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丈夫溥儀》——原來一個人想要的溫暖並不多

我的一生就是高牆。從小在王府里是高牆，三歲時進宮當皇帝還是高牆，後來關在旅順監獄又是高牆……——《我的前半生》（愛新覺羅·溥儀）

溥儀經歷過清朝、偽滿洲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見證了中國的近現代屈辱史、抗爭史、奮鬥史。與其說是他自己的選擇，不如說是命運的安排。

本來，我想寫溥儀的一生——末代皇帝的悲喜劇，我翻閱了資料。他，作為末代皇帝，作為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複雜的人生，註定複雜的人事。何必把那些複雜再次渲染。取人性柔和的一面，說一點和溫情有關的話，讀來也是可以於人有所裨益。

因為要寫溥儀，所以讀了這篇李淑賢憶述的《我的丈夫溥儀》。關於他們的夫妻關係，言人人殊。我能從中感受到一點——溥儀是個隨遇而安的人，經歷人生大起大落之後，想尋求一份安穩的心境是真實的。

溥儀《我的前半生》里寫道偌大的紫禁城，在他三歲時奪走了他的母愛和自由。包括親生父母在內的任何人面見他時都必須磕頭請安，自稱「奴才」。這樣的他是沒有家庭溫暖的。與李淑賢的婚後生活，讓他感受到了家庭的溫情氛圍和普通夫妻過日子的安穩踏實感。

溥儀的婚姻

溥儀一生娶了五個女人。

1922年溥儀16歲時與二位女性結婚。溥儀首選的妻子是文綉，滿洲鄂爾德特氏旗人，但端康太妃認為文綉家境貧寒，長相不好，讓王公勸溥儀重選婉容。文綉被冊封為淑妃。1931年文綉與溥儀離婚。

皇后郭布羅·婉容，是達斡爾族旗人。父親榮源為內務府大臣。在天津和滿洲國，婉容長期遭到溥儀冷落，染上鴉片煙癮。日本投降後，婉容被共產黨游擊隊俘虜，後釋放，因煙癮發作，卒於中國吉林省敦化。葬地不明。

溥儀的第三位妻子是譚玉齡，北京滿族人，他他拉氏。經貝勒毓朗之女（婉容姑母）介紹，與溥儀於1937年結婚，封為「祥貴人」，六年後病卒，謚「明賢貴妃」。譚玉玲聰明能幹，溫順賢惠，深得溥儀的喜歡。溥儀自始至終把她的照片貼身放著，譚玉玲死後遺體一直存放至溥儀被俘，才交代別人火化。溥儀與李淑賢婚後，把譚玉玲的骨灰放在家中保管。

溥儀的第四位妻子李玉琴，長春漢人，1942年被日本官員挑選入宮，封為「福貴人」。1957年與溥儀 離婚。

1962年，在同事的撮合下，溥儀與漢族護士李淑賢結婚。

這幾位妻子中溥儀喜愛的是譚玉玲，陪伴他最後6年的是李淑賢。

溥儀的最後一次婚姻和最後六年的日子

溥儀接受了九年的勞改，１９５９年１２月溥儀被第一批特赦後，於１９６０年溥儀來到全國政協，第一年先到植物園鍛煉，後安排他作政協文史專員（1961－1967年），而且還有了特殊的照顧，半天工作，半天學習，周日休息。

特赦後的兩年多時間裡，溥儀過著單身生活。一次，毛澤東在頤年堂與溥儀共進晚餐時，很有風趣地對他說，皇上不能沒有皇后啊，可以再結婚嘛。

1961年10月2日，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張治中在北京南河沿招待所午宴全體文史專員時，即席傳達周總理指示，要專員們成家歡度晚年，並指出三點原則：家屬在海外者爭取回來，在國內已離了婚未改嫁應爭取復婚，無一、二條件者即找對象重組家庭。溥儀聞之十分高興。當時滿族姑娘獲悉，不少想爭取這一門親事，溥儀卻不找本族姑娘。

