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專家在華待遇有多好？3部分薪酬相加，最低也比司局級幹部高

2022年07月16日06:30:03 歷史 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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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聯專家援華期間，中國政府和人民非常感激蘇聯專家的真誠幫助和重大貢獻，並且給他們提供了超出雙方政府間協定的優厚待遇和工作條件。

中國為聘請蘇聯專家所需的支出分為三個部分：

專家本人的在華工資，專家在華工作和生活的補貼費用，以及為彌補專家原單位損失而付給蘇聯政府的補償金。

儘管在有關蘇聯專家待遇的協定中確定的原則是專家工薪水平與中國同等人員保持一致，但從實際情況看，中國政府規定的蘇聯專家在華工資從一開始就普遍高於中方同等人員的工資。

1、蘇聯專家在華工資

據1952年2月18日陳雲、薄一波、李富春關於臨時來華蘇聯專家工薪標準問題給周恩來的報告所說，在中國長期工作的蘇聯專家，其工薪待遇按照協定與中國當地相當職務和能力的專家現行工薪一致，但實際上支付給他們的工薪是高於國內標準的。

除了按現在專家的標準向蘇聯政府支付補償金外，報告人根據長期在華工作蘇聯專家的工資標準制定了臨時性技術援助專家的工薪，並按照當時計算工資的工作分值，將其工薪標準分為七級：

一級設計總工師，2900分；二級設計組負責人，2800分；三級設計組工程師，2600分；四級主任工程師，2300分；五級工程師，2000分；六級主任工程師，1600分；七級技術員，1500分。

作為對比，這裡舉出1954年6月25日政務院頒發的中國各級行政幹部和工程技術人員的工資標準（包括補貼在內）：

國家主席、副主席4280分，政務院總理、副總理3580分，部長級平均1852.5分，司局長級最高1470分；一級工程師最高1360分，一般技術員最高560分。

按分值標準計算，蘇聯專家的平均工資水平（約2243分）遠高於中國部長的平均分值，而蘇聯最低級技術員的工資水平（1500分）則超過了中國一級工程師和司局長的最高分值。

實際情況也確實如此，據筆者了解，公安部總顧問伊萬諾夫的工資就比羅瑞卿部長的工資高。

這裡還必須考慮到以下兩個因素，即1956年工資改革後全國工資水平平均增長了39%，而蘇聯專家的工資分值1954年1月從原來的每分人民幣1200元（舊幣）提高到1400元，即提高了16.67%。那麼取同一時間（1954～1955年）工資水平比較，則中國同等人員的工資就明顯大大低於蘇聯專家的工資水平了。

另一個參考數據也可以證明上述結論：1955年底國務院規定，編製在華蘇聯專家工資預算的標準按每位專家（限顧問和教師）每月平均350元計算。

根據蘇聯專家克洛奇科本人的回憶，1950年代中期，大多數在中國的蘇聯專家月工資為520～540元。克洛奇科來中國前是蘇聯科學院化學研究所實驗室主任，每月工資5000盧布（相當於熟練工人工資的5倍），到中國後這筆工資照發，每月還能在中國領到530元人民幣。

而對於專家的實際開銷來說，這筆工資更是中國科技人員無法相比的。克洛奇科自己的經驗是，這530元工資的開銷，大約110元買食品，60～70元買衣服，30元用於洗衣、訂閱報紙、購買書刊和其他花銷，每月大約還剩300元。

2、蘇聯專家在華的補貼

中國政府為蘇聯專家支付的第二筆費用，即中國人員（高級幹部除外）的工資一般包含了個人的所有開銷，而蘇聯專家的工資中尚未包括一些日常生活費用，這些開支都是由中方另行負擔的。

例如，根據1950年10月25日關於蘇聯專家派遣到中國擔負技術援助之付款條件協定的補充規定，在中國工作的蘇聯顧問、教授和技術援助專家均應繳納房間清潔費與卧具費。但1953年10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秘書廳通知：專家住宿房間的清潔費及卧具費一律停收。

