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清華考試出上聯「孫行者」，多數人交白卷，僅一人得了滿分

在閱讀此文之前，麻煩您點擊一下「關注」，既方便您進行討論與分享，又給您帶來不一樣的參與感，感謝您的支持！

前言

1932年的夏天，一直在文學界負有盛名的國學大師陳寅恪，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詰難。

原因竟是陳寅恪，給這年的清華大學新生入學考試，出了一道讓眾人抓耳撓腮的國文題，一道以「孫行者」為上聯的對子。

北平《世界日報》甚至專門在報紙上，開設了一個讀者論壇專區。就連當時的風雲人物胡適，也出來在演講中指責陳寅恪：

「在學生的考試中，用這種『下流』的東西。」

為此，正在修養的陳寅恪不得不從北戴河回來，接受了來自《世界日報》的採訪，向全社會公開解釋自己出這道試題的用意。

看到這裡，想必大家對這道對聯題引起這麼大的爭議，產生了好奇。

國學大師陳寅恪，為何會選擇出一道如此有爭議的考試題？又是哪位考生在這樣一道爭議頗多的題目中脫穎而出呢？他的答案又是什麼呢？

讓我們一起走進文章，來一探究竟吧。

引起眾怒的考試題目

1932年的夏天，正在家中收拾行李的清華大學教授陳寅恪，因一個「不速之客」的到來，打斷了他準備去北戴河修養的計劃。

這個人，就是暫代清華中文系主任的劉文典先生。

去年的這個時間，朱自清先生因為正值休假，便準備到英國遊學一年，於是中文系主任的職務，便落到了劉文典的身上。

劉文典

可這個時候，劉文典來找準備休養的陳寅恪，又有什麼事情呢？

沒打任何招呼，劉文典便急匆匆地走到陳寅恪的房間，語重心長地對他說：

「鶴壽（陳老的字），這次你可得幫我這個忙，不幫你可不許走。」

陳寅恪詢問了一番，這才明白過來，暑假一過馬上就會有新生來報到，劉文典此行，原來是想讓自己幫忙出幾道國文題目，用來檢測這群清華的新生。

陳寅恪想了想，覺得這並不是什麼難事，便爽快地應承了下來。

當時，他先後給清華的入學新生、二三年級的學生和研究生，都準備了不同的試題。

但由於他馬上就要啟程前往北戴河了，所以出題最好還是從自己擅長的著手，而作為國學大師的他，最擅長的便是「對對子」。

除此之外，陳寅恪也確實想藉此試題，考一考這群入學清華的新生國學功底。

於是，他便給入學的新生出了兩道，在他看來比較常規的國文試題，第一道是作文題，題目為《夢遊清華園記》。

第二道是對對子，有兩問分別是「孫行者」和「少小離家老大回」。

然而，讓陳寅恪絕沒想到的是，就是這其中的一道「對對子」試題，讓生性喜靜、深居簡出的他，不得不站出來在報紙上公開回應。

不久後，清華大學迎來了新一批的學生。這群學生大多經歷過新文化運動的洗禮，對西方文化充滿著憧憬與好奇，他們作為中國非常優秀的一批學生，期待著在清華的第一場考試。

1932年7月30日的上午8點左右，近千名的一年級新生，躊躇滿志地踏入考場，但是當考試試捲髮到自己手中時，他們卻一個個的傻了眼。

圖源網路

兩道普通的國文題，第一道考作文，遊覽過清華園的可以寫自己的感受，未曾遊覽過的，可以寫自己的想像。

第二道「對對子」，試卷給出上聯，考生根據平仄虛實的要求完成下聯。

第一道倒是還好，但這第二道的對子題，卻難倒了一大批的學生。

以「孫行者」為上聯，給出下聯，題目只有短短三個字，卻讓一半多的學生交了白卷。

還有一部分學生答得不倫不類，只想著向有「孫行者」的著作中靠，所以答出了「唐三藏」、「豬八戒」這樣啼笑皆非的答案。

考試一結束，大部分考生開始叫苦不迭，沒多久這套試題便傳到了學校以外，一時之間引起了極大的關注和爭議。

清華作為全中國思想最先進的地方，新生考試居然用「對對子」做題目，這難道不是「開倒車」、退步落後、食古不化嗎？

與此同時，判卷的陳寅恪也覺得不可思議，一道常規的「對對子」，「孫行者」三個字，居然一大部分學生都答不上來，一小部分胡編亂造。

作為十分推崇國學的陳寅恪來說，每翻開一張新的試卷，他的心就沉痛了幾分，悲哀之意也湧上心頭。

