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中的盧慶貽老人。記者 范遠志 攝
抗戰前的岳屏山,上面的「江西會館」毀於衡陽會戰。
抗日戰爭前的衡陽城。
衡陽步行街中央銀行舊址,盧慶貽在此發出「最後一電」。
睡在難民營的孩子。
被戰火損毀的「小上海」。
68年前的夏天,衡陽城裡的生死之戰震驚中外。6月15日,本報與王選女士、央視《我的抗戰》劇組等,陪楊光榮、盧慶貽兩位抗戰老兵赴衡陽祭奠先烈,圓了他們的夢。(見本報6月17日《68年後衡陽抗戰老兵重回烽火現場》)
7月2日到3日,都市周末記者再赴湘潭採訪盧慶貽老人。據衡陽學者肖培統計,湖南省內親歷衡陽會戰的抗戰老兵,目前只剩下十幾位。84歲老人盧慶貽的講述,彌足珍貴。
更多衡陽會戰的細節,已由親歷者書寫並留存。 1946年,參與衡陽會戰的蔣洪熙回憶撰寫了《血淚憶衡陽》。書稿於2005年由其外孫盧華磊整理出版,2012年6月再版。6月15日,盧華磊也與本報記者共赴衡陽參加活動。而這位年輕人與書稿的故事,同樣珍貴。
壹 小兵:「平時我最愛看古典小說,也看張恨水」
從長沙燈籠街到衡陽北門軍營
小時候我住在長沙燈籠街,文夕大火後我們整個家族慢慢遷往湘潭。我父親在我幾歲時離家去了陝西,就再也沒有回來,我一直跟母親生活。十四歲那年,母親也去世了,我成了孤兒。這一年,我剛剛高小畢業。
我到長沙投奔伯父。這時,恰好守長沙城的方先覺開辦報務員速成班,我報名成為方軍長手下發報班裡的一名小兵。雖然當兵辛苦、偶爾還有餓肚子的時候,但這裡好像是我的第二個家。
第二年,我隨軍參加了常德會戰。大戰結束後,第10軍調往衡陽休整。1944年6月1日,我們乘火車到達衡山站,當天下午就行軍到衡陽,我駐紮的軍營在北門外面。
衡陽會戰之前是「小上海」
那時衡陽城是國內第二大工業城市,被喊作「小上海」。我到達時,衡陽街頭還完全維持了正常生活秩序。雖然日本飛機不停發動空襲,但商店的店堂還全都敞亮豪華,賣的東西花樣也多,市面很繁榮。城內的車子白天開到郊外防空,下午就返城開店,一直到午夜,有些店子還通宵營業,有點「不夜城」的味道。街上有許多穿著時髦的女子,好像還有穿旗袍的,我太小,沒敢細看。
我們只有周末可以自由活動,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會和師兄們一起去看電影。有一部外國電影我很喜歡,叫《舐犢情深》,是講母子情的,讓我想起媽媽。喜歡看電影的衡陽老百姓也很多。
業餘生活:喜歡看小說,但還得學英語
不過,平時我最喜歡的事還是看書,特別是古典小說,《西遊記》、《三國演義》都看過好幾遍。我還喜歡張恨水的小說。一放假我就去逛書店,開始是買,後來日本人圍城後,群眾慢慢疏散走了,我就隔三差五跑去直接拿書。
業餘時間我還得補習英語,我文化基礎很不好,發報必須懂一些英文單詞。當時有個老鄉叫李鎮湘,很照顧我,像大哥一樣。每回兩個人都有空的時候,他就來教我英語。1948年我們一起到廣州,我當修理機器的技佐,他在通訊連當連長,後來聽說部隊要開去台灣,我就跟另一個同鄉宋定國回了湘潭,當時我苦勸李鎮湘和我一起回家,他還是跟部隊走了,不知道現在還活著沒有?