據全國政協機關退休幹部趙公勤回憶：對於溥儀與李淑賢的婚姻，介紹人是人民出版社編輯沙曾熙和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專員周振強。

那是１９６２年的一天，周振強拿來一張女子照片，大家好奇地傳著看。一問才知道，這是周振強的朋友沙曾熙拿來讓他幫忙給介紹對象的同志的一張照片。傳來傳去，照片傳到了溥儀手中。溥儀問：她是幹什麼的？當得知照片上的女子是醫務工作者時，溥儀立即對照片上的李淑賢表示感興趣。

溥儀在撫順監獄裡的時候，就想當個醫生，出了監獄，還想當醫生。雖然沒當上醫生，但溥儀總想找一個醫務人員做妻子。見了李淑賢的照片，溥儀就跟周振強提出來想見一見面。１９６２年正月初七那天下午３點，李淑賢由沙曾熙陪同來到了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當時，周振強已經陪著溥儀到了那兒。

溥儀很大方地伸出手與李淑賢握手。李淑賢一眼看上去，覺得溥儀這個人很樸實。那天，李淑賢的手裡頭正拿著一本醫學書，溥儀拿過去瞧了瞧，然後對她說：「我在改造時也學過中醫，我對醫學一直感興趣，看過不少醫書，還幫著醫務室做過護理工作呢。西醫嘛，我也懂一點兒，量血壓也會……」溥儀說到自己的年齡，李淑賢脫口而出：「只要感情好，年齡不應該有什麼問題。」

溥儀見過李淑賢沒幾天，就向全國政協領導同志彙報了這件事。於是全國政協派人了解了李淑賢的情況。

在認識溥儀之前，李淑賢已結過兩次婚。據說第一次婚姻是和一個北平偽警察局的警察，1955年被政府槍決；1957年，李淑賢又與一個銀行會計結婚，婚後兩人感情不和離婚。1962年已經37歲的李淑賢是北京一家醫院的護士。

從認識到結婚，大約5個月。１９６２年４月３０日晚上７點，溥儀與李淑賢在全國政協文化俱樂部舉行了結婚典禮。

當時參加婚禮儀式的人員有沈醉、杜聿明、王耀武和廖耀湘等。婚後，溥儀夫婦的家就安排在順承郡王府全國政協機關東小樓。

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寫道 ：「五月一日， 我和我的妻子李淑賢建立了我們 自己的小家庭 。這是一個普通的而對我確是不平凡 的真正 的家庭。」

李淑賢的回憶錄中能看到兩人的婚後生活情況，李淑賢認為溥儀日常生活根本離不開她。李淑賢每次上街，溥儀一定陪她或者把她送到公共汽車站。晚上下班，也常常會看到他已在車站上等著了。每逢輪到李淑賢值夜班，溥儀都會幾次電話打來，或直接找到醫院，無論如何總要到她所在的值班室待一會兒。有時拿件衣服、送把傘或買點兒吃的東西送來，往往要到趕末班車的時候才肯回家去。

李淑賢回憶每次上街或外出購物，如果飯時未歸，溥儀沒有一次拿起筷子先吃，無論怎樣晚也一直等她。溥儀喜歡看京劇，李淑賢有時候因身體不適不能前去觀看，結果溥儀也不願意獨自去觀看。之所以不去，溥儀給出的理由，把李淑賢獨自留在家裡，心裡很不踏實。作為曾經是「九五之尊」的皇帝，溥儀是真真正正的換了一種心境。

李淑賢也是一個歷經坎坷的女人，是在舊社會底層掙扎過的一個女人，難免有這樣那樣的缺點。因溥儀的健康問題李淑賢提出過離婚，溥儀不願意離婚，他不想再被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周恩來為了避免溥儀再次離婚造成的政治影響，曾專門接見溥儀夫婦，這以後，李淑賢就再也不好提離婚的事了。