雖然1956年1月又決定恢復對房間清潔和卧具收取費用，不過一年以後國務院再次通知：關於向蘇聯專家收取房間清潔費和卧具費的規定，由於各地的具體情況不同，一些在執行中感到有許多困難，因此至今尚未實行。

同時對蘇聯以外其他國家專家，事實上也沒有收取此項費用。

此外，有些蘇聯專家由於攜帶眷屬較多，收取這項費用就增加了他們的負擔。為了在這個問題上統一對待外國專家，現在規定，從1957年2月起對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專家，一律免收房間清潔費和卧具費。

此外，1953年10月23日政務院還規定：

經有關機構批准在中國境內休假或避暑的專家，其往返一次的車船費由政府開支，不向專家本人收費（但專家眷屬或專家個人周末臨時到避暑地休假或探親者其車船費用由本人自付）。

另規定：

除專家出差的交通費和醫藥費（包括住院費及住院期間伙食費）仍按實報銷外，將專家的出差費（包括途中伙食補助費及住勤費）由原定每人每天人民幣3萬元改為4萬元，專家回國時贈送紀念品的開支標準由過去規定的總值不超過人民幣20萬元的限額提高為80萬元。歡送專家宴會的開支標準，也較以前有所提高。

1955年9月12日國務院又專門對醫療費和鑲牙費問題發出補充通知：

「一、專家或專家眷屬門診醫療醫藥費由我方支付。二、專家或專家眷屬住院期間的住院費、醫療與醫藥費由我方支付，飲食費用由本人自付。三、專家或專家眷屬鑲牙的醫藥費和手術費由我方支付，鑲牙的材料費由本人自付。」

1955年12月國務院通知，因過去蘇聯專家經費預算標準偏高，故需進行調整。調整後的日常費用標準平均每位專家每天規定為：

招待費（節日宴會費、禮品和紀念品費等）0.5元，文娛費（書報購置和文娛、體育所需費用）0.25元，住宿費（租金、傢具、房屋修繕、煤火費、水電費、衛生雜品費和服務人員工資）13.5元，交通費（油料消耗、汽車維修、司機工資及管理費用）7.5元。此外還有由財政部統一支付的專家醫療費和警衛費用等。

如此算下來，這筆費用（每人每月超過652.5元）大約相當於專家平均工資的兩倍。況且，實際開銷往往是難以計算的。仍以公安部為例，那裡共有蘇聯專家30多人，每人配備一部專車，一個翻譯。所有專家都住在原恭王府院內，每人一棟單獨住宅，有四五個警衛日夜守衛。

3、給蘇聯政府的補償金

中方為專家支出的第三筆費用是給蘇聯政府的補償金。

1950年協定規定補償金為每人每月1500～3000盧布，1957年12月28日雙方政府簽訂了關於互派專家的新協定，其中對於雙方派遣專家規定了對等的條件，並詳細規定了補償金的標準，拉開了支付標準的檔次，即諮詢專家2400盧布，總工程師2200盧布，主任工程師2000盧布，工程師1700盧布，技師和工長1300盧布，熟練工人900盧布。

考慮到為蘇聯提供技術援助和其他服務的中國人員大大少於蘇聯來華的專家，應該說這一協定主要還是為蘇聯專家制定的。從總體上看，新協定降低了補償金的標準。

上述情況表明，蘇聯專家來華工作的收入是豐厚的。據接受凱佩爾教授採訪的專家本人反映，儘管很多人最初來到這個陌生的國度時有些不情願，甚至是迫於政治壓力，但幾乎沒有人在以後的日子裡對此感到後悔。原因之一就是中國政府對他們在華的工作給予了很好的補償，有些人得到的實際報酬是其平常在蘇聯工資的5倍。