正當他在心裡哀嘆國學困境時，終於眼前一亮，發現了一個讓他極為滿意的答案。

而這個答案，甚至比他之前預想的參考答案都更完美一些，陳寅恪看到這個答卷人的名字，內心多了幾分對他的讚賞。

不久後，這次清華入學考試的名單公布出來了，更是將原本就爭議不斷地「對對子」題目，再次掀起又一個高潮。

近千名新生參加清華大學的入學考試，最終竟然只錄取了342名學生，要知道在當時，清華入學考試的報名費就有5塊錢，可以抵普通人半個月的飯錢了。

所以敢報名的，一定是對自己的學習成果很有自信的學生，但報名人數和錄取人數的巨大落差，讓他們徹底坐不住了。

一時間，在《世界日報》的讀者論壇專區上，整日都能看到批評陳寅恪和清華的文章。

有一個署名丁零的作者，批評陳寅恪：

「實在太難為學生，先生自己都沒辦法進行評判。」

另一個署名振凱的作者批判更過，通篇以「小子」自稱，大批特批清華的自負和小資、「一個漂亮的麻不不仁的游清華園題目」、「偉大的大學，偉大的自負」、「小子不敢高攀這個學校」。

就連胡適都曾在暑期演講會上，暗諷清華大學入學考試中的國文，難道不應該按照教育部標準進行嗎？教育部要求白話文，出題者卻置之不理。

輿論愈演愈烈，為了防止影響的進一步擴大，陳寅恪不得不親自站出來，接受《世界日報》的採訪，說明了自己的出題用意。

記者在了解之後，報道出「孫行者」試題的最佳答案為，「胡適之」。

那麼，這個「胡適之」到底妙在哪裡？陳寅恪又為什麼寧願接受詰難，也不願放棄「對對子」呢？

陳寅恪的用心良苦

陳寅恪出生於光緒年間的湖南長沙，他的祖父陳寶箴，於光緒二十一年任湖南巡撫。

洋務運動期間，在陳寶箴的支持下，湖南迅速從一個閉塞省會，演變為開礦建廠的先進地方。

但就在陳寅恪8歲時，陳寶箴和兒子陳三立卻因為在湖南率先變法，被清政府永久革職。在這種情況下，陳家一家人只能回到老家江西。

陳三立回到老家之後，不在從官，反而在家裡辦起了學堂，聘請了包括周大烈在內的許多國學大師前來上課，陳寅恪也在這裡學習。

陳三立

同時，陳三立還是非常支持新政的，他在自己創辦的這所學堂支持現代化教育。所以除了四書五經之外，陳寅恪還能學到繪畫、英語等許多新興課程。

在這種環境的影響下，陳寅恪自小便展現出了自己深厚的國學功底，同時對於東西洋文化，也表現出了強烈的興趣。

但正是由於自己變法被黜，陳三立早已看清了朝廷的腐敗不堪，所以他從來不請求兒子陳寅恪要參加科舉、考取功名。相反的，陳三立更支持孩子出國留學。

所以，在陳寅恪12歲那年，父親陳三立便把陳寅恪和他的哥哥送到了日本學習，在這裡他學到了很多先進的西方文化。

3年後也就是1905年，陳寅恪因為腳傷不得已回到上海，在上海復旦公學繼續求學，他由此熟練掌握了法語和德語兩門語言。

5年之後，陳寅恪再次踏上了前往海外的郵輪，這一次他在海外輾轉遊學15年，先後到過德國、瑞士等好幾個國家，掌握了十幾種語言。

在哈佛大學留學的兩年多時間裡，陳寅恪掌握了晦澀難懂的梵文和巴利文，同時也結識了兩位國學大師——吳宓、湯用彤，他們三人因為成績極為優秀，被稱譽為「哈佛三傑」。

陳寅恪兩年多便學完了三年的課程，他認為自己已經掌握得很好，決定不日便啟程到德國柏林大學繼續學習。

這一舉動卻遭到了在哈佛的老師和同學的勸阻，讓他再耐心等待半年，等拿到學位之後再去德國，因為一旦陳寅恪貿然離開，是沒有辦法拿到學位的。

陳寅恪並沒有聽從，他向自己的朋友們解釋到：

「留學就是為了學習知識，既然已經達到目的了，我為什麼要為了一個學位而浪費時間、浪費生命？」

於是，在沒有拿到學位的情況下，陳寅恪便毅然決然前往德國，繼續學習了。

實際上，陳寅恪在國外求學時，從來都是學到知識就離開，不會在虛名上耗費時間。

所以十幾年來，儘管陳寅恪的學習足跡遍布十幾個著名學府，但他從來沒拿到過一個學位。或許在真正的大師面前，學位並不能證明自己的水平。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陳寅恪跑到德國繼續學習，攻讀的卻是東方古文字學。