貳 守城:「我這條命就是方先覺的那個協議里出來的」
端午節,我躲在小金庫里發電報
1944年端午節是6月25日,天很熱。國民黨幾乎不過節的,但是還是發了點肉吃。雖然已經圍城了,衡陽城裡倒還是一片過節的氣氛,賣粽子、艾葉、菖蒲、白芷的都有,衡陽人也是歡天喜地,看著他們我很想家。
衡陽會戰開始以後,日本人的炮每天都是直來橫打,橫來直打,衡陽百姓的房屋打得八九不離十,再加上飛機轟炸,最後整個衡陽城燒得沒有民房了。
這種情況下,我們發報站隨軍部移到了衡陽城中的中央銀行。中央銀行前面是營業廳,一個門面深、一個門面高。後面是金庫,只有6平方米,頭上四周都是鋼板,就算炮彈真的落在上面,也不會傷人,可以說萬無一失。我們的電台就在這裡面,衡陽城與重慶、與友軍聯繫全得靠它,這裡除了我還有其他報務員和站長,一共是5個人。中央銀行上面伸出一截3米高、T字型的天線接收信號。電台只有15瓦的電力,比現在的電燈泡還小,發報都要通過芷江空軍電台中轉才能到達重慶。
金庫後面是地下室,方軍長和其他高級將領一般待在那裡,地下室是中央銀行本來就有的。當時衡陽大多數建築都有地下室,躲空襲警報用的。
方軍長一直對我很和氣
方先覺這個人對所有官兵都要求嚴格,他自己更是一員猛將,原來是預10師師長,第3次長沙會戰的時候,成功地守住了長沙的妙高峰。我們報務員天天都可以看到他,但都不怕他,尤其是我年紀最小,方軍長一直對我很和氣。但是對自己面前的連長、團長,他卻幾乎沒有一點笑色,講的話一是一、二是二,講出來就要作數,部下沒有不遵守他命令的。如果哪個做得不好,他就處分哪個,但從不開口罵人。
日本人打著赤膊,全身只兜一條白布
日本人打仗的時候有一種武士道精神,不怕死。當時我沒拿過槍,也沒在戰場上正面碰過他們。不過剛開戰的時候,我經常跑到中央銀行三樓,用望遠鏡望戰場第一線的五桂嶺,親眼看著日本人一個個打著赤膊,全身只兜一條白布,端著槍就往山上衝鋒。
不過這已經嚇不倒第10軍,經過長沙會戰,我們都知道日本兵這一套。而且已經有了一套方法:看不見不打,沒到警戒線不打,打不死不打。當時第10軍主要來自國民黨第3師的,從一九二幾年北伐起就是一支很有信仰的部隊。打仗是將領不怕死,士兵就不怕死,這是傳統來的。第3師的工兵也很厲害,修出的工事當時就被喊作「方先覺壕」。日本人都覺得精妙絕倫。
最後一天,我拍出衡陽城「最後一電」
方軍長和第10軍守到第47天,衡陽城內已經剩下不到兩千人,另外還有六千傷員和一些百姓,可以講沒有任何抵抗能力。城外的友軍倒是有一萬七,但是日軍有十幾萬,他們一直打不進來。
8月7日下午3點,司令部的參謀拿著電文到金庫交代我說:「你把這個電報發出去以後,就把電台破壞」。電文都是密碼,我並不知道這就是衡陽城的「最後一電」。這封電報發出去後,我們幾個人自己決定:不遵守命令,留下電台,我們還想聽一聽會不會有友軍的消息。但之後,從前每天都聯絡的友軍74軍、62軍再也沒有消息。我是在脫險之後,看到同事留給我的9號重慶《中央日報》,才知道方先覺「最後一電」的具體內容。
那時,所有的武裝兵都已經派出去了,方軍長身邊一個兵都沒有。他與日本人達成了不殺俘虜、救治傷兵的停戰協議,我這條命就是方先覺的那個協議里出來的。
叄 戰後:「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模一樣,也很狼狽」
日本兵管我們,日本憲兵管他們
日本兵舉著太陽旗子從衡陽城北門進城的時候,我正在中央銀行門口。城裡已經沒有百姓,也看不到幫我們挖戰壕、搬擔架的民兵,滿街都是穿軍裝的人。日本兵一來就要求我們所有人集合,當時軍部只剩方軍長的幾個副官、一些文職人員、通訊兵、參謀和雜兵,高級將領都不在,被關到其他地方去了。