4、給蘇聯專家的工資開高了嗎？

如果說蘇聯專家的待遇優厚、工資偏高就是不符合平等的原則，不免有些言過其實，也不盡合理。

首先，從客觀上講，無論付出怎樣的代價，大批專家來華最終受益的是中國。毛澤東在與尤金談話時承認，學習蘇聯，聘請蘇聯專家，首先還是對受援國有利。

其次，對於到蘇聯學習和培訓的中方人員，蘇聯實行的也是優惠政策。根據1951年12月6日關於中國公民在蘇聯進行生產技術實踐的條件的協定，中方只需向蘇聯支付講課費和指導者工資的10%～20%。

根據1952年9月1日關於中國公民在蘇聯高等學校學習的協定，中方僅需向蘇聯政府支付書本費、公用事業費和助學金的50%。

最後，按蘇方的計算，蘇聯收取的費用大大低於各種科學技術援助的國際價格水平，中國支付援華蘇聯專家的補償金只是國際標準的1/4～1/3，而支付培訓中方人員的費用則只是國際標準的1/6。

此外，蘇聯還向中國無償提供了大量科技文件和圖紙（中方只需支付複印費）。

僅從1954年10月簽訂《中蘇科學技術合作協定》至1959年初，蘇聯便無償地轉交給中國1100套工業企業及其他建設項目的設計資料，3500套製造各種機器設備的圖紙，950套技術資料和2950個專題的各種技術說明書。

蘇聯方面給予的大量優惠政策，無疑減少了相當一部分中國經濟建設的開支，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償了在專家方面的開支。所以，在討論這個問題時，研究者不能只是盯住單方面的開支上。

儘管如此，對於貧窮落後的新中國來說，聘請蘇聯專家的開支還是一個沉重的負擔。直到1955年，蘇聯專家的一切費用，中國方面都是用貸款支付的。

據1951～1955年對蘇非貿易外匯收支計算表，僅付給蘇聯政府的行政顧問和專家費（即補償金）一項開支，1951年為5604萬盧布，1952年為4069萬盧布，1953年為3260萬盧布，1954年為3295萬盧布，1955年為4912萬盧布，合計21140萬盧布。

中國在軍事顧問和專家方面的開支也不在少數，如付給蘇聯政府的補償金一項，僅國防部系統專家1953年下半年費用及蘇聯內務部系統專家1953年全年費用就有984萬盧布。

目前尚未找到綜合數字，但僅按這兩項統計估算，中國到1955年支付的專家補償金已超過2.2億盧布，與中國首次向蘇聯貸款總共12億盧布的數字相比，這筆費用的確是驚人的。

5、中國政府對待聘請蘇聯專家的態度

況且，這裡還未計算支付給專家的工資和生活補貼費。因此，政務院總理周恩來從一開始就強調盡量少聘請蘇聯專家。1950年4月，哈爾濱工業大學因學生與科系都增加了，擬再聘請35位蘇聯教授來華工作。

劉少奇在請示報告上批示：「太多了，付不起安家費」。幾天後，周恩來又批示：「原則以少而精與必要為好」。後來與蘇聯大使和總顧問商議，確定為10人。

1951年1月7日周恩來致電主政新疆的王震和賽福鼎，並告各大行政區和中央財經委：

「凡我們自己能夠找到的專門技術人員就不要再從蘇聯請人來」。

18日就蘇聯在大連的企業移交中國後蘇方人員的留用和薪俸等問題，周恩來又致電高崗轉旅大市委書記歐陽欽、市長韓光：「你們應將必須聘請的人數減至最低限度」。

正是由於不堪重負，即使在某些極其需要蘇聯幫助的經濟部門，對於聘請蘇聯專家的數量也是反覆核算，考慮再三。

1955年8月12日，國家計委黨組和地質部黨組聯合向中共中央提交了一份《關於提請蘇聯政府對我國地質工作進行技術援助的報告》，報告首先說明，同中國目前的建設規模和工業發展速度相比較，地質工作已經落後，不僅勘探出來的礦種很少，而且開採量的增長亦不能適應工業發展的需要。

