丸山真男｜日本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

作者｜丸山真男（1914-1996）

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學者，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對日本的民族主義進行考察具有特殊的困難性。這來源於日本的民族主義那種極為獨特的發展形態。如果再往深層追究，最終可歸結到日本跨入近代國家行列時其自身發展的特異性上面。人們很難在世界史上給它定位。事實上，政治家們以及學者專家們對過去、今日、未來日本的政治、社會進化的方向及形態尚未確立一個清晰的認識也說明了這種困難。這絕不是光憑日本的思想意識形態對立範圍太寬這一問題就能解決的。作為其證據我們可以看到，甚至連按照最明確的世界觀及理論制定了戰略戰術的日本共產黨，內部對於天皇制帝國主義的歷史規律或農村的階級關係等根本問題，不也存在著重大的意見分歧嗎？自展開批判國際共..情報局以來，屢次論爭中，最關鍵的問題正是日共再三暴露了他們對日本革命的形式缺乏統一把握。這絕不只是該黨的事情，而是其中還潛藏著更深刻的問題。上面已提及的我國思想意識形態的分歧性、多樣性反過來也正是因為日本在世界史上地位尚還混沌導致的結果。日本的民族主義問題的複雜性歸根到底也是由此產生的。

在把握日本的民族主義時正面遭遇的困難，暫且可歸結為其構成內容與它隨時間發生波動的特性這兩點（兩者間當然也有相互關係）。在第一點即構成內容上面，由於首先受社會組織、政治構造乃至文化形態的制約，日本的民族主義一方面有別於歐洲的古典民族主義，在該種意義上它便具有亞洲型民族主義的共性；但同時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與中國、印度、東南亞式民族主義截然不同的特異性質，不妨說它具有可視為歐洲民族主義之變種形態的一面；由此便形成了它的複雜性。第二點即隨時間發生波動的特性則指什麼呢？這是說由於1945年8月15日這一引人注目的高潮點前後的舞台及背景的變換過於劇烈，使我們對問題的一貫連續的考察變得極為麻煩。由此又產生出日本民族主義今後的特性與其他遠東諸國之間的微妙的關聯。今日亞洲的民族主義動向，尤其在朝鮮事件以來，可以說已成為全世界最注目的焦點。朝、中以及東南亞的民族運動作為巨大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發展。那裡不光投人了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大賭注，即人們需要面對一個迫在眉睫的選擇，而且無論選擇哪個方向（戰爭還是和平），20世紀後半期的世界政治恐怕都會以亞洲的民族主義興起為主軸進行運轉。

那時候，日本的民族主義會具有何種內容和方向將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某種意義上，從8月15日的高潮點開始，日本的民族主義便擔負了同那些很早就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其他遠東地區的民族主義大致相同的課題。「民族獨立」至少在表面上成為包括自由黨等在內的所有政黨共有的標語，這正反映了上述新事態被多少具有政治自覺性的國民本能地直覺到了。但是，世界其他國家姑且不論，即便在日本內部，人們把日本今後的民族主義與其他遠東各地的民族主義一概而論時尚見躊躇，這是為何呢？自然是因為日本在8月15日之前是用「極端」一詞來形容的最高程度的民族主義而後又一下子跌人了慘淡可憐的結局。

在亞洲各國中，日本是唯一在民族主義上已經失去處女性的國家。在其他的遠東地區，民族主義還朝氣蓬勃精力旺盛，內部包孕著青年期偉大的混沌性；與此相對，唯獨日本早早完成了其勃興一爛熟一沒落的周期。歷史上既然不存在完全的斷絕，那麼我們便無法拋開先前的民族主義來思考其今後的發展。新的民族主義總是會帶有自身的過去的印跡，不管它是作為舊民族主義的逆反產生的，還是與之妥協後或者作為它的再生髮展起來的。而且無論它以上述哪種形態出現，大而言之在世界格局上，小而言之在遠東形勢上其結果將發生顯著變化。如此，由於在極端民族主義這一已知數與今後亞洲民族主義的共性這一未知數間具有很多可能的結合方式，所以只能說我們現在想要一眼縱覽其前景還很困難。

因此，我將在下面給問題做出限定，首先把材料選在明治維新以後，抓住日本的民族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幾點特性加以關注，並把它們作為考察今後發展形態的最初線索。這些特性在精神構造方面對戰前戰後的關係產生有重要意義。當然論述也僅僅是極為粗線條的概觀而已。

