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突發的913事件 駐蒙古大使文益做了哪些應對 得到領袖讚揚

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九·一三事件」，已經在歷史長河中漸行漸遠，正在被歷史的煙塵所淹沒。

但當年這起事件在國內外產生的震動和事件的當事人，至今還是人們回憶起來熱議不休的話題。

事件突現於蒙古，最先直接面對它的是當時中國駐蒙古國特命全權大使許文益。

當年，許文益大使54歲。

晚年回憶這段往事，許文益仍是感慨萬千。

他說：「我是1971年8月20日才出任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國大使的。剛剛上任，對工作應該有個熟悉過程。在人生地不熟的情況下，『九·一三事件』發生了。而且，這個事件還是震驚世界的政治事件···。」

雖然剛就任中國駐蒙古大使不到一個月，但許文益已有在歐洲、非洲等國駐在和外交部機關二十多年的外事工作經歷。

他沉著冷靜，妥善地處理了「九·一三事件」突發後，在蒙古面臨的一些棘手問題。因表現出色，受到黨中央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讚揚。

「九·一三事件」的主角，不用說也是誰都知道。

而在飛機墜毀荒漠後，第一個面對他遺體的國人許文益，也是一位四野老兵。

許文益是上海南匯縣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併入黨。解放戰爭時期，在部隊團級指揮員崗位上參加了遼瀋戰役、平津戰役，以及大軍南下等戰役。建國初從部隊轉行外交戰線工作。

他曾歷任新中國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使館第二秘書處秘書長，外交部副司長、司長，中國駐剛果國大使館參贊，駐蒙古國大使。

1971年，無疑是個多事之秋。

這年9月14日上午八點許，蒙古國外交部副部長額爾敦比列格，緊急約見新上任的中國駐蒙古大使許文益。

蒙古國副外長打破外交約見須提前一天或半天通知的慣例，如此倉促提出約見，而且許文益大使到任後還沒來得及拜會這位副部長，這多少令許大使和大使館其他人員感到有些意外。大家猜測，或許是發生了什麼特殊事件。

於是，許文益大使由一名翻譯陪同，及時趕往蒙古國外交部。

見面後，額爾敦比列格副外長先對許大使到任後尚未正式拜會就倉促約見表示歉意。接著便通報說：9月13日凌晨2時許，在蒙古肯特省（省會溫都爾汗）貝爾赫礦區以南10公里處，有中國一架軍用噴氣飛機失事，乘員9人已全部遇難。他就中方軍用飛機深入蒙古領空提出口頭抗議，希望中方做出正式解釋。

最後，額爾敦比列格又表示，現在天氣較暖，遇難者屍體需要按某種方式予以掩埋···。

許文益大使當即表態說：「感謝副外長通知我這件事。正當中蒙兩國關係開始正常化的時候，我國飛機由於某種原因在蒙古領土上失事，這當然是很遺憾的」；「對於副外長提出的口頭抗議，在我未弄清和了解事實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轉告我國政府。」

許大使提出：「我們可以派人去現場勘察嗎?」

對方當即表示允許並讓中方將派去現場的人員和時間儘快告知蒙方，以便安排。

後來有史料披露，在1971年9月13日凌晨2點前夕，蒙古邊防哨兵曾發現一架大飛機沒有燈光、轟鳴著自中國方向飛入境內。蒙古肯特省貝爾赫螢石礦的警衛也發現了這架大飛機。不久還聽見巨響，看見火光。

中國有飛機在境外失事墜毀，不是一般的小事。而且當時中蒙關係剛剛從低谷中緩解，如何應對和處理，這無疑對許文益大使是一次考驗。

事件始終，許文益大使都做出了哪些機智應對？看看他在這起歷史事件中留下的不平凡表現。

第一、飛機失事事件重大，許文益大使果斷決定啟用已塵封兩年的外交長途專線電話向祖國報告。

當時中國駐蒙古大使館與國內的通訊聯繫手段還比較落後，使館沒有專設電台，拍電報要靠蒙古當地郵電局。由於蒙方的郵電設備陳舊失修，時好時壞，加上辦事效率不高，即使拍特急電報，發到北京有時也需要幾個小時時間。

蒙古副外長約見後，我使館工作人員前去當地郵局詢問拍發電報事宜，結果得知，線路又出故障了，發電報要經過莫斯科轉，什麼時間能發到北京不知道···。

聽了如此情況，許文益大使當機立斷，決定啟用封停了兩年之久的中蒙之間專設的長途專線電話。他先用蒙方的國際長途電話線路要通北京外交部，請示同意後，立即啟用了專線電話。終於在14號中午，將蒙古方面提出的中國一架飛機失事消息報告了北京。為上級領導及時掌握信息、把控全局提供了依據。