而李淑賢的憶述里全是溥儀對她的疼愛之情。也許她是想把最好的一面展現，當然我們也相信溥儀真的對她很好。那些細節不是可以杜撰的。

她說：「我們一起出席宴會，他見我很少伸筷，便會不顧眾目睽睽往我的小碟里夾菜，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有一次，我跟他商量想買輛自行車，上班或購物都方便些，溥儀堅決反對，他說騎車不安全，果真買了車，他連覺也不用睡了，得急瘋了。」

1963年夏天，一場暴雨下來，大街小巷積水竟有幾尺深，汽車都無法通行。溥儀很不放心，到了李淑賢下班時間便拿了傘匆匆趕到醫院，可是她已經從另一條道回了家，路上還聽人們議論：「有人趟水掉進了陰溝，溝口上還橫著一把傘呢!」李淑賢心裡就犯嘀咕：「可別是溥儀呀!」等她慌慌張張地推開家門，溥儀果然不在，李淑賢又轉身衝進大雨之中。終於在一條馬路上遠遠地看到了溥儀，只見他像一個剛從水裡撈出來的人，正高興地沖著她喊：「千萬注意下水道口——沒有蓋!」原來溥儀去醫院沒接到她，很著急，以為李淑賢一定是被雨截在什麼地方了。往回走的路上，忽然發現一處沒有蓋的下水道口已被雨水漫過，從表面上完全看不清楚。他知道這是李淑賢每天上、下班必經之地，怕她走到這裡不注意而滑下去，於是，寧可張著傘守在旁邊。關於這件事，溥儀在1963年8月14日的日記中有8個字的簡略記載：「晚，雨。接賢，賢已到家。」讀來真的感人，這些無微不至的關懷，微不足道的小事，生活里體貼的細節，是許多夫妻之間不一定能做到的。

妻子感冒，每次溥儀都當成一件大事，在日記上逐日記載病情的發展，他一宿起來五六次，摸摸她的前額，為李淑賢準備好退燒藥品和開水。

李淑賢和溥儀結婚後才發現，原來他這個人並不講究穿衣戴帽，從不張羅添新衣，國家經濟困難時期，他總把發給自己的布票全部交還國家。婚後他仍是阻攔李淑賢給他買衣服，總說：「小妹啊，還是少給我買衣服，夠穿就行了。」平時，溥儀連皮鞋也不穿，有一雙隨腳的布鞋他就滿足了。

兩人吃飯往往總要剩一點兒，溥儀不許扔掉，下頓總是搶著吃剩飯，還不讓妻子吃：「你胃口不好，我胃口比你好。」

婚後就在溥儀的獨身宿舍內臨時安家，有一間卧室，一間客廳。有一次，政協秘書處連以農處長說：「你結婚了，現在住的房子太小，一定不習慣吧?」溥儀說：「我覺得還很不錯嘛!」他講，宮裡的房子很多很大，但天地狹小；現在的房子雖小，卻天地廣闊，因為是兩個世界呀!

特赦後的溥儀生活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社會裡，接觸方方面面的人，人們怎樣看待這位特殊身份的人物，而他又怎樣對待別人呢？

溥儀有了同事和朋友

在植物園職工中間，溥儀也交了朋友。劉寶安和劉寶善是與溥儀住在一間宿舍里的年輕人，正是他們幫助當時還不大會生活的溥儀逐漸適應了新社會的要求。溥儀犯了病或是得了感冒，他們悉心照料，端水取飯，無微不至。溥儀同樣關心兩位年輕人，比如天氣突變的時候，他會想到把劉寶安和劉寶善晾曬在室外的被褥收進來。在植物園他們共同勞動、朝夕相處，真有點兒難捨難分。離別之前，劉寶安把自己的一張六寸彩色照片留贈溥儀，照片背面還寫著幾句話：「敬贈溥儀先生：相處雖短，情意深長。離別前夕，留此永念。您的年輕的朋友：劉寶安。1961年3月6日。」

