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宗教有多自由？祆教首領授五品官，摩尼教因回紇請求而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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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帝國的都城長安，總是充滿著來自四面八方、因各種緣由而來的人和文物，因此不論是風景還是人，都給人一種非比尋常的感受。

1、祆教與粟特人

自北朝晚期，西方的宗教已開始傳入中國，在長安城內，「波斯胡寺」、「波斯邸」、「胡祆（xiān）祠」、「祆祠」等建築，櫛比鱗次地聳立在街頭。

「波斯」這個詞是從「Persia」音譯而來的，即現在我們所說的伊朗。由於被稱為「胡」的西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動範圍過於廣大，因此這個詞在狹義上，也可以專門用來指稱粟特人。

從西方而來的外族，帶著宗教進入中國。在宗教自由這件事上，他們並未受到任何限制或障礙。

雖然在北朝的北魏太武帝時期和北周武帝時期，對於佛教有過兩次滅佛，但原因其實是局限在政治、經濟問題上，而非起於種族上的偏見。

在佛教流行的同時，西方的宗教也一併傳入。提出光明和黑暗、善與惡對立等二元性教義的瑣羅亞斯德教（又稱拜火教、祆教）自南北朝晚期傳入中國後，就以伊朗人的居住地「波斯邸」為中心開始向民間傳播。

祆教的神殿從長安西市一帶開始建立，同時也設立了掌管神殿和祭祀、只有外族才能擔任的官職──薩寶府。

薩寶是視正五品（相當於正五品）的官員，除此之外，還有薩寶府祆正、薩寶府祆祝、薩寶府率及薩寶府史等好幾種官職。

這些官職不只出現在唐代，還可以追溯到隋、甚至是北齊時代

不過，相較於之前的朝代，這些官職的官品在唐代不但更高、且所屬官員更加完備，表示外族在唐代更受到重視。

在中國歷史上，很難找到像這樣由外國人專門負責、或是由外國人擔任首長的先例。從這方面來看，我們對於被稱作薩寶的官職、或是薩寶府這類官衙的出現，應該給予相當高的評價。

薩寶原來的意思是商主或是商隊的隊長。唐代的薩寶不只是單純的神官，也就是說，薩寶不只是單純與宗教相關的官職，而是信仰祆教的胡人集團的統率者，同時也可以看到他兼具民事及刑事掌權者的角色，這樣的特色可以說是薩珊王朝的遺風。

自北朝起，直至盛唐為止，政府為了管理粟特人，不管是在都城還是在居住者眾多的各州，都特別設置了薩寶這樣的官職，此事甚至還登錄到了官品令上；在眾多與中國往來的外族當中，這樣的情況確實值得關注。

開元二十五年，若登記為「視品」，就意味著擔任與薩寶有關的職位。

所謂的視品，和皇帝直屬的流內、流外品官有所區別，本來是指王公以下的上級勛官所屬官府的職員，即進入「陪臣」範疇之官吏的品階。

唐初雖然有很多這類的視品，但如《舊唐書·職官志》所記載，漢人陪臣在開元前期已全部廢止，只留下了胡人薩寶。

這雖然是皇帝直屬的官制機構「一元化」下所產生的現象，但在過程中，卻只有外族的薩寶府作為例外而特別保留了下來。這個史無前例的「薩寶府」，其持續存在正呼應了粟特人自北朝橫跨至隋唐，對東西貿易產生的極大貢獻。

正因如此，這個機構才會在大唐帝國的官僚體制中佔據了穩固的位置。到了唐朝後期，隨著海上伊斯蘭商人的來來往往，廣州等地也出現了專門管理外商居留區域的「蕃長」以及「薩寶」。這些和外國或附屬國緊密相連的官職，在中國官僚機構中佔有正式的一席之地；這種特殊官職的出現，正是唐王朝呈現世界帝國特色的典範。

2、景教與大秦

另外，還有一派屬於基督教分支、被稱為聶斯脫留教（又稱景教）的外來宗教。

根據記載，這個宗教是在太宗貞觀九年（六三五年），由大秦國的阿羅本率領傳教團傳入唐朝的。

聶斯脫留教傳入後，又被稱為波斯教或是彌施訶教，玄宗時期確定以中國式的名稱「景教」來稱呼，意思為「如同巨大太陽般的宗教」。

自玄宗天寶四年（七四五年）開始，將過去稱為「波斯寺」的教堂改名為「大秦寺」；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年），在長安義寧坊豎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

義寧坊近似於西域物產的集結地，是中亞與西亞人聚集居住的區域。

自六三五年聶斯脫留教傳入後，至七八一年銘刻碑文為止，這個石碑幾乎是唯一能夠告訴我們基督教在中國的活動狀況的資料，碑文上記載著高宗治世時是景教最為流行的時候，每周都有景教寺院設立，並在朝廷的保護下向全國擴散，甚至到每個城市都設有教會的程度（寺滿百城）。