近代日本的民族主義究其發生，自不待言當歸於幕末歐洲勢力的衝擊。這種情況在遠東各地區是大致相同的。在這樣的產生狀況下，不僅形成了與西歐特質相異的各種各樣的民族主義胚胎，而且對該衝擊做出的反應方式的不同，使日本面臨了一個與其他遠東各國，特別與中國明顯有別的歷史課題。

歐洲在近代民族國家生成之前已經擁有一個普遍主義。最初是羅馬帝國建立了這一基礎，後來由以羅馬天主教會與神聖羅馬帝國為象徵的歐洲共同體繼承下來了。始自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近世民族國家的發展正是這個本為一體的世界內部發生的多元分裂。因此，可以說民族主義意識到勃興，自從一開始便是以國際的社會意識為後台背景的。主權國家的爭鬥即該國際社會的獨立成員之間的爭鬥，這是不言自明的前提；正因於此，格勞修斯以來，戰爭便逐漸在國際法體系中佔據了重要地位。盧梭說：「歐洲諸國在相互之間結成了一個無形的國家」；芬乃倫說：「彼此相鄰且結成了商業關係的所有國家是一個大團體，它們形成一種共同體。比如，形成了一種出於基督教影響從而具有共同利益、普遍恐怖意識和警惕心的共和國。」這些話語正指出了歐洲分裂為若干主權國家以後其普遍主義傳統還連綿相承的特點。那麼，所謂的亞洲世界又如何呢？關於「東洋」是否存在的爭論已是眾所周知，且不管它的結果如何，印度、中國、日本這三個在歷史與傳統上分別擁有高度自足性的文化圈則是並立存在的；而且也不管它們之間有過如何各種各樣的交往關係，它們沒有構成歐洲式的共同體或一個國際社會則是相當明白的事實。不僅如此，甚至不如說對於這些程度不同的閉鎖世界，是「國際社會」抱成一團強迫其「開國」的。換句話說，東洋諸國並非在國際社會的內部自我覺醒的，而不妨說它們是在「國際社會」的武力或武力威脅之下——被強迫拉入的。

於是，東方各國樸素的民族感情到處首先表現為對外來歐洲勢力壓迫的反抗。在中國和日本最敏感地意識到這一點的都是舊國家的特權統治階層。他們的「民族意識」所帶有的最明顯的特徵，是要防衛傳統政治即社會體制免遭歐洲基督教和產業主義的浸潤。（這與歐洲正好形成對照，因為在歐洲作為舊統治階級的貴族恰恰是世界主義的，而新興的資產階級相反是民族主義運動的主力軍。）我們如果姑且把該種第一階段的民族主義與近代民族主義相區別，稱之為「前期」民族主義，那麼它的典型表現就是「攘夷」思想。這種攘夷思想究竟有何特徵？

當我們討論清末和幕末的攘夷現象時便會發現以下幾點共性格外突出。第一點，它的產生與統治階級要求維持其特權身份的慾望是分不開的。因此其中的國民連帶意識稀薄，反之毋寧說它對佔了國民多數黨庶民採取的排斥疏遠，甚至敵視的態度，幕末水戶學之類的文獻中就經常出現「奸民狡夷」的說法。也就是說，這一稱呼本身便表現了統治者猜疑恐懼百姓民眾私通敵方的心理。在此，重要的一點是「奸民」被視作了與「狡夷」有相同性質的問題。第二，「攘夷」中不存在國際關係上的對等意識，相反由於人們是以國內階級統治的視角來看待國際關係的，因此從一開始那便是二者擇一的問題，即不是自己政府吞併對方就是被對方擊敗控制。像這樣，從更高的層次上約束國際關係的規範意識一旦稀薄，那麼昨日基於權力關係存在的消極防衛意識到了明天就會立刻轉化成無限制的擴張主義。在那裡，面對全然未知事物時的原始恐懼感和妄自尊大相交織的特殊複雜心理自然會成為支配力量。當然以上只是極為一般化的說法，具體到個別國家時還會有種種微妙的差別，而且它們又是與大多數民族主義的非理性源泉，即自民族中心主義多少有相通之處的因素。但是同最初便發自一個共同規範意識的歐洲民族主義相比，東洋各國的民族主義要達到合理性，尤其要到到與國際主義保持基本平衡，必須克服十分巨大的困難。在其中，有一點是無可否定的，即像上述各國民族主義產生條件的不同發揮了相當的作用。

