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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許多一起工作了多年的老同志,老下屬眼中,毛主席是一位豁達的人。在他的心中任何時候革命工作都是第一位的,對於物質生活和個人財產方面並不十分在意。
當然在他對子女教育的方面,同樣秉承了這個原則。在長子毛岸英結婚的時候,他把跟隨自己多年的皮大衣和老馬作為新婚禮物。而李訥結婚時,他送的是一套《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在他看來精神世界的富足才是最重要的。
長征初期,我軍在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下輾轉騰挪,行軍速度變成了一個十分重要的指標。
然而一些官兵因為捨不得好不容易得來的物資,導致了行軍速度被大幅度拖慢,我軍不止一次的陷入了危機。
針對這一點,毛主席及時發出指示,要求全軍解放思想打破「罈罈罐罐」,不要拘泥於一時的武器和物資,盡全力保證長征的勝利。只有這樣,我軍才能活下來,只有活下來,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武器和物資。
也正是因為輕裝上陣,紅軍最終靠著雙腿跑贏了國民黨機械化部隊,在重重險境中得以脫身。可在主席心中,也有一些放不下的東西。
遺失的「孩子」
1961年的時候,主席遺失多年的一件寶貝失而復得,就連平時為人莊重的他也罕見的喜笑顏開,並且高興地說道:「我的『孩子』終於找到了!」
在毛主席口中的「孩子」並非一個人,但卻凝聚了主席很多的心血。它其實是一部著作,這份著作的名字叫做《調查工作》。完成於1930年5月,並在同年6月交由閩西特委翻印出版。
一經出版這本書就成為了基層黨組織人手一冊,指導廣大革命幹部政治工作的重要教材。
之所以珍貴也是因為它花費了主席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完成,可以說自從上世紀二十年代開始,主席對於中國革命的反思就已經產生萌芽了。
封建王朝結束後,作為紅色發祥地之一的湖南被夾在南北軍閥之中左右為難。而此時正值中國共產黨建黨初始。
為了尋找更適合我國自己的道路,主席帶著「中國的未來向哪裡去」的疑問,從1920年開始在贛西,贛南山區走訪了多地,作出一系列社會調查。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在調查中,主席除了把自己學習的內容和自身體會學以致用外,也向底層勞動人民學習了很多實際經驗。
比如荒年時期,在很多貧苦農民中盛行一種「吃磨飯」,也就是去到地主家裡強制對方接濟。這種自發的維護自身利益的行為,也為後來的「土改運動」打開了思路。
儘管當時在黨內,很多「洋派」成員對於主席這種深入群眾的作法不屑一顧,但主席深知只有代表最底層的群眾利益,才能讓革命深入人心。
事實證明當革命局勢發生變化的時候,恰恰是主席的作法才為中國革命找到正確的立身之道。
《調查工作》的形成
1927年之後,國共第一次合作因為蔣介石的背叛宣告失敗。
在許多共產黨內部領導人員因為突然的變故,而陷入迷茫和困惑的時候。思路清晰的毛主席帶領秋收起義的隊伍進入井岡山,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根據地,和第一支工農紅軍。
這是一次大膽的嘗試,卻也是無奈下的一次嘗試,令很多人沒想到的是無奈之舉也恰恰是生路所在。
選擇湘贛邊界的井岡山作為革命根據地並非毛主席的心血來潮,他是靠著對局勢的精準分析,以及對當地環境的深入了解決定的。
井岡山地區所在位置敵對勢力相對薄弱,黨和群眾基礎雄厚,既有便於游擊作戰的複雜地形,又有供給部隊的豐富物質條件。
不過這畢竟是我黨第一次搞根據地,也是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隊伍。如何在根據地中培養各級黨組織,在民間進行土改等等都需要從頭摸索。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這些內容其實在馬克思,列寧等先輩的著作中,都有著現成的經驗可供參考,當時在黨的內部也有很多聲音指責主席的作法離經叛道。
然而毛主席卻採取了不迷信書本、堅持把書本上的理論放到實際中檢驗並加以修改的理念,毅然進入基層開始調研。
經過了數年的調查,主席把來自民間的經驗加以總結,寫出了《分田臨時綱領十七條》。
在這個綱領中,主席詳盡的分析了根據地當地的土改推行細則,摒棄了文本中「一刀切」的處理方式。
在分田運動中,當時的黨內有兩種聲音。一種是「對沒收田地猶豫妥協,接受中間階級的意見,不敢積極行動」的意見。
基於這種想法的農民群眾往往不敢接受分給的土地,一些幹部也贊成富農提出的,「以生產資料為分配準則」的分配原則。
另一種則徹底相反,強調「把土地全部沒收,徹底分配。對於所有地主和富農階級全部打擊」的作法。
這兩個作法算是當時的主流意見,兩者之間爭論不休。此時的毛澤東並沒有貿然站在某一方,而是以調查結果為導向,細化了土改政策總結出三條原則。
1936年,毛澤東與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部分幹部在延安合影
1928年冬天,我黨的第一個土地法推出,名為《井岡山土地法》。
在法規中規定,土地分配主要以人口分配為準則,不分男女老少,分配按照勞動力為主,勞動力強的農戶分到的土地數量也將增多。
最後按照鄉一級為主,作為分配土地的反圍。不過第二和第三個原則如果同第一原則發生分歧,則以第一原則為主。
除此以外,對於一些地主階級同時又是工商產業者的,我黨只沒收其地主階級所有的土地,而不涉及他的其他產業。
還有一些受到蒙蔽逃走的群眾,如果願意回鄉務農,黨組織仍然會分給其土地。
這些靈活合理的附加條款,團結了更多的階級和人民,自此根據地的土地改革變得更加受大部分農民的歡迎。