但是在涉及聘請蘇聯專家問題時，卻不得不進行多次研究。

地質部最初擬定的專家人數為383人，國務院認為人數過多，經李富春兩次指示，削減為208人，又經地質部首席顧問庫索奇金和蘇聯代總顧問普希金研究後，擬定為177人。

但李富春還是要求再做慎重考慮，於是計委副主任張璽及彭濤、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與普希金一起又進行了研究，最後才確認這個數字是適宜的。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批准了該報告。

6、蘇聯在華專家的其他待遇

為豐富專家的文娛生活，外國專家局經常放映電影，舉辦各種演出和聯歡會。當時全國進口了兩部最好的電影設備，其中一部就安放在友誼賓館。1958年周恩來還親自安排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到友誼賓館，為專家演出《貴妃醉酒》。

中國政府還注意到，與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不同，蘇聯專家對於工作之餘的度假和旅遊十分在意。為了滿足蘇聯專家到海濱度假的願望，國務院外國專家局同意了蘇方建議，將1957年暑期各地在中國境內休假的蘇聯專家及其家屬，原則上集中在北戴河及青島兩地度假，往返費用由聘請單位負擔。北戴河及青島的專家休養所由外專局和當地人民委員會籌辦並管理。

為減少休假專家長途跋涉，1958年夏天又對蘇聯專家在中國境內休假採取分區集中的辦法，開設了北戴河海濱專家休養所、廬山交際處招待所和青島療養院三處休假場所，並劃分了休假區域和分期時間。

在醫療方面，1954年12月國務院通知，各單位負責人須探望本單位患病住院的專家並派翻譯人員前往照料。

後來又因蘇聯專家對看病時沒有固定醫生的狀況有意見，要求各醫療單位為專家及其家屬治病時，「儘可能固定大夫，負責治療到底」。

對於在野外工作的專家，中國政府也給予特別關照。

1957年2月外國專家局專門就伙食補貼問題發出通知，強調外國專家在野外工作期間，各聘請部門應當供應大體上相當於北京國際飯店標準的西餐伙食，並保證對專家所需要的日用必需品（如紙、煙、毛巾、肥皂等）的供應，並按照附近大、中城市通行市價予以出售，其差價由聘請部門予以補貼。

作為通知的附件，還專門列出了北京國際飯店外國專家每人每日西餐主要原料的用量標準：

凈肉1斤，蔬菜2～3斤，黃油1/8磅，菜油2.5兩，牛奶1磅，雞蛋4個，白面1斤。

有意思的是，對於蘇聯專家飲酒這樣的細節，中國政府也做出了專門規定。蘇聯人好酒，為此出了不少事情。如在烏魯木齊，蘇聯國家空軍的空中攝影考察組專家索科洛夫喝得酩酊大醉，在醫院裡大鬧，毆打自己的同事，還有少數專家因飲酒過度造成人身事故。

蘇共二十一大提出關於禁止酗酒的問題，蘇方專家組織也要求平時不要向專家供應烈性酒。為此，1959年7月外國專家局特別要求：平時組織專家舞會和野遊時，一般不必供應酒類。如專家堅持要求，則可供應一些啤酒和葡萄酒；餐廳小賣部平時可供應啤酒和葡萄酒，不應賣烈性酒，只在重大節日，可採取少量定量供應的辦法；舉行宴會時可少量供給烈性酒。

並且要求各地招待單位就此問題與當地外國專家負責人妥善商議，取得他們的同意、協助和支持。

甚至對專家的喪事，國務院也有明確規定：

各省、市專家招待委員會和專家所在工作單位會同其他有關單位組織治喪委員會，並指派負責幹部前往專家逝世地點，協助料理善後事宜；聘請部門應派負責同志至大使館或領事館弔唁；舉行適當儀式的追悼會；慰問已故專家親屬或商請外交部發唁電；對已故專家屍體的處理（火葬、土葬或運回本國），依其家屬或駐華使館意見辦理；對已故專家親屬給予撫恤金。