不過，擔任前期民族主義主力軍的就特權階層，實際上在直面正視歐洲世界在產業、技術及軍備上的壓倒優勢之後，已經被迫認識到：就是為了達到防禦新世界保衛舊世界的目的，他們也必須採用「敵人」的文明來武裝自己。可實際上那裡潛含著一個異常困難的問題。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儘管事實上統治階級如果不吸收歐洲文明已經難以維持其原來的世界，可是一旦全面吸收，其結果便是舊體制的各奔變革，從而招致他們自身權力的喪失。想從這種矛盾中解脫出來的方法只有一個，即對歐洲文明的引進吸收只限於產業、技術、軍備等所謂的「物質文明」，而對於基督教、個人主義、自由民主主義等思想政治原理方面的各種滲透，則要遏制到最低程度。這種區分對待，若用古風來形容，便是橋本左內所謂的「取彼器械藝術，存我仁義忠孝」，或者佐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此處藝術自然是指技術之意）。然而即便在這樣的區分對待裡面也顯而易見存在著不易解決的問題。這是因為，所謂的物質文明並非輕易地能夠同孕育了它的近代精神相分離的，更何況就算實現了分離，而想要阻止物質生活環境的近代化對思想意識產生反作用也是困難之極的。中日在歷史的命運道路上的分歧，以及因此形成的兩國民族主義發展形態上的巨大差異，正是源自於兩國的舊統治階級針對那一段歷史的考驗所做出的不同反應。

無論中國還是日本，統計階級中的相對進步分子們為「區分對待」所做的奮力嘗試，都是在「富國強兵」的口號之下進行的。而且，在日本，正如眾所周知明治維新促使自上而下的革命成功，無論如何總算建立了東方第一個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它不但頂回了歐洲勢力的浸潤，而且還以令世人震驚的速度發展起來，並躋身於帝國主義列強之伍。然而在中國，自曾國藩等人的「洋務」運動至康有為的「維新變法」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近代化嘗試，最終都屈服在清朝內部的強大保守面前，從而導致了中國在19世紀後半期被帝國主義列強集中蠶食瓜分，陷入半殖民地，或者如孫文所言的「次殖民地」的悲慘境地。當然，圍繞中國與日本的這種命運差異還可以列舉出其他各種各樣的影響因素，如兩國的地理位置，「開國」時間的早晚，舊社會解體過程中的相異，統治階級的不同歷史性格等等。不過在此，這些成因論並不是主要問題，重要之處在於，這些出發點的相異最終給兩國的民族主義打上了幾乎完全相反的印記，並且還給今日的局勢帶來關鍵的影響。

這也就是說，由於未能通過改組統治階層的內部結構以實現近代化，中國於是便受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列強勢力的長期深入的滲透，但是這反過來又不容分辯地給反抗帝國主義統治的民族主義運動布置了一項從各奔上變革舊社會及舊的政治體制的任務。舊的社會統治階層為避免滅亡，必然會或多或少地與外國帝國主義相勾結，走上所謂的「買辦化」道路，所以他們當中不可能興起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獨立運動。舊統治機構與帝國主義的媾和往往會不可避免地引起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的結合。在此恐怕沒有必要追溯從孫文開始經過蔣直到毛的一系列革命過程。不過，這種民族主義與革命的內在結合在今日的中國自然顯得最為典型，而其實它也出現在印度、法屬印度支那、馬來、印度尼西亞、朝鮮等除了日本以外的亞洲民族主義當中，可以說構成了這些國家的民族主義多少相通的歷史特質。

只是唯有遠東的日本帝國走了與此相反的道路。在那裡，打倒德川政治體制掌握了統一國家權力的「維新」政權自身就是舊統治階級的組成分子，他們的慾望只不過是一味專心於要把日本的地位提高到「與萬國對峙」「同海外諸國相併列」，從而迅速地瓦解了國內多方的封建勢力，而把它們統一在天皇的權威之下。正是他們及其巧妙地一邊實施上述的「區分對待」，一邊實現「富國強兵」政策的。在此基礎上取得的近代化成功的確是相當驚人的。就這樣，日本不但在保全主權獨立的同時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員，而且在開國半個世紀後便已取得「列強」的地位。