日本兵都背著槍和刺刀,不過也並沒有舉起來指向任何人,因為我們沒參加巷戰的士兵都沒有武器。日本的士兵好像也要歸日本憲兵管,他們穿的衣服不同。
看起來日本人和中國人一模一樣,幾十天日晒夜露的血戰以後,他們身上的衣服也很臟,看上去和我們一樣狼狽。我們馬上被帶到一座衡陽的天主教教堂關起來,全城還有好幾個俘虜營。
其實日本人倒是不凶,但你的一舉一動都要被他們管著,說不能亂走就不能亂走,大小便都要打報告,教堂門口還有機關槍把守。日本人講話,我們聽不懂,但有中國漢奸代為翻譯。
打死了兩個日本兵,終於逃出衡陽城
我在教堂只待了五六天。當時正好是「扮禾」(收谷)的時候,日本兵看我年紀小、脾氣好,就選了我去搜糧食,和我一起被挑出來的還有20來個人。
我們跟著日本兵出了城門,沿著軍路(大路)往零陵方向一路向西。他們要吃飯,我們就割稻子,自己也吃一點;他們想吃點魚啊肉,就指使我們搶老百姓的東西。我們這二十幾個人,互相不能打講(說話),但是我們都有一個默契:一等日本人鬆懈,我們就要逃出去。
大路兩邊都是山區,非常高。白天有中國飛機轟炸,走不了,只能晚上走。有天吃過早飯,大隊日本人都在休息,又要我們去山上搶老百姓的穀子,並派了兩個日本兵跟著我們二十幾個人,到山下日本兵分出一個與另外兩個他們比較信任的中國俘虜兵留守,再讓另一個跟著我們上山,一到山上我們就把他打死了。山下的兩個中國兵也以二敵一,用步槍擊斃了日本兵。我們一起往山裡逃走了。
當時山區有中國的游擊隊,日本人怕被伏擊,不敢離開軍路,也就沒有追上來。當時我已經身無分文,方軍長之前發的獎金全被日本人沒收了,衣服只有身上的一套,之前收集的很多小說全留在了軍營里。但是這一路上,只要有人家,只要說我們是守衡陽城的,老百姓就會很熱情地拿出食物給我們,連肉都有。
幾天後,我們終於逃出衡陽城到達武岡,當時王耀武的第74軍就在那裡。
採訪手記
「中國有幾個方先覺?每個人都應該欽佩他!」
盧爹一點都看不出有八十四歲了。每次下車我下意識想扶他,他總擺著手說不用不用。他走路穩穩噹噹,「我們種莊稼的人,就是身體還可以」。那天,他準備到抗日紀念碑前獻花,許多志願者爭著去扶,他卻很安靜地讓他們「架著」,什麼也沒說,更沒做那個擺手的動作。
我幾乎沒見過他太明顯的情緒,總是淡淡的。只在別人聽不懂他的湘潭話時,才費力地提高聲調。這一點,他與另一位老兵楊光榮老人恰成對照。
比如兩人並排坐著接受獻花合影時,閃光燈下,楊老腰挺得筆直,微微發紅的臉上帶著笑意;瘦小的盧爹卻是一副在家裡看電視的樣子。後來,正式祭奠陣亡戰友,楊老念著祭文,淚水止不住地往下掉;站在他後面的盧爹卻只是垂手立著。過後,我問他聽清楚楊老邯鄲口音濃重的祭文沒有,他輕輕一笑,「當然聽懂了,他寫得真好,到底是黃埔高材生,我非常感動」。
盧爹有一個習慣動作:每次被問到不著邊際的問題,會身子往後一仰,嘴裡念叨,「那哦四(方言:怎麼)可能咯」。但接著他還是平心靜氣作出解釋。採訪的人來了一撥又一撥,「您當時看到方先覺沒?」「最後一電是怎麼發的?」……同樣的問題我都聽得心煩起來,盧爹卻還是每次都從頭開始講,且內容、聲調沒有任何變化,直到被另一個人的另一問題打斷為止。
盧爹家住湘潭市姜畲鎮。他的黃黑色平房縮在一片廣大的青色稻田之間,我提著東西,只敢緊盯著腳下的路。「明年這裡就修通啦!」因為太害怕掉到水裡,我沒聽出他這句話是高興還是歉意。剛拐過最後一個彎,盧娭毑已經在屋前的小平地上招呼:「老倌子你就回來啦!」——我確信這是欣喜的聲音。同時冒出來的還有幾隻雞和一條狗,盧爹高大的兒子也走了出來。