由於溥儀的特殊身分，常有素不相識的路人認出了他或希望與他交往。對此，凡屬好意的，他都很尊重地以禮相待。

有一次，溥儀在汽車上認識了一個人，兩人交談十分投機，並互相留了地址。後來，他上街偶然路過那人的家，就進屋坐了一會兒。回來後和妻子講：「那位同志很鑽研，養花草入了迷，搞了不少科學實驗。這位很普通的朋友有許多長處，是我學也很難學到手的，確實是勞動者最聰明。」

外國人眼裡的溥儀

許多國際友人來到中國，都想看看末代皇帝現在是什麼樣子，完全不相信當年威風凜凜的皇帝能夠變成今天普普通通的公民。

來見溥儀的外國客人最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就是溥儀婚後的家庭生活。

「我很想知道您夫人的父親是怎樣的人?能談談他的身世和職業嗎?」英國記者問道。

「他是一位銀行職員。」溥儀回答說。

英國記者露出十分驚奇的神情：「一位當過皇帝的人娶普通職員的女兒做妻子，這在我國是不可思議的!」

「我現在只是一個公民。」溥儀認為這根本不值得驚奇。

「您的夫人也每天上班嗎?」

「是的，她在醫院工作，是個普通護士。」

「這太有意思了!我認為，現在您才過著真正的生活。」溥儀認為英國記者的這個評價是很有代表性的。

1963年5月22日，日本自民黨北海道議會議員阿部文男在北京見到溥儀時，同樣的問題又從另一個角度被提了出來。

阿部：您過去身為皇帝，在生活上總有許多人伺候。今天不一樣了，您感到不方便嗎?

溥儀：我的感覺完全相反。我自幼養尊處優，過著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生活，這使我不幸地失去了一般人都具備的生活自理能力。加之生活無規律，造成身體虛弱多病，因此說，正是那種許多人伺候的生活害了我。

一位日本人回國後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人間奇蹟》，敘述了訪問溥儀的經過和自己的感受。一位法國記者聽了溥儀談話後對他說：「你現在是真正獲得了自己的人格。」

1967年10月17日凌晨2：30，溥儀離開人世。10月19日出殯，李以劻和老伴丘文昇、遺孀李淑賢、胞弟溥傑4人乘靈車把溥儀遺體送至八寶山火葬場，附近工人、農民知悉，逾數千人圍著火葬場外面想參見遺容，李以劻於是打開閘門讓群眾進入瞻仰，亦有垂淚叩頭或鞠躬如儀。

1978年，全國政協補行追悼會（與溥儀同時開追悼會紀念的，尚有王耀武、廖耀湘等已故政協委員），與會者400餘人，由副主席劉瀾濤主祭，會後將骨灰盒移入革命公墓，溥儀這位廢帝可謂善終。

結語：

比起皇帝來我更願當園丁——愛新覺羅.溥儀

外國人說看到溥儀，才能深刻地感受到什麼是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

溥儀從末代皇帝被改造成為擁護共產黨、擁護新中國的公民。也逐步形成了他隨遇而安，想求安穩的心境。他對李淑賢的好，不過想用溫暖的行動換取另一個人的一點溫暖而已。

思想與環境的改造能讓好人變壞，最後 變得可憐。也能讓人變好，最後變得充滿希望，充滿善意。人在什麼時候最渴望好好活著，是經歷困厄之後看到希望的時候。新中國給了他真正徹底的做個公民的權利，風雨過後的日子會拚命的珍惜。

看透了大是大非面，歷經了大起大落，想要的溫暖一點就足夠。有一個安安穩穩的家，有一個人陪伴，過普通的日子。往往要求的越少，越讓人感嘆。作為人所求的最最基本的愛與尊重是每個人心之所向。他最後的日子不過是隨遇而安，敞開了思想，求安穩。

