本邏輯

大分流：中國為何沒能

像歐洲一樣擺脫「內卷化」？

文：仇鹿鳴 編：先知書店

中國與歐洲為什麼走上了不同道路？為什麼英格蘭沒有成為江南？為什麼工業革命首先發生在西歐，而一度領先的亞洲經濟卻與「經濟崛起」失之交臂？

▌大分流：中國歷史的大哉問

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關於明清江南經濟發展及其性質的研究，可謂一直是學者關注的熱點，其研究的關懷與溫度雖隨著政治風浪幾經起伏，卻一直保持著相當的關注。

從三十年代的社會史論戰，到建國以來的史學界在意識形態指導下關於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以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關於停滯論、儒家倫理與商人精神、斯密陷阱、內卷化等種種論爭，江南一直是話題中的主角。

與著名的李約瑟問題一樣，中國為什麼沒有出現資本主義，大約也是存在於很多學者心中的大哉問，驅使他們進入明清江南的世界。

美國學者彭慕蘭的《大分流：中國、歐洲及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則對於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與以往頗為不同的答案，因此一經出版就在國際漢學界和大陸學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

彭慕蘭早年曾攻讀歐洲史，後來才轉向中國史研究，所以他對西方學界對於資本主義興起和早期歐洲經濟發展的研究相當熟悉，《大分流》一書主要通過對西方學界有關16-18世紀世界經濟史大量的研究成果進行整合、梳理，為我們勾勒了這樣一幅圖像：

在1750-1800年這一階段中國最為發達的江南地區與歐洲最為發達的英國在經濟發展上沒有明顯的差異，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因素的作用使西歐分流了出去，西歐經濟也將走入與江南經濟相似的「內卷化」軌道。

▲彭慕蘭

彭慕蘭的研究是建立對大量現有研究進行整合的基礎上，他在書中大量引用了西方學者最新的研究成果。彭慕蘭本人對西方學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熟悉，這從他書後所附有的近50頁的參考文獻可以窺見一斑。

▌內卷化：中國與歐洲的歷史分野

《大分流》以中國和歐洲作為互相比較的單位，作者強調進行東西方比較所用的單位必須具有可比性，而現代民族國家理所當然不是必然構成這些單位。

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更適合與整個歐洲而不是具體的歐洲國家進行比較，正如中國既有富裕的江南也有貧窮的甘肅一樣，歐洲同樣既包括英格蘭也包括巴爾幹。

而江南在18世紀中國的社會經濟中的地位使其成為與英格蘭（或者英格蘭加上尼德蘭）的一個合理的比較對象。

全書分三個部分展開論述：

●在第一部分作者首先對一般的經濟因素，如人口、人民生活水平、生產資料、勞動生產率、農業生產狀況、科學技術水平等等進行了比較；其次比較了歐洲和亞洲的市場經濟狀況，包括土地和勞動力要素市場以及農業和手工業的產品市場。

得到的結論是：西歐最發達地區遠非獨一無二的，它們看來與歐亞大陸其他的人口密集的核心區域有著共同的重要經濟特徵——商業化，商品、土地與勞動的互相修正，市場驅動的發展，家庭根據經濟趨勢對其生育和勞動力配置的調整。

作者同時指出，沒有理由認為發展模式會「自然而然」地在任何地方導致工業突破。

●在第二部分作者對奢侈品的消費和一系列政治經濟金融方面的制度因素進行了比較研究。

指出西歐的生產力或經濟並沒有獨一無二的高效率，與其把16-18世紀其他先進經濟看作「沒有成功的歐洲」的實例，倒不如把這一階段的西歐看作一種並不特殊的經濟可能更為合理。

作者同時強調，一般認為體現西方優勢的一些制度，如股份制公司，在此階段並沒有在商業競爭上的優勢，歐洲人在沒有武力支持的情況下，在與中國商人的競爭中並不佔據優勢。

●在書的第三部分，作者首先比較了歐洲與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制約因素，指出在當時的中國與歐洲都出現由人口增長所導致的生態危機，如果沒有其他因素的介入，歐洲經濟也將和中國經濟一樣陷入「內卷化」。

然後作者討論了，是什麼因素使歐洲擺脫了這樣的命運，走上了分流的道路。作者認為英國蘊藏的大量的易開採的煤提供了工業化的能源，而英國煤礦含水量高的特性，抽干煤礦中的水的需要使得蒸汽機有了用武之地。

▲英國煤礦分布

而北美殖民地為英國提供了糖、木材和棉花等原材料，是英國擺脫了人口增長所導致的生態壓力，這些原材料也成為原始工業化向近代工業過渡的助推劑，因為英國本身不可能出產足夠大工業發展所需要的原材料。

而新大陸所提供的白銀，使西歐具有了足夠的購買力來獲取非洲的奴隸和亞洲的奢侈品，前者為北美種植園工業提供了勞動力，後者推動了「勤儉革命」的發生。

作者認為在解釋西歐為什麼在19世紀成為新的世紀經濟中心時，市場以外的力量和歐洲以外的關聯應該佔據重要地位。

▌新視角：彭慕蘭顛覆性的歷史觀察

對於一名歷史研究者而言，《大分流》還是能夠給我們帶來很多方法論上的啟示。《大分流》大體上可以反映出西方漢學在研究範式上的一種轉化，和西方學界一些新的觀念對於歷史研究的影響。

以費正清為代表這一輩西方漢學家，其問題意識的中心是「中國為什麼沒有產生資本主義」，其理論的預設是中國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棄兒，是一個特殊的、不正常的、需要加以研究的對象。

其研究問題的內在理路是用線性歷史觀進行思考的產物，即現代化是所有人類社會必然的發展方向，任何偏離這一發展方向的社會都是不正常的。

而在彭慕蘭的研究中，問題意識顛倒了過來，「為什麼英國沒有變成江南，為什麼西歐沒有最終走上內卷化的道路，而分流了出去」，從而擺脫了線性歷史觀的糾纏？

彭慕蘭注意到歷史發展的偶然性與不確定性，毫無疑問這樣一個理論預設是更接近於歷史的真實的，在世界範圍內畢竟只有西歐的少數國家產生了突破，發展了資本主義，在這個視野下進行的比較研究無疑更會產生很多新的思考，使我們更深入地感受歷史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從這個角度而言，彭慕蘭的《大分流》如果說在具體的觀點、具體論證方面還可以進一步討論的話，但他的思路和視野無疑是將現有的研究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

▲工業革命給英國帶來生產力的巨大跨越和經濟繁榮

雖然彭慕蘭的觀點一經提出就立刻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但從《大分流》及其一些相關的研究當中，我們可以清晰的看見西方漢學研究範式的轉化，由「西方中心觀」轉向「中國中心觀」，由「中國特殊論」轉向「西方特殊論」，這種學術理路的轉換，不僅意味著長期統治西方學術界「西方中心論」的日趨沒落，更意味著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

西方漢學界學術範式的轉換不但對於我們如何進一步地將研究推向深入具有啟示作用，更要促使我們去思考中國歷史研究中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我們應該注意到歷史的斷裂，歷史的偶然性與不確定性，歷史是被建構而成的這一系列的特點。

就以彭慕蘭所討論的問題為例，西方無疑直至現在依然是這場分流的受益者和勝利者，作為一種強勢的文化，其在對這段歷史的建構過程無疑具有支配性的話語權。

這就要求我們在對這段歷史進行解讀時更加註意解構這種強勢話語，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大分流》帶給我們的是一種如何更好的解讀歷史、思考歷史的方式與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