在鄉間乾淨的空氣里呼吸,我突然想起盧爹念念不忘的那位老鄉,「不知道他跑去台灣幹什麼,回家多好」。經歷了九死一生的青少年時代,做一個大地間普通的農民,就是他下意識追求的平和與幸福?可惜我無從揣測。
不過,回來之前,在中央銀行舊址門口,被問到方先覺是不是一個好將軍時,盧爹突然大聲說道:「中國有幾個方先覺?每個人都應該欽佩他!」這是我貼身採訪了他兩天,唯一一次看到他激動起來的時候。
■文/實習生 王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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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洪熙與《血淚憶衡陽》
蔣洪熙, 江西泗陽人。1940年參加抗戰,隸屬國民革命軍第十軍,歷經第三次長沙會戰,常德會戰和衡陽會戰。1944年衡陽一役後,重傷右腿,終生殘疾。1946年,回憶撰寫《血淚憶衡陽》,以紀念那些「長官、同事、尤其我那些忠貞的勇敢的子弟般使我永遠不能忘卻的部下」。1989年在河南去世。2005年,蔣洪熙的外孫盧華磊開始整理書稿並出版。2007年,中國細菌戰受害者訴訟原告團團長王選將此書翻譯成英文,並與盧華磊合作共同完成圖書《1944衡陽會戰親歷記》,於2012年6月出版。
6月29日(第7天)
22:30,日軍陣地響起軍號、海螺、牛角、瓷瓶胡笳、銅鑼、大鼓、牛吼、馬叫、喊殺聲。火球、火把照耀如白晝,一群牛馬、頭角綁有利刃,渾身燃火,後面跟著紅髮、身著古怪服裝,打扮成妖魔,向陣地撲來,陣地被踩毀,一片混亂。
7月1日(第9天)
夜,日軍在湘江東岸的丁家碼頭、王家碼頭、粵漢碼頭集中兵夫高聲吵鬧,並將木鍋蓋、桌子等上邊放上蠟燭,由湘江上游放下,造成強行渡江的假象,我軍打了一夜才知道上當。過了幾天,日軍又將許多狗和牛放入江中,我軍聽到划水聲,以為這次是真的是敵人渡江,又火力掃射,天明後我軍下游守軍將動物屍體撈上來統統吃掉。
7月18日(第26天)
入夜,明月當空,軍長(方先覺)和幕僚在中央銀行平台上賞月,唱《清風寨》一曲。江東岸日軍打了好幾槍過來。
8月2日(第41天)
深夜,1營3連1排2班班上(李)帶領幾個士兵,下河網魚,被日軍發現,誤為要渡河,幾十隻手電筒直照河面,步、機槍一起射擊,班長和1名士兵中彈身亡。倖存的扛了血淋淋的魚回來,號啕大哭。
8月7日(第46天)
防守大西門的28團團長(曾京)看到敵人快攻到軍部,帶領幾十個弟兄去救援軍長(方先覺),請求軍長由他們保護突出重圍。遭到軍長斥責:「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陣地,趕快回去。」
「我的親人啊!」
我剛看到它時,它還是破破爛爛、紙張發黃的殘稿。裝訂在一側的藍色棉線已經脫落崩斷時刻有散夥的危險。母親帶了老花鏡讓我幫忙穿針走線,認認真真地又「線裝」了一次,這次是白色的棉線,和原來的藍色棉線相交互映,反而給這個小冊子增色不少。
那是2005年的夏天,傍晚的小鄉村,夕陽西下,炊煙裊裊,我躺在自家的平房頂上看書,前幾天看了路遙的《人生》,現在又看《血淚憶衡陽》,看完後淚流滿面,不自覺地握著拳頭狠砸在屋頂沉痛地呻吟著,喊道:「我的親人啊!」
被書稿感動的我立刻去鄰村的舅舅家借了電腦開始整理,那個夏天我和母親一邊推敲那些潦草的字句,一邊流著淚打鍵盤。 (摘自王選、盧華磊:《1944衡陽會戰親歷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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