在一個西方國家學習東方的學問，這和國內革舊習新的學習風氣完全不同，最開始也讓陳寅恪感覺十分驚訝。

但漸漸地，陳寅恪才認識到，和國家地位不同的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非常高。

所以很多國外的學者甚至會潛心研究幾十年，只為了學習這千年積蓄下來的深厚文化的皮毛。

在德國這幾年的求學經歷，讓陳寅恪明白了一個道理：

對於中國學術，絕對不應該採取完全打倒的態度，即「吸收外來之學說，不忘民族之地位」。

1925年，陳寅恪學成歸國。恰逢當時，清華大學做出了一件與時興相悖的大事——設立國學研究院」，成立目的就是為中國培養國學人才。

這看上去，似乎與當時國內學習西方的風潮大相徑庭，實則不然，因為當時的清華大學並不是現在享譽中外的教育殿堂，只是政府成立的一個留美預備學校。

1908年，美國將侵華戰爭中清政府賠償的部分錢款退還給了，要求清廷用來發展教育，建設一所精英大學。

同時，因為美國是資金提供方，所以在無形之中，可以對清華的辦學和治理髮揮影響。

所以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學生本來就是要在吸收西學之後，加以建設自己的文化，創辦國學院也無可厚非。

同年，陳寅恪被邀請到清華擔任國學研究院的導師，與他同一職位的另外三人全都是響噹噹的國學大人物。

一位是戊戌變法的發起人之一梁啟超，一位是開創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形式的王國維，另一位則是陳寅恪的哈佛校友趙元任。