武后時期，在政治目的下，景教雖然隨著官方提倡佛教而漸漸地萎縮，但玄宗時期又再次達到中興，肅宗、代宗時期也受到了朝廷的保護。

景教將中國傳統的兩家（儒家、道教）與佛教的教理結合在一起，並透過和唐皇室的密切關係來擴張自己的勢力。由於會昌五年（八四五年）武宗對佛教的鎮壓（會昌毀佛），以及隨之而來對所謂「三夷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的打壓，使得景教開始衰退。

也有人主張在打壓當時，大唐帝國至少已有超過四萬名的景教徒。至八世紀末為止留下許多足跡的景教，若不是以大唐帝國的開放性為前提，根本就不可能流行起來。

3、摩尼教與回紇

此外，三世紀初由波斯人摩尼所創立的摩尼教，也是經過了吐火羅，至武后時期才傳入中國。若是從「妄稱佛教」或是「誑惑黎元」的記錄來猜測的話，可以看到摩尼教在傳入中國以後，透過對既存佛教的利用，得到了相當多的信徒，並以獨特的教理和勢力擴張，帶給唐王朝及當時社會很大程度的衝擊，結果傳入後僅三十八年就被禁止。

唐政府對外來宗教展現出如此強烈的反彈態度算是很少見的，有人主張之所以明文禁止摩尼教，乃是因其發展太過快速又過於明目張胆的緣故。

無論如何，開元年間開始的，打壓摩尼教措施雖然實施很久，卻也並非那麼的殘酷，且胡人們信仰摩尼教這件事似乎也沒有遭受太大的壓制。

摩尼教在大唐帝國中後期的國際關係中，與在唐王朝內部興起且佔有巨大比重的回紇勢力有著密切的關聯，換句話說，甚至能用「回紇的盛衰就等於唐朝摩尼教的盛衰」來形容。

唐代宗大曆三年（七六八年），在回紇的請求下，長安城內建立了摩尼教大雲光明寺；憲宗元和二年（八〇七年），又在長江流域一帶的荊州、洪州、揚州、越州及河南府、太原府等地興建了摩尼寺。

我們可以從摩尼教與可汗之間的結合中，找到摩尼教在七六二年如同國教般獲得回紇人崇信的記錄，摩尼教徒（特別是粟特人）與包含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進行貿易，其所獲取的利益又為可汗的經濟基礎起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此外，和八四五年唐朝官方堅決進行的「會昌毀佛」也是在回紇崩潰後發生的一樣，摩尼教遭受鎮壓，也和回紇的衰亡有很深的關聯。

另外，在唐朝鎮壓摩尼教的背後因素中，也有部分是始於摩尼教徒在與唐的絹馬貿易中恣意搜刮的負面行為；然而會昌五年（八四五年）的宗教鎮壓，並不是只針對摩尼教而來，因此摩尼教的衰退不能看成一定與回紇衰退有關，而是當時因為佛教等外來宗教所帶來的經濟性弊端，才出現了排外政策。

佛教傳入中國不是忽然發生的事情，也不能被特別當作外族的宗教，韓愈《諫迎佛骨表》等論說的出現，也是因為宮中投入佛教活動所產生的龐大經濟負擔，導致後續的問題。

如上所述，雖然有些波折，但當時已創立的宗教幾乎全都經由世界各地傳入了大唐帝國。

「會昌毀佛」之前，不只是外國人，就連唐人都可以選擇並信仰任何一種宗教；不只是長安市內，就連地方都市也出現好幾種宗教設施共存的情況。

根據帝王的喜好，大唐帝國的宗教政策雖然略有「先道後佛」或是「先佛後道」等變動，但並沒有過度干涉百姓要選擇信仰哪一種宗教，因為他們保障了信教自由，特別是對於外國人信仰其固有宗教一事，在打壓「三夷教」以前都沒有加以干涉。

大唐帝國在當時被世界各地的人們視為「充滿機會的土地」，如同新羅的六頭品為了要實現他們在故國，無法實踐的夢想而來到唐朝，所謂的「亡命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等受到迫害而被趕出原來的國家後，在大唐帝國的都城長安受到了貴賓級的待遇。

眾所周知，四三一年大公會議時被判決為「異端」的景教徒逃亡到了波斯，在歷經兩百餘年漫長的流浪後，終於安全抵達長安；反觀在大唐帝國外的土地上，宗教紛爭卻是不斷地出現。

在波斯，瑣羅亞斯德教驅逐了景教徒，後來伊斯蘭教又驅逐了瑣羅亞斯德教；但是在長安，這些宗教卻各自相安無事、和平共存，這些「亡命宗教」與佛教、伊斯蘭教一起，和固有的儒家、道教並駕齊驅，這樣的事情若不是在大唐帝國的話，是絕不可能發生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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