由於土地政策的推行和革命的發展,到了1929年根據地面積已經大幅度擴大,一個新的問題擺在了毛澤東和根據地幹部面前。
對於已經解放的大部分縣城百姓來說,以往在農村土改中積累的經驗已經不能繼續使用,我黨急需推出針對城市民眾的新的治理辦法。
革命形勢的大好,使得黨內出現了以李立三為代表的「立三路線」。
這種聲音強調把土地集中起來,搞大規模集體農場,摒棄土地私有的觀點;對於城鎮的小商人則採取沒收商店,或強行攤派的行為。
這樣的作法缺乏調查和實踐,嚴重損害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只不過是書本內容的粗暴複製而已。
由於我黨內部的分歧,加上當時外部國民黨「圍剿」的猖獗,這個時期對我黨和紅軍產生了巨大的考驗。
為了正本清源,毛主席在1930年走訪了尋烏縣,在當地同各階層百姓進行交談和取證,並召開了十多次調查會議。
他將會議成果編撰為書,這就是著名的《調查工作》,也就是後來人們所熟知的《反對本本主義》。
在這本書的編寫過程中,毛主席親自走訪了尋烏縣的各個行業。對縣內近三千人口,近百家鋪子,數十家商店作了詳盡的考察。
他深刻意識到商業資本在經濟上受到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雙方壓迫,政治上同樣受到地主階級的迫害。
反帝反封建同樣是對其的一種解放,團結他們將成為我黨的重要目標。
在這本著作中,毛主席第一次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論斷,確定了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者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方法。批判了當時在黨的管理和紅軍內部盛行的「教條主義」思想,對於書本知識盲目信任,遇見問題總是「照本宣科」的作法。
這些人雖然讀過綱領,但卻沒有真正的理解「共產主義」的內核。無論在對待實際工作,還是對待上級指示時都只會從書本出發,既沒有自己的理解也不會因地制宜,導致偏離了黨的初衷。
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只有一個,那就是摒棄「本本主義」,以調差研究為主,防止「機會主義」的出現,才能贏得根據地改革的勝利。
毛主席的文章和觀點剛一問世,就給了很多黨內錯誤思想一記當頭棒喝。有越來越多的幹部開始反思,主席的文章也被印發給各級工作人員。
不過這份凝聚了主席心血的作品,卻因為後來的反圍剿和長征遺失了。就連主席自己也沒能留下一份。自此之後,他便總是在心中記掛著這件事,認為實在是很可惜。
但最終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新中國成立後的1960年冬天,主席意外得到了一份《調查工作》小冊子的鉛印版本。
留存下來的珍貴文物
這份珍貴的禮物來自中央檔案館,是一位老黨員賴茂基捐贈給國家的。說起賴茂基得到這本書,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往事。
賴茂基生於1893年,是上杭縣附近鄉村中的農民出身。參加革命以後,為了掩護自己的革命工作,他表面上作為一個小販,暗地裡卻是為黨和紅軍工作的通訊員。
除了運送物資的工作以外,他的家也曾是紅軍的兵工廠。由於往來同志交流頻繁,所以家中留存著很多黨的宣傳材料。
長征開始後,賴茂基留在家鄉繼續革命。偶然的一次機會,他發現了一些重要資料,其中就包括1930版的《調查工作》這本書。
雖然是翻印的版本,可是賴茂基心裡感覺這本書十分重要,將來或許擁有不凡的價值。於是他決心一定要把它留存下來,等到合適的時候在傳續下去。
當時他的家鄉已經被國民黨反動派控制,留著這些資料顯然是一件危險的事。
保險起見賴茂基在自己的卧室牆上鑿開一個洞,把《調查工作》和許多文件都裝在木盒裡藏好,再用磚塊泥土封好。
這件事情從頭到尾,只有賴茂基自己知道,所以這些文件在後來的漫長歲月中都被完好的保存了下來。
195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全國範圍內,發出了徵集革命歷史檔案的通知。
兩年以後,賴茂基老人在一次偶然的機會知道了這件事後,生出了把文件交還國家的想法。此時的老人已是風燭殘年,他不得不叫來兒子刨開牆壁,才讓塵封多年的文件重見天日。
《調查工作》被交給上杭縣委後,第一時間被送到龍岩地委,後又輾轉來到中央檔案館。
經過專家鑒定這本書正是30年前的重要著作,這也難怪主席在見到它時會連連驚呼:「見到這本小冊子,就像見到了我30年未見的兒子。」
並且在1961年,主席對這本書加以改進,賦予了它新生並取名為《反對本本主義》。
在書的序言中,主席還寫下了這樣的文字:
「這是一篇老文章,本來是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的。因為當時沒有用教條主義的名稱,為了便於理解使用了『本本主義』。雖然文章創作的時間已經過去三十年,但看起來在今天仍有一些學習的必要性,以此與各位同志共勉。」
這篇失而復得的「老文章」,後來在新時期新征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不僅是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即使在多年以後的如今,仍然成為我黨「不忘初心,實事求是」的建黨核心中的重要指導原則。
1960年,見證這段歷史的賴茂基老人去世,享年67歲。毛主席為了感謝他,曾派人前往聯繫邀請他到北京做客,卻已經陰陽相隔。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也離開了我們。但他留下的思想、所著文章的價值卻並沒有因為時間流逝而被掩蓋,反而在未來仍將成為迷霧中的燈塔,指引我國人民前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