後記：附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節選

我是在一九〇六年生於北京的一個封建貴族家庭中，從三歲起便當上了封建專制制度總崩潰前夕的清朝末代皇帝。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十九歲為止，就在這座「毀人爐」式的皇帝寶座上，把歷代專制帝王所擺過的最高統治者的威風，都耍弄過，歷代君王所享受過的吃人肉喝人血的驕奢安逸寄生生活，我也嘗受過。就是在這種有形無形的腐蝕劑中，我一步步地僵冷了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良心。辛亥革命以後，我還鑽了資產階級革命不徹底的空子，不安分地靠著「前清遜帝」的政治資本，不但虛糜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優待條件下，過著依然如故的「小朝廷」生活，並且還在「復辟」的歪風邪氣中，危害過一次祖國人民的辛亥革命勝利果實。後來索性是每況愈下地勾結了祖國人民的兇惡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當上了偽滿執政和傀儡皇帝。不但給我祖國東北人民帶來了不可估計的災難，還使祖國六億人民也直接間接地遭受了一千餘萬無可補償的寶貴生命的犧牲和五百億美元的財產損失。這一切一切更都是我百身莫贖的嚴重罪惡，我對於祖國人民真是無法抬起頭來的。

可是像我這樣惡事做盡無可寬宥的人，卻在偉大的共產黨、偉大的毛主席的馬列主義陽光下，不但是給我沖洗了渾身沾滿了的泥污，並且還把我那滿腦袋的根深蒂固的反動罪惡思想也給一次又一次地消了毒，使我有了今天，並且還給予我以爭取重新做人的光明明天。我的可愛的祖國，可感激的祖國廣大人民，偉大的共產黨和偉大的毛主席，你們救了我，你們徹底地救了我，我再也沒有任何理由不否定我過去前半生的一切一切；我再也沒有任何資格不痛切地做自我反省批判和暴露我的罪惡行為；我不能不從幾年來的學習改造中、幾年來的事實教育中，來認清封建社會制度的本質；我不能不從罪惡的親身體驗中，來認清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種種事實；我也不能不分析我之所以會成為反動統治集團代表人物的緣故；也不能不從羞愧悔恨的回憶中，好好想一想：唯其是我根本就被舊社會制度給蒙上了眼睛，堵塞住耳朵，麻痹了嗅覺，凍結了良心，所以才會成為這樣一個專門想要開倒車而違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大罪人，才會成為一個自往絕路上走的大愚人，這就是我之所以一再犯了無可補贖的嚴重罪惡的由來。

在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車輪的前進下，在封建社會制度毀滅的前夕里，我被當時的社會殘餘勢力，給拖上了搖搖欲墜的寶座，也許可以說這是我的不幸。可是在這由封建社會過渡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更一步一步走向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規律中，我卻何幸而趕上了偉大的毛澤東時代，何幸而遇見了中國共產黨。如果不在這個無產階級徹底大革命時代，怎能還容許我有了今日？

是的，我居然趕上這一空前的偉大時代，我居然有了今天和明天，如果不是由於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摧毀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制度和百年以來的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它的走狗，如果不是消滅了吃人的黑暗舊社會而建立了新中國，我當然是會和歷史上的多少改朝換代下的被消滅對象一樣，要乾脆被埋葬在歷史垃圾堆中去的。那麼我現在的心情是怎樣的？唯有在認識自己前半生罪惡的基礎上，來完滿達成我現在的學習復學習改造再改造的唯一任務，而給重新做人補贖過去罪惡準備好條件。至於今後問題，則是在走向無限幸福將來的前進方向上，仍須在不斷學習改造的反覆過程中，來努力爭取我自己光明的將來，一直到我心臟不跳動時為止。

這就是我對於過去的認識，對於現在的決心和對於將來的唯一目標，也就是我敘述我前半生罪惡過程的立志所在。

參考資料：

［1］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M］.哈爾濱出版社,2009－04－29

［2］李淑賢憶述《我的丈夫溥儀》［M］.北京：團結出版社出版,2004－1

［3］廣東省政協《廣東文史資料》第79輯，作者李以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