毛主席和周總理正是通過許文益的報告，及時知道了林彪機毀人亡的結局。

但中央依然決定，在沒有拿到確鑿證據、沒有完全弄清事實真相之前，對內對外都嚴格保密。

第二、許文益帶領相關人員親臨現場查看，並拍下珍貴資料照片。

按照國內反饋的指示精神，許文益大使決定第二天趕赴溫都爾汗墜機現場實地查看。

9月15日下午，溫都爾汗地區氣象條件轉好。許文益帶領使館二秘孫一先等三人帶著應用物品，與蒙古方面的有關人員一道，搭乘蒙古外交部安排的專機，趕赴三百公里外的溫度爾汗。下飛機後又換乘汽車馳行70公里，傍晚時分才抵達現場。

飛機失事墜毀的現場一片狼藉，情景慘烈。

蒙方工作人員和許文益大使都表情嚴肅，邊走邊看，現場的照相機和蒙方的電影攝影機響個不停。

許大使安排孫一先等兩人仔細拍照，他與另一名使館工作人員跟隨蒙方人員在現場勘察。

蒙方一位飛行專家，分析了這架飛機的失事的情景。他認為，飛機迫降時機翼擦地，由於腹部無法接地，飛機又前沖，失去平衡後在地面翻滾約500米遠發生爆炸，機頭和機身猛烈燃燒，最後只剩下燒毀的空殼。

許文益看到，失事飛機機身以南80米處有一個起落架，再往南200米有一個完好的輪胎。機身西北60米處，斜卧著機尾部分，上面的五星紅旗和機號「256」等標記清晰可見。在機身以北至50米處散落著九具屍體，大都仰面朝天，頭部多被燒焦，面部模糊不清，難以辨認。

現場散落的物品和飛機遺骸標誌，都明白無誤地顯示，失事飛機是中國民航256號飛機。

許文益大使後來回憶：「我們對屍體以及散落在四周的手槍、文件等物件一一進行了拍照。地上有一個嵌在塑料夾中的臨時出入證，是空軍大院正門和後門的，編號為0002，沒有貼照片，只寫著：林立果，男，24歲，幹部。」

許文益說：「我當時並不知道林立果是何許人」。只是帶著使館人員一邊拍照，一邊清理遺物，並將死難者遺骸蓋上白布，安置在一邊。

在現場，許文益發現遇難者的鞋子和手錶都不見了，覺得很奇怪。他認為，遇難的9人中不可能誰都不戴手錶。唯一說得通的，就是他們生前自己把手錶摘掉、鞋子脫了，以減輕墜機造成的傷害···。

許文益帶領使館工作人員在現場拍攝的大量照片，包括死者遺骸、飛機損毀部件、散落的文件資料等，最終成了「九·一三事件」的完整證據。

正是他們在現場拍攝的一張照片，詮釋了一個曾引起諸多猜疑的關鍵問題。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因為墜機現場的三叉戟飛機機翼上有一洞孔，國際方面流傳出飛機是被導彈擊落的猜疑。

我國相關部門就此成立了調查組，請空軍著名飛行員王海參與調查。王海通過許文益帶回現場照片發現，機翼上這個洞孔實際是呈單面炸開，而且鋁刺外翻，證明洞孔是因為飛機內部油箱起火爆炸造成的，從而推翻了飛機是被導彈擊落的揣測。

第三、許文益大使及時協調對死者進行了埋葬等初步善後工作。

接下來，就是遇難者遺體的處理問題。

許文益大使當時根本不知道9名死者的真實身份。作為遇難「中國同胞」，無論如何也不能讓他們曝屍荒野。

最初，許大使提出火化，將骨灰送回國內。但蒙古國方面以當地沒有火化習俗為借口，拒絕了中方要求。後來許大使多次與對方交涉無果，無奈同意蒙方提出的就地掩埋安葬。

在許文益安排下，我使館工作人員對9名死者遺骸進行了逐一編號（林彪是5號）。

蒙方安排部隊士兵挖了一個墓葬土坑，在每具屍體旁放置了一口連夜趕製的白茬棺材，蒙古士兵將每具屍體用白布裹身，按我們的編號順序逐一裝殮，然後用汽車拉到挖好的土坑邊，按編號順序由北而南逐一擺放下去。

許大使和蒙方官員率先執杴填土，最後由蒙古士兵完成封埋。

中方建議在墓旁立一塊木牌，上寫「中國民航1971年9月13日遇難九同志之墓，」下屬「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蒙古大使館」。

接著，蒙古士兵又按照許大使等人提出的要求，用汽車把失事飛機進氣口環和環中間的分流錐拉來，放在墳墓頂上作為永久標記。

隨後，許大使帶領使館人員站成一排，懷著難言的心情，畢恭畢敬地三鞠躬，向死難者致哀。

（網路資料圖片）

因為妥善處理了「九·一三事件」，許文益得到了領袖讚許。

幾年後，許文益回到國內，籌建《世界知識》期刊，任出版社社長，1979年又重新進入外交領域工作，擔任中國駐黎巴嫩大使。後期還曾任中越談判中方代表團副團長，中央選拔中青年幹部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落實台屬台胞和起義投誠人員政策領導小組副組長，中蒙友好協會副會長，台灣研究會理事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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