然而與此同時，由於近代化是從屬於「富國強兵」這一至上目的，並且是以驚人速度得以實現的，因此正如眾所周知的那樣，日本社會的各個領域中都產生了傾斜或者不平衡。並且日本的民族主義思想及運動在其初期還曾顯現出要糾正這種傾向的動向，後來漸漸放棄了嘗試，原因上儘管有種種不同，但根本意義都在於為了日本向帝國方向發展的正當化。因此，它非但不會與社會革命從內部相結合，而且正如從玄洋社——黑龍會——大日本生產黨這一系列發展經過所示，對於革命——甚至不妨說對於革命的潛在可能性，它在某些時候進行直接鎮壓，而其他時候又是中發揮著革命力量轉換器的作用。而在另一方面，日本的民族主義對於西歐的古典民族主義那種與人民主權或者一般資產階級民主的諸原則相結合的「美滿婚姻史」也了解甚少。不如說它是一邊聽憑上述的「前期」民族主義的諸特性濃厚地殘留著，一邊便同近代民族主義發展到末期的變質形態，即帝國主義，一拍即合地勾結上了。這樣，日本的民族主義從早期開始就同國民解放的原理訣別了，並且反過來還常以國家統一之名牽制後者。這種情況還使得這個國家的「民主主義」運動或者工人運動中關於「民族意識」「愛國心」等問題的嚴肅討論長期弛懈，甚至將它們視作挑戰性的世界主義的潮流。此外，它還導致了統治階層或反動分子壟斷民族主義的各種象徵的惡性循環。

日本的民族主義早早地放棄了國民解放的任務，並把國民主義上升為國家主義，甚至極端國家主義，但是這不只是制約了狹義的民主主義和工人運動的活動方式，而且還是一個深關國民精神構造的問題。也就是說，人們都知道日本的近代化過程因為上述「區分對待」的成功運用發展得十分迅速，於是令國民大眾的一般基礎生活的近代化無論在速度上還是還是程度上都顯得明顯落後，但是這又給民族主義的思想構造乃至意識內容打上了決定性的烙印。頂端經常競爭於世界最先進行列，底邊則被傳統方式頑固地佔據著，這種不平衡的日本社會的構造規律也貫穿於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自身當中。日本帝國驚人的飛躍發展因其內部包含著不易解決的矛盾從而為其同樣驚人的急速沒落做了準備，而簡直與此同步一致的是，在世界上名噪一時的日本民族主義因其放棄與民主化的合作，表面上顯得十分強勁有力，實際上最終那將是它最難以克服的弱點。曾經那樣名噪世界的日本人的愛國意識到了戰後迅速地從表面上消失了。正當鄰近的東亞各民族紛紛迸發其奔騰的民族熱情時，日本國民們則相反顯露出病懨懨的娼妓根性或者一味追求露骨的個人主義，以致令激進陣營和保守主義的道學家雙方都灰心喪氣。導致這一態勢的秘密實際上早已紮根於戰前民族主義的構造之中。下面就來概觀一下其主要的因素。

首先第一點必須指出的是，在日本的民族主義精神構造中，國家多傾向於表現為個人自我埋沒的第一群體（家庭和部落）的直接延長，愛國熱情特別體現為一種熱愛環境的鄉土感情。這本來是一切民族主義的起源，即「部落主義」的共同要素。但到了近代民族主義，尤其像被稱作「法蘭西革命之子」（喬治·皮博迪·古奇語）的愛國熱情絕不是對環境的單純的情緒依存，它正如厄內斯特·勒男的名言「國民的存在是每天的一般投票」所表徵的那樣，是伴隨著高度自發性和主體性的。這才是民族主義與人民主權原理相結合後得到的最寶貴的歷史收穫。（所以在日本主導明治初期自由民權運動的民族主義上也表現出了這一側面，儘管很不徹底。）由於日本的維新改革是那樣的形式，所以明治政府的指導者不可能依存民眾間自發成長的能動的國民連帶意識，但是他們從不斷的對外危機感中認識到喚起民眾愛國心的急迫性，故必然會通過國家教育來自上而下地完成這個課題。該過程的有組織實行是到了文部大臣森有禮之後，那是日本的「近代化」已經在對自由民權運動的殘酷鎮壓基礎上不斷向前推進了。因此，對第一群體的非合理性的熱愛，特別是那種傳統的、封建的乃至家長制式的忠誠被大大地動員起來並集中到作為國家統一具體象徵的天皇身上國家意識就是這樣得到一味灌輸的。在這裡，諸如「忠君愛國」觀念（忠君為愛國之前提）、以天皇為國民總本家的家族國家觀等等大概已無須重複了。對於這樣的思想教育，親歷了明治時代的知識分子當中就有不少人指出如今的人們過於誇大其效果，他們認為，像那種「國體」教育的貫徹是最近的極端民族主義階段才有的現象，明治時代要遠遠顯得自由，更有「啟蒙」特徵。