當時，國內經過幾場新文學相關的運動的滌盪，舊學的生存環境是非常惡劣的，主張新式學風的學者大多都是留過洋的，他們急於清除傳統對國人的影響。

而從國外留學歸來，又強調國學文法重要性的陳寅恪，顯然便成了一個「異類」。

早在1920年1月，教育部就曾下令，「凡國民學校年級國文課教育，統一運用語體文（即白話文）。」

一時間，全國各地的小學一二年級的國文，都改成了白話文。

不久後，「九一八事變」的風波還未過去，日軍又進攻了上海、侵佔了東北。

當時的政府緊急召開國難會議，陳寅恪在內的五個清華教授親自列名，這次甚為激烈的國難，讓一向心緒寧靜的陳寅恪都無法再冷靜下來。

作為一個文弱的書生，他沒辦法到前線扛槍作戰，亡國滅種的威脅就在眼前，可陳寅恪似乎根本做不了什麼，但他並不甘心。

那時，作為留美預備學校的清華，一直強調「學問獨立」。

這種想法成為了時興的潮流，陳寅恪心中清楚，這在提示著我們，中國的文化傳統在無聲地消逝。

在亡國危險迫近的眼前，國性卻在被無形中改寫，這是陳寅恪不能接受的事情，他想著必須要做些什麼了。

最好的著手點便是清華這個地方，清華學子作為中國人中最優秀的那一批，陳寅恪期待著清華學子能夠擔起這樣的責任，中國的學術獨立已經蓄勢待發了。

劉文典

恰好，劉文典給了陳寅恪這樣一個機會——給入學新生命題。就這樣，一向退居之外的陳寅恪，堅定地走上了這次的風口浪尖上。

最滿意的答案

在陳寅恪看來，國文考試考的就是學生對中國文字特點的認識，和對國文知識的儲備。

而「對對子」，才是最能表現中國文字特點、考查學生基礎知識的一種方法。

在1932年清華這場入學考試中，所出的對子一考詞類，二考四聲，三考閱讀，四考思想。

在收到答卷之前，陳寅恪就自定了兩個答案：「祖沖之」和「王引之」。

但當他看到「胡適之」這個答案後，卻突然意識到，另外兩個答案也不過如此。

那為什麼會說下聯為「胡適之」，才是最完美的答案呢？我們可以從陳寅恪要求的四個標準上來分析。

第一點是關於詞類。它的意思是說，對子的各個字詞之間，必須是同樣詞性的詞，比如動詞對動詞、虛字對虛字等。

「孫」作為姓氏，與「胡」對應剛好；「行」作為動詞，可以與取到達之義的「適」對應；「者」作為虛字，正好和「之」相對應。

從這一層面上看，「祖沖之」和「王引之」也可以對應，說明詞類並不是區分的關鍵點。

第二點是關於四聲。「孫行者」的四聲為平平仄，所以下聯的四聲應該是仄仄平。

根據第一字可平可仄的規律，「胡適之」和「王引之」都是平仄平，是符合的，「祖沖之」是仄平平，並不符合。

到此，「祖沖之」這個答案就被排除，只剩下「胡適之」和「王引之」。

第三點就是關於閱讀，考察的是學生的詩書詞文，了解古今中外的學者及著作。在這一點上，「王引之」和「胡適之」都很合適。

王引之作為清代著名學者，胡適之是當時最時髦的風雲人物，都符合對學生閱讀的要求。

最後一點是思想，也就是說對子不僅要符合字面上的虛實平仄，在內涵上也必須對工，同時還要有「言外之意」的思想境界。

在這一點上，「王引之」遠遠不如「胡適之」更加巧妙。

首先， 「行」和「適」在內涵上就相稱，一個是前往，一個是到達，而「引」並不對應。

其次，便是「孫」和「胡」，「胡孫」可以諧音取為「猢猻」，而「孫行者」的名字本身就是取自於「猢猻」之意，不可謂不巧妙。

綜上來看，只有「胡適之」，才是最符合陳寅恪要求的答案。

看到這個答案之後，陳寅恪非常驚喜，他認為這比自己想出來的兩個答案要好得多，甚至當即表示周祖謨這個人，清華可以隨便上。

只是可惜，最終周祖謨未能在陳寅恪的名下學習。

但是每當提起這件趣事時，陳寅恪都會津津樂道。

一直到1965年，已經70多歲的陳寅恪，仍對「胡適之」這個答案印象深刻，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

「雖然『祖沖之』中的『祖』和『孫』也能對應，但是我覺得，它始終都比不過『胡適之』。」

脫穎而出的周祖謨

這個在1932年清華入學考試中，唯一一個拿到「對對子」滿分的學生，便是周祖謨。

他順利考上了清華的英文系和北大的中文系，但因為學費的原因，周祖謨最終選擇了北大的中文系。

作為中國語言學界的巨匠，他曾經著寫過《問學集》、《唐五代韻書集存》等多部文學巨著。

單是《問學集》這一本書，就涵蓋了500多個歷史人物和600多種文獻，可見周祖謨的文學造詣之高。

對於這些著作，如果不是專門研究這些的人，或許會對周祖謨比較陌生，但若是提起一個書，你一定不會感到晦澀。

這本書就是家喻戶曉的《新華字典》，大家從小都會自帶一本字典，但你知道嗎，這本字典的書寫就與周祖謨先生息息相關。

早在抗戰剛剛勝利的時候，周祖謨就曾經與《新華字典》的編撰人魏建功提起過:

「現在戰亂終於結束，孩子們的教育不能放鬆，中小學生需要一本新型的字典。」

魏建功另外找來了三個朋友，經過一番商討，這五人便組成了一隻簡易的編纂小隊。這次的編寫，打破了原來的字典編寫慣例。

以前的《康熙字典》中，文字的順序都是按照部首進行排列，但在後來的這次編寫中，五人決定用音序進行排列。

除此之外，五個人在新字典的編寫中，還決定了很多新的事項，比如對於文字的釋義，要用語體，並且還要配上例句；一句話的開頭第一個字要用楷體，還要附上插圖等等。

這些規則都可以在之後的《新華字典》中有所體現。由於這本字典是由周、魏五個人一起參加編寫的，所以他們便起了一個時興的名字，叫「伍記小字典」。

但之後由於種種原因，「伍記小字典」並沒能編寫下去，一直到新中國成立後，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聖陶先生親自邀請魏建功，想讓他編寫《新華字典》的初稿。

於是，魏建功便按照之前「伍記小字典」的編寫規則，寫完了《新華字典》的初稿。

可以說，在一定意義上，周祖謨雖然沒有親自參與《新華字典》的編寫，卻也是它的奠基人之一。

在談到這件事的時候，周祖謨也顯得非常的自豪，他常常說:

「在看到《新華字典》時，我常常會想起當年深夜裡，我們五個人一起研究編寫條例時的場景。」

結語

一場爭議巨大的「對對子」風波，卻給中國文學史上，帶來了全新的血液。

「對對子」這個被批判為落後代表、封建糟粕的文學形式，真的就一無是處嗎？其實顯而易見的，並不是這樣的。

在漫漫的歷史長河中，中國文化一直在指引著我們前行，近代後基於形勢的變化，有一些文化形式已經不適合現實情況，被拋棄是毫無疑問的。

但我們仍需要明白，舊的文化，並不完全等同於錯誤的、落後的文化，「沉舟側畔千帆過」，焉知舊文化中，沒有我們需要汲取營養的部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