可是這樣一來，論者們對於前面提到的頂端與底邊不均衡問題的看法反過來說豈不有過於縮小的傾向么？自然，在論者自身所屬的知識層中間，國體思想的浸透的確並非那樣徹底。這正與沙皇俄國時期的知識分子相同，他們的知識教養中西歐式部分佔著壓倒多數。然而生息在陰暗窒悶的社會底邊上的庶民大眾——儘管福澤堅定決心要把「讓全體人民心中存在國家的思想」作為畢生的課題，結果還是原理「國家觀念」的大眾——則正是通過這樣的「義務」國體教育，兼備了對國家的忠誠精神和最小限度上必須的產業及軍事技術知識，成長為佛蘭斯·哈爾斯所謂的「魔術實踐與科學實踐」兼備的一代帝國臣民。而且就是這樣，高效促成的國家意識在連續相繼的對外戰勝和帝國膨脹下不斷地得到加強。實為自我情感投射的日本帝國的這種膨脹自然地作為自我的擴張得到狂熱的支持，而市民自由的狹隘和經濟生活的窘迫所產生的失意則不妨視為國家對外發展過程中的心理代價。不斷鼓吹著對外危機感——而正好19世紀末以來的帝國主義時代為其提供了合適的土壤——統治階層運用史上少見的巧妙的國家術數，成功地動員了本國國民的感情，對社會分裂的一切苗頭都防遏在未然之中。以至於外國幾乎所有的日本研究著書的第一頁中都要對「日本國民的團結精神」大書特書一番。

但是，即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不能忘記看看獎牌的背面。首先要清楚國家意識並非對傳統社會意識的克服，其通過有組織的動員得到灌輸之後的結果，正如經常被指出的那樣，即生成了大量忠實而卑屈的僕從，他們只會萬事託付給「上級」，至於方向選擇便完全依賴權威的決斷，由此可見作為政治責任主體的近代公民並沒有產生。其次，家族及鄉黨意識我行我素，並未延長到國家意識上，相反有不少場合它那佔山為王劃地稱大的根性蔓延開來，難免會破壞國民的連帶性，於是家族主義便成為「國策實行」的桎梏。

眾所周知，徵兵制實施後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為尊重家族制度實行了長男不入伍的方針，這後來就被下面反其道而用，出現了次子以下的男丁入嗣他家以逃避徵兵的傾向。晶子的《君請勿死》一首詩，與其說是語言意義上的反戰詩，毋寧說是對第一群體的執著愛情的樸素表現，是國民感情「公然秘密」的大膽表明，正因如此它才給人巨大的震撼。還有蘇峰在「大正青年與帝國前途」中指出的「我國民之愛國心是一旦危機時的愛國心，而非行往坐卧間之常物」也並不稀奇了。這可以說是國家意識不存在於市民生活之內，而是在其外部表現為自我感情的投射或補償的當然結果。日本民族主義「前期」特徵中的這一負面，在不久前就是到了要全面推進戰爭的階段，甚至要求國民生活實行全面組織化時，與那些叫囂式口號成反比地暴露出來了。人們只要想想疏散計劃的強制實施、勞動力徵用配製以及工業生產力的擴充正是由於家族主義「農本思想」或「愛鄉意識」的存在從而遭到多麼頑固的心理抗拒就足矣。

在從前的東條輔佐選舉之際，由大政輔佐會巡演於各地的活劇中再三地重複強調了「要堅決廢除投關係票、人情票的惡弊，從國家公眾的立場出發選擇候選者」為宗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居然與近代選舉的精神是相通的。這些都是因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階層不注重民族主義的合理化，相反卻熱衷於利用民族主義的非合理起源，於是不久之後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們在情況發展至國家總動員階段才注意到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高昂代價，然而為時已晚。

—End—

本文編選自《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注釋從略。

收錄於合集

#民族主義26個

#丸山真男3個

#人類災難4個